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山存风骨，师道照千秋

湘西木鱼石

作者:湘西木鱼石

词曲:湘西木鱼石

湘西的山，是浸着墨香与侠气的。保靖葫芦寨的晨雾里，百年前曾飘荡着一个少年的读书声，那声音穿过葫芦河的潺潺流水，越过美基桥的青石板，在苗乡的吊脚楼与青黛峰峦间扎下根来，长成一段跨越世纪的传奇——这便是袁吉六，那个生于苗疆、情系苗土，又以师道微光滋养出一代伟人的读书人。他的风骨，如苗山劲松，经霜愈劲；他的师恩，似酉水长流，润泽千秋。

袁吉六的根，一半牵系着新化祖籍的乡愁，一半深植于湘西苗疆的沃土。七代先祖怀揣皮革手艺，自新化孟公乡白莲村迁徙至保靖葫芦寨，与罗、刘、曾、黄四姓苗汉乡亲共建家园，形成“袁家做皮匠，罗家开染坊”的烟火市井。袁家坪场的溪水映过他的身影，袁家潭的月影伴过他的苦读，那些以“袁”命名的风物，皆是家族繁衍生息的印记。三岁丧母的孤苦，是他童年抹不去的底色，父亲袁家绩以豆腐营生拉扯他与妹妹，常常是“朝炊无米暮无薪”，他便与妹妹蹲守门角，盼着父亲挑担归来，饥疲交加时便枕着门板酣眠。可贫寒从未冷却他向学的心，苗乡的清苦反而磨砺出他坚韧的品性。

七岁蒙学，十二岁得苗族举人石明山赏识，免收学费悉心教诲，这份知遇之恩，他终生铭记。桐油灯下，他伏案苦读至深夜，蚊虫叮咬得脊背红肿也浑然不觉，父亲心疼不已，常默默在旁为他驱蚊，偶见灯影里血痕点点，唯有暗自垂泪。因仅有一套粗布蓝衫，他便每日先洗衣再沐浴，待衣衫晒干方赴私塾；午间同窗归家就餐，他独留学堂默诵经文，以锅巴、苞谷粉充饥，这份清贫苦读的执着，让“锅巴秀才”的美名在苗乡传扬。少年时，辰沅道道台因邻舍猪叫扰眠苛责百姓，他深夜开窗高声诵读，屡次搅其安睡。道台震怒召见，欲治其罪，他却从容反问：“老爷少时若非刻苦读书，今日何以居此高位？”道台出上联“小学生蓝衫扫地”讥讽，他应声对曰“老大人红顶冲天”，对仗工整间既敬其官身，又暗劝其体恤民生。道台转怒为喜，赠书叹曰：“莫道苗乡人愚昧，生平少见此奇才！”这抹少年意气，恰是苗乡山水孕育的不卑不亢。

光绪二十三年，他考中丁酉科举人，钦赐旗匾归乡，却未曾留恋功名，反而以一身正气护佑苗乡。见乡吏耗费百姓钱粮修建关帝庙，而便民的美基桥遭洪水冲垮却无人问津，他怒召主事者斥责：“百姓生计艰难，尔等不修民生之桥，却修鬼神之庙，何用？”遂带头掀倒庙中菩萨，倡众集资重建石拱桥。桥成之日，两岸乡民欢腾，那座历经百年风雨的石桥，至今仍承载着苗乡人的足迹。他又将关帝庙旧址改为私塾，让琅琅书声取代香火缭绕，附近数十里的苗汉子弟纷纷负笈而来。苗家学子多贫，无钱购书，他便散尽束脩，搜罗古今典籍，“大富人家钱万贯，袁仲谦家书万卷”的佳话，在苗乡口耳相传。他为学子批改作业至深夜，为乡邻题字开方分文不取，见苗家学子石昌松、石绍营遭人诬告拒考，便徒步两日赴永顺府衙，据理力争为英才护航，甚至赋打油诗讽喻考官“践踏人才罪难逃”。他在白羊坪立碑“文武官员至此下马”，严禁权贵横行；见阔少爷殴打卖柴贫苗，便当众重责其三十大板，以文人之身，守基层公道，一身正气，泽被苗乡。

1912年的离别，是苗乡永远的牵挂。因叔伯无端滋事、变本加厉，他念及“惹不起便躲”，更念及叶落归根的初心，决意迁回新化祖籍。临行前，他备办薄酒，邀寨中老辈作别，乡亲们不舍不已，纷纷邀其至家中居住，他皆婉拒。离别之日，苗乡父老倾城相送，有人提来鸡蛋，有人送来腊肉，有人捧着自家蒸的叶子粑粑，泪水打湿了葫芦寨的石板路。他下轿作别，望着流淌了四十余年的葫芦河，望着送行乡亲的泪眼，慨然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们再送，我难抬脚啊……”言毕，潸然泪下。苗民石廷哥等人感念其恩德，一路帮挑箱抬轿，护送他一家直至新化。即便远迁祖籍，他与苗乡的羁绊从未断绝，与葫芦寨学生、好友书信往来时，落款必署“袁吉芦”或“袁籍芦”，“吉芦”寄寓生于葫芦寨的吉利，“籍芦”深藏故土难忘之思，后因口耳相传，“吉芦”方演变为“吉六”，一字之变，满是对苗乡的深情。

