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p><p class="ql-block"> 1977年秋冬之季,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成为万千高考、中考学子中的幸运者,被录入陕西省商洛师范丹凤分校。校址就在商山对面、丹江河畔的老君金盆。</p><p class="ql-block"> 当年实行的还是“春季生”。1978年元月初接到录取通知书,开学报名时,己经是过完年的三月初了。</p><p class="ql-block"> 去师范上学的心情,与从小学到初、高中任何时候都不一样——那种高兴、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比拟的。</p><p class="ql-block"> 从小学到初、高中,每换一所学校,都有一种懵懵懂懂的新奇感和期待感。因为每换一个学校,总是比以前那个好,而且学校越换越大。但上学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去不同的学校读书。但上师范学校却大有不同。从接到入学通知书,到去学校报名这期间,始终处在一种激动、高兴、盼望、迫不及待的状态。有时甚至产生怀疑:这是不是真的?</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刚刚结束10年的“文革”动乱时代,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不管是哪一类大、中专院(校),只要考上,国家就包分配,就端上了“铁饭碗”,从此人生的轨迹就发生了彻底改变——走出农村,告别那种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据当年本县负责招考的老师说:首届高考、中考,每110人中只能考上1人。真正的“百里挑一”呀!自豪的心情当然是有的。</p><p class="ql-block"> 去学校报名那天,父亲特许我骑着家里的“红旗牌”自行车。我明白父亲的用意有两层:一是从家里到学校,有二十多公里,确实路程较远;二是骑自行车去学校能撑一下农村娃的“门面”——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家中有一辆自行车的话,在农村就很有“面子”。</p><p class="ql-block"> 一路上心情荡漾,兴奋异常。骑在自行车上,真有那种“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感觉。沿途风景无心赏阅,就连平日里十分向往的县城也未曾停留,直接穿街而过。不消一个时辰,便来到了目的地——陕西省商洛师范学校丹凤分校。</p> <p class="ql-block"> 2*</p><p class="ql-block"> 我们这一班属于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师范生,人数较少,全班仅有32名同学。除一名贺姓同学是初中毕业生外,其余都是高中毕业在家务农2~3年后才被招录的。 </p><p class="ql-block"> 我们算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校直接报名,不但不用交学杂费,而且一个月国家给24元钱的生活津贴,省着点花还有结余。那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还很艰苦,我每周六回家时都会带几个白面馒头。到现在我的大外甥女都记得,小时候在姥姥家能吃到舅舅从师范学校带回来的白面馍馍。</p><p class="ql-block"> 开学初,我有幸被推荐为班委会成员。当时的音乐老师杨抗美,是从我的老家资峪中学调来的,熟知我爱拉爱唱,提议我当音乐干事。但我们5个班委会成员中,有位女同学孙玉珍也爱好音乐,在班委会分工时,我主动承担了劳动干事一职——乡下娃嘛,爱劳动! </p><p class="ql-block"> 那是个文艺盛行的年代。即便是在读师范期间,老师也组织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学校的音乐教具简陋。上音乐课时,只有一架老旧的脚踏风琴摆在讲台旁,杨抗美老师却总能用它弹出清亮的旋律。杨老师私人有一个手风琴,合唱时,他会站在我们中间,边弹边唱。杨老师还爱拉板胡。我从家带着一把二胡,班里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也能拉二胡。当时排练的都是红色经典歌曲或样板戏。我在不表演的时候,便是头把二胡手。排练场地就在我们教室里,把课桌、凳子往教室后面、两边一挪就行了。那时候的旁晚,校园里的琴声、歌声总绕着老君金盆的飘荡。 </p><p class="ql-block"> 当时的师范学校,没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教室里的清扫、教室前后的卫生区、操场的平整与维护以及要去学校后边的山坡上植树造林等,这些安排、协调、分工都是劳动干事职责份内的事。不管干什么,男女同学从没有怨言,挽起袖子甩开膀子,汗水淌在脸上,笑声却落了一地。 </p><p class="ql-block"> 那时的我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坐在教室里,所有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专注,生怕漏掉了老师讲的知识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以前在校偷懒耍滑的阶段了,而是在为自己将来当教师走上讲台储备能量!