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上）哀悼杜心源同志，安法孝

进勇

写在前边的话

　　杜秀文是杜心源伯伯的么女儿，我们既是血脉相连的山西二代，亦是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份情谊格外深厚。

　　2018年3月7日，她将一本《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赠予我。这本书字字镌刻着杜老的生平事迹，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于我而言意义非凡。

　　自收到书那日起，我便萌生了将其制作成美篇的念头，盼着能让更多人读到这些文字，触摸那段被时光珍藏的历史。可世事繁杂，终日忙碌，这份心愿竟一拖再拖，转眼已近八个春秋。

　　好在，好文章从不怕晚。无论时隔多久，只要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字被看见、被品读，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岁月里的坚守与奉献，便不算辜负。

　　从今日起，我将每日分享一篇书中内容，与你一同走进杜老的故事，回望那段难忘的历史。

上卷

心中的丰碑·缅怀篇

　　这部分收集了先后发表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以及编辑出版本书时所征集的深切缅怀心源同志的文章诗词共四十九篇。

　　回忆者们以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个个亲历片断，为我们再现了一位信仰坚定、作风民主、工作勤奋、业绩彰显、为官清廉、待人厚道的公仆形象。

哀悼杜心源同志

安法孝

　　心源同志逝世了，他摆脱了多种疾病的折磨，安息了！他不知疲倦地、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将近六十年，现在永远休息了！

　　对杜老逝世，凡是知道他的人，没有不悲痛的。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和衷心爱戴的忠厚长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逝世前两个月，在医院中，还约我开春陪他去东北参观。1985年11月初，山西省派人来川征集晋绥边区教育史资料，原在晋绥边区从事教育工作的三十多位同志，为提供史料，好不容易聚集一堂，大家都希望在他健康情况允许的时候与他合影留念，他答应了；山西编写晋绥边区教育史的一位同志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创办的平民学校的学生，请求在他健康情况好转后，帮助他撰写回忆录，他也答应了。谁知他竟一病不起，这些都成为不可弥补的憾事了！现代医学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我们这些后死者未能保护他多活若干年。现在奉献给他的也只能是沉痛的悼念和继续向他学习了。

　　我认识心源同志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我在晋南临汾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有一天，一群对抗日政见不完全一致的学员发生争执，几乎要动手了，突然一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出来劝解，讲了一番话，争论就平息了。有人向我介绍：他就是杜心源，太原市有名的左翼教师。十多天后，我到二战区“动委会”总会工作。得知总会宣传部长将由心源同志担任，大家殷切地等待他来主持工作。大约是因为民大工作离不开，他始终未到职。民大是我党通过“牺盟会”总会掌握的干部学校，心源同志在民大担任政治处主任，发展了很多党员，为山西各个根据地和新军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1939年夏，由于叛徒告密，他被阎锡山撤职，随即到二战区行政人员训练班任教，坚持做地下工作。直到同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共反新军的“晋西事变”，他才率领一批民大革命师生和其他进步人士，奔赴延安，以后由党中央派到晋绥边区工作。从1940年下半年起迄今的四十多年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他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工作，深深尊崇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

20世纪50年代，安法孝(右)与杜心源合影。

　　在晋绥边区的干部中，心源同志的学生很多，他们都以当过心源同志的学生为荣幸。人们传诵着他的革命斗争历史。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心源同志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地下活动。北师大党的外围组织“教职员联合会”为贫苦学生办的中华中学，他是创办人和兼课教师之一。同时他还在北师大另一所平民学校任教。他和其他北师大党员学生，利用同乡关系，陆续给山西省几个中等学校介绍进步教师，为这些中学，特别是为太原成成中学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1933年秋，他毕业后到成成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在太原的几个中学和师范校兼课。他和党员校长、教师和进步教职员一起，几次击退了反动分子图谋夺取成成中学领导权的企图，从而使成成中学基本为我党所掌握，成为太原市地下党的个坚强据点。1933年底，一位党员教师被捕，心源同志受牵连，跑到北平躲避，他和另一个党员趁此机会推荐在北平不能立足的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林枫同志接替他在学校的课程，隐蔽在学校。心源同志的堂兄当时是阎锡山的警卫旅长，由于心源同志的影响和工作，政治上比较开明，在白色恐怖的紧急状态中，通风报信，掩护了心源同志和其他党员教职员(此人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升为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2年与阎锡山决裂。20世纪50年代任四川省政府参事，以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对在太原不能立足的进步学生，杜心源等同志即以成成中学名义，介绍他们到省内中小学教书，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距阎锡山祖籍河边村仅几里路的五台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是心源同志介绍的几个党员学生前去建立的。