命运的机缘，让他与毛泽东在湘江之畔相遇。1913年春，著名教育家陈润霖创办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素闻袁吉六学识渊博、潜心从教，遂邀其担任国文教员 。时年45岁的他，留着长髯，眼神冷峻，言行兼具前清绅士的严谨与文人的风骨，学生私下敬称其“袁大胡子”。毛泽东报考四师的入学考卷，恰由他批阅，见考卷立论独特、议论纵横捭阖、文笔汪洋恣肆，他暗暗称奇，当即评为第一，转呈校长陈润霖，陈校长阅后拍案赞叹：“挽天下兴亡者，得非斯人乎？”

开学第一课，他讲授《严先生祠堂记》，课后命学生作评，毛泽东独抒己见：严光不应避世深山，而应临危受命，辅佐光武帝安天下。他对这份独到创见极为赞赏，却见文末署“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认为此举标新立异、不守规矩，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令其重抄。毛泽东坚持己见未从，师生间遂起争执，他怒撕作文本，此事闹至校长处，经调解，毛泽东重抄时仍保留日期，他虽无奈，却暗赞其桀骜风骨，私下议论：“此子要么成龙，要么成余搭龙（孽龙）。”1914年，四师并入湖南第一师范，他继续担任毛泽东所在本科八班的国文教员，一教便是五年半，不仅教毛泽东，更培育了蔡和森、周世钊、罗学瓒等一批栋梁之才 。

真正的改观，源于一本《讲堂录》。一次偶然，他读到毛泽东的四十余页“兰亭体”小楷，字迹隽秀工整，内容涵盖课堂知识、个人见解、古今感悟，旁征博引、见解深刻，他爱不释手，深叹：“此子学识、抱负，皆非寻常，吾教数十年，未见如斯人也！”此前的成见烟消云散，他邀毛泽东至“李氏芋园”家中深谈，那夜，师生二人从读书方法谈到人生志向，从古今文论谈到社会时局，彻夜不休。他直言其文风弊端：“你学梁启超的新闻体，虽锋利奔放，却粗糙粗浅，终难成大器。当多读《古文观止》《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做到‘文选烂，秀才半’。”随即赠予自己精心点校的《韩昌黎全集》，传授“多读、多想、多写、多问”的治学之道。

这一份悉心教诲，毛泽东终生铭记。1915年驱张学潮中，校长张干欲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他极力反对，在人前直言：“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最终促成张干收回成命。他甚至打破“非三代功名之家不嫁女”的规矩，欲将妹妹袁瑞芝许配给毛泽东，后因妹妹身患痼疾早逝而未果。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仍深情回忆：“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这段师生情谊，更被斯诺写入《红星照耀中国》，传遍世界 。

袁吉六的一生，如苗乡修竹，坚韧而淡泊。两度拒绝入仕，谭延闿邀其担任机要秘书，他婉言谢绝；后谭延闿出任行政院长，聘其为国史馆总编修，他又以“年迈体衰，唯善教书”推辞。他的书法临摹颜真卿数十年，笔力遒劲，求字者络绎不绝，却对权贵闭门不见，对贫苦百姓有求必应——乡人织斗笠请其题字，他欣然落笔；邻舍患病求药方，他悉心斟酌。1929年后，他回归新化“山斋”，潜心著《文学源流》，为考证一字源流，常废寝忘食，如厕时仍苦思冥想，竟蹲坐三小时只为一字定解。1932年4月2日，他溘然长逝，享年64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吾一生无财产留予子女，死后不用棺材，以白布裹身，置于木炭上，土堆安葬即可。”清贫一生，风骨永存。

先生虽逝，师恩未断。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师友，听闻师母戴常贞生活困顿，当即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嘱其“酌予接济”，随后又派人接师母赴京，亲自照料其起居，泛游中南海，漫游故宫，五一劳动节更邀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此后二十余年，关怀从未间断，师母患病手术，他委托周世钊送去营养费；谈及先生时，他对章士钊“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斯人教天下英才”的赞誉深表认同，坦言“‘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1952年，家乡亲友修葺先生坟墓，恳请他题写碑文，他欣然应允，写下“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执意落款于左下方——那本是立碑子孙的位置，他却深情说道：“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袁先生教诲我辈五年多，理当如此！”

如今，葫芦寨的溪水依旧潺潺，毛泽东题写的墓碑在新化青山中矗立，历经风雨而熠熠生辉。袁吉六的风骨，是苗乡山水孕育的赤诚，是文人不慕荣华的坚守；他与毛泽东的情义，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典范，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苗乡记得他掀倒神像建桥的决绝，记得他为学子奔走的身影；历史铭记他伏案著述的执着，铭记他育化英才的赤诚。那盏桐油灯下的苦读，那方讲台上的坚守，那封落款“袁吉芦”的书信，那本赠出的《韩昌黎全集》，早已化作不朽的师道，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照亮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苗山不语，见证风骨；师道千秋，光照人间。袁吉六先生用一生诠释了何为“为学当勤，为人当正，为师当仁”，这份精神遗产，终将与湘西的山水同在，与民族的文脉共存，永远激励着世人。

先生在保靖森林公园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