　　1937年春，彭真同志回山西开展工作，以上海《申报》驻晋记者名义，住在成成中学。“七七”事变后，北方局迁到太原，刘少奇、林枫等北方局领导同志、山西工委领导同志都住在成成中学，以教职员为掩护，开展工作，在校还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这都受到心源同志和学校党员校长及其他党员教师的保护。心源同志逝世前一个月，青海省一位领导同志来川探望他后，谈到此事时还说：“杜老对党是立了大功的。”

　　1937年9月，日军逼近太原，成成中学迁移到附近的清源县。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和战地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长程子华同志支持下，经周恩来同志同意，组成了当时名震中外的“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心源同志是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担任政治教官为准备参加抗日游击战，心源同志和另一位党员教师还到八路军办的游击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

　　太原失守后，游击队转移到“动委会”总会驻地离石，改为其武装部领导下的游击第四支队。心源同志被党组织派到民大做培养干部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成成师生抗日游击队转战晋西北，1938年秋挺进大青山，与八路军李(井泉)支队配合，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对日作战中，游击队的大批战士壮烈牺牲，这批烈士很多是心源同志亲自教过的学生。当这支游击队从清源开往离石途中，暂驻交城县沙沟村，附近驻有从太原溃退下来的傅作义所属的两个营，被阎锡山手下一个自封师长的反动军官收编，改为两个团。这个反动师长命令这两个团突然将游击队包围，想吃掉游击队。经过谈判，游击队派心源同志和另外几个党员教员各带十几名战士(学生)分别到这两个团做政治工作。心源同志向所在团的团长做思想工作，晓以大义，把这个人争取过来了，还与他结为“拜把兄弟”。这个团长还动员另一个团摆脱了反动师长的控制，一起随师生游击队开到离石。当时动委会考虑到和傅作义的统战关系，说服这两个团(营)仍归傅军建制。当“动委会”武装部欢送他们离开时，这两个团长依依不舍，挥泪告别。心源同志争取这两个团的工作是很成功、很漂亮的，也是立了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竟被黑白颠倒了，在成都及北京批斗心源同志和游击队其他领导人时，被造谣污蔑为他们带领游击队，投降了国民党军队。这就是曾喧噪一时的所谓“沙沟事件”的真相。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的三名党政领导人和六名部门领导人是心源同志在北平、太原时熟识的党组织的上级、战友和学生，但他从来不向人讲这些老关系，完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处理这种关系，更不炫耀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在晋绥边区将近十年时间，他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入川以后，几十年如一日，总是艰苦奋斗，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工作，一丝不苟。他对他领导下的同志，始终像教师对待学生一样，谆谆教导，平易近人，以普通干部的姿态生活在干部群众中间，没有一点官气。所以，干部们都喜欢他的工作作风，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小字辈干部特别爱护，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有时还和他开玩笑。他任民教处处长期间，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工作。1945年，当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印发到晋绥边区时，他晚间坐在炕头上，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帮助我们学习这本书。书中引用的古文字，我们有些看不懂，他就一字一句加以解释，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他在临汾工作时，从大后方购买了一大箱新出版的左翼文艺书籍，到行署工作后，这批在根据地一时还看不到的新书，被大家发现了，开始时是一本一本地向他借读，以后在他下乡期间，有些同志便把这批书从书箱里翻出来，传来传去，不知下落了。他回来发现这批心爱的书籍散失后，心里很焦急、惋惜。我们也为此着急，但他没有疾言厉色地责备谁。他对干部工作上的缺点和一般性错误，总是以同志式的态度，商量的态度，和颜悦色地讲清道理，批评教育。当然，对重大问题上的错误，批评态度是严厉的，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入川以后，他的工作担子逐步加重，但他身居高位而不骄，仍保持过去战争年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地工作，先后协助他工作的几个年轻的秘书，都劳累得生病了，而他却顶住了。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支撑着他，使他总保持这样充沛、饱满的精力。他的工作作风是大事要管，小事有时也要管，甚至还亲自动手。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他工作作风的缺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表现了他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常用他的威望和公正无私，保护了一批批干部。受到委屈的干部，也愿意向他倾诉。据我所知，有一个县级干部，1952年“三反”中领导上把他的错误看得过重，开除了党籍。过了几年，当心源同志发现确实处理过重时，就给组织部讲：“这个同志的处分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我和组织部都不好更改。组织部可以批准他重新入党，使其回到党内来。”经过他的努力，这个同志的问题终于得到公正处理。

　　他纯洁的党性和坚强的组织观念，也是一贯的。1943年晋绥行署整风审干开始时，他是行署整风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审干发展到“抢救”高潮时，突然他也被列为审查对象。我们这些下级对这样好的领导干部竟被怀疑，有点愤愤不平，但他一点也没有怨言，仍然照常工作。在任民教处处长期间，行署的个别处长对行署党组书记不大尊重，他在处的支部会上向我们讲，党组是行署的领导中心，怎能不支持它呢？人所共知，他在“文革”开始不久，就首先被省委领导违心地点名批判，但在恢复工作后，他亲自到有关同志家里促膝谈心，恢复友谊。这种识大体、讲团结的高贵品德，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学生、战友，在根据地和四川工作时的部下等等，人数很多，随时来看望他，甚至在办公室午睡时间也有人来找他谈话，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在他休息时间或节假日，常常是人员满座，春节三天休假，他家里都是拜年的人不断，根本得不到休息。1978年他感到精力不济了，经家人说服，在春节休假期间才到雅安招待所休养了几天。

　　近几年来，心源同志常常带病工作，拜访他的人还是很多。1979年，省委主要领导觉察后，不得不亲自下命令，要他搬到远离市中心的金牛宾馆去休息静养三个月，并通知有关机关的人员不要去那里频繁地看望他，小事不要干扰他，使他静养恢复体力。

　　他非常珍惜革命友谊，这几年他到太原、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他的老战友，当他亲眼看到老战友身体健康，非常喜悦，回来时见到熟人就津津乐道。

　　1983年，和他共同生活战斗了五十年左右的老伴林若同志患了不治之症去世了，他老泪横流，哽咽不已地向老伴告别。他一个同乡和学生、在太原工作的岳维藩同志，也是亲密的老战友，1984年来成都征集太岳区史料时，恰巧心源同志外出没有见面，他回来时知道岳维藩同志到了重庆，他一定要赶到重庆会见，但这时岳又离渝，他甚为惋惜。后岳维藩同志突然病逝，他悲伤不已。他住医院时对我说，林若和岳维藩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近两年来，省委为保护他的健康，减轻了他的日常行政工作，继而经中央批准，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要他很好地休养。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安心休养，而是把精力集中到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方面去了。晋绥行署民政处下属一个荣誉(残疾)军人，当年被免职下放，实际上没有工作了，前年就给老处长来信，请求帮助他恢复待遇。但当时心源同志正在参加土改，不知道这个同志被处理的情况，收到信后，他就亲自批示给我，让设法解决他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一位警卫员，入川后由他帮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电力部门工作，前年这位同志患了不治之症，医治无效去世。当他接到死者遗孀的信时，难过得两手颤抖：“这样年轻的好同志也不在了！”他不顾正在发高烧，要亲自去向遗体告别。经孩子们劝阻，才派一位孩子代表他去向遗体告别。心源同志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工资被扣发，全家生活困难，他的亲密的老战友，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狄景襄同志“解放”较早，得知这个情况，特意寄来几百元钱救急。他对这种革命友谊念念不忘。去年夏，他知道这位老战友身体不好，就邀请他由夫人陪同来川休养，心源同志亲自陪他们夫妇在成都周边地区游览了几天，然后同去昆明。中共云南省委和他们的老战友、老部下，把他们安排在休养胜地温泉宾馆住下，一面游览和休息。这一次，他陪同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休息游览了二十多天，心情非常愉快。本来云南方面劝他住上三四十天，安心静养，但他只住了很短时间就提前返川了。云南一位老战友对此还有埋怨情绪，而他说：“住那样豪华的宾馆，热情的招待，麻烦人家，心里很不安，所以提前回家了。”他就是这样严于律己、自奉俭约的人。

　　他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他听说一个年轻干部提为副部长，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同志，提拔对了，就是文化低些，要注意培养。”对另一个干部提拔了，他说:“这个人有能力，办事精干，但作风上有缺点，干部有反映，要告诉他改正。”有一天，他特意把我找去说，我不在职了，不需要水平较高的秘书帮助了，请你转告组织部，给他分配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原省委党校副校长刘正力同志前几年病逝，他的遗孀年老体衰，子女工作单位离她很远，请求心源同志帮助他把一个儿子调到近处，好照顾她。当时心源同志的病情已严重了，还让秘书转告我帮助解决。

　　这都是他在家在医院养病期间发生的事。他对自己的生活，从来未向党提出过要求，但时时刻刻都关心别人，帮助别人。

　　革命干部应有的品德，党的优良作风，体现在他的身上的是很多的。大家用“德高望重”或“高风亮节”四个字来赞美他，我认为绝非过誉之词。

　　在他逝世后这段日子里，回忆这些我所接触和了解的、零散的、看起来似乎多属平凡的往事，但正是平凡中显示了他的精神，心源同志的崇高品质，会长期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既痛逝者，更要自勉。

　　(本文发表于1987年12月17日《四川日报》。作者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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