尤其是周末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教室里、操场边、树荫下,到处都是同学们早读的身影。山风裹着读书声,在商山的晨雾里散开,在丹江与老君河水的交汇处中荡漾。</p> <p class="ql-block"> 3*</p><p class="ql-block"> 开学两个月后,就是“红5月”。</p><p class="ql-block"> 五一劳动节,学校搞了一次别具一格庆祝活动。当时的师范学校,除了我们这一班师范生,还有一个教师进修班。我们两个班的师生在一块搞联欢,我们师范班我和孙玉珍有个表演唱,另外几个女生都表演了文艺节目。晚上在操场上放映了露天电影。</p><p class="ql-block"> 除了联欢会,还举办了田径、乒乓球等体育比赛。那次的乒乓球比赛我得了个亚军。而最有意思的是“五·四”青年节登商山越野赛。 </p><p class="ql-block"> 五月四日那一天,学校组织了一次登商山比赛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登商山。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听说了“四晧”隐居商山的历史故事。说起那次登山比赛,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呢。</p><p class="ql-block"> 那时的我,刚二十出头,加之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三年,每天爬坡、上山干农活,而且不是担尿就是担粪,高高的山顶上,一下午要跑几个来回。早已锻炼的身强体壮,登这商山自然不在话下。很快,我就成了冲在前面的那个,其他同学被我拉下一大截子。 </p><p class="ql-block"> 眼看离山顶不远了。这时,就听到几个县城的同学在下面嘲笑:“你们看!𠰻山里娃没有其他本事,就会爬山!”“就是的!当个爬山第一名算个啥!我能当都不当……”有姓郭的同学对我喊:“喂!你在那儿多坐一会儿,等等我们吧!我们到了,咱们歇一歇,再接着跑。反正又没人跟你争第一!”于是,我便老打老实的坐在那里等着同学们。 </p><p class="ql-block"> 等几个同学到跟前了,他们一个个笑嘻嘻的,似乎要与我坐下来聊的样子。就在我与他们打招呼时,却有一个同学上前双手按住我,对另几个同学大喊:“快跑啊!”那几个城里同学一窝蜂地朝山顶爬上去了,我最终连个第四名都没有拿到。事后才知道他们在半山腰就谋划好的。</p><p class="ql-block"> 四十六年后,我与众文朋诗友一块重登商山,望着眼前没有变化的商山和山脚下变化了的母校——如今的丹凤县职业中学那偌大的操场、气派的教学楼,真正的感慨万千啊!</p> <p class="ql-block"> 4*</p><p class="ql-block"> 1978年暑假开学后,学校接到通知,县教育局抽调我与王三春同学去丹中任助教。我作为班里的“语文尖子”,三春同学是“数学尖子”,提前进入教师实习。我跟随的是高二级语文老师岳崇光,三春同学则跟随数学老师彭世雄。 </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的丹中,就如同一张黑白照片。校园内一排又一排3间大小的教室,白墙瓦顶,错落有致。在当时,学校最有气魄的建筑,是70年代初建起的丹中大礼堂。在大礼堂,最多的享受时光,是看县剧团演秦腔戏戏,有《祝福》、《红灯记》、《八一风暴》、《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等。 </p><p class="ql-block"> 由于“文革”期间,两派互斗,学校大门被炸,有好长时间学,丹中是没有大门的。靠操场后面的院墙西边,有个黑色铁大门,进大门的西侧有几棵古柏,旁边是教师小灶房和学生大灶。当时,我和三春同学被安排住在灶房对面圆门内的小院子里。一进圆门的是教地理课的邓道春老师,紧挨着郑老师旁边的,是教物理的贾永丰老师。我们的东邻是彭文远老师,西邻是白书哲老师,对面则是我的指导老师岳崇光的办公兼寝室。</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圆门内的小院,简直就是文教乐园。正常上课之时,有授课任务的老师去教室讲课;没有授课的老师,便静心在小房间备课或批改作业。饭后、放学后或傍晚,老师们便聚集在圆门内的小院子里交流教学方法与经验,有时也聊些生活趣事。</p><p class="ql-block"> 相对于在师范读书的同学们,我俩算是享清福了——除了听指导老师讲课外,就是帮着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偶尔在作文课间,给学生讲评作文。不用天天上课,不用天天做作业,不用学习数、理、化等课目。很轻松,很自由,有事了,给指导老师说一声就是了,指导老师管理很宽松。吃饭与老师们一同上教师灶,反正每月有国家给发的24元生活津贴……</p><p class="ql-block">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丹中“助教之旅”,于我而言,弊大于利:在丹中,除了跟随指导老师学习语文知识及教学方法经验外,荒废了数、理、化、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其它学科。而这些学科毕业是要考试的!仅剩最后一学期的时间剩,是无法弥补回来的。以至于我在毕业考试时综合成绩很低……</p><p class="ql-block"> 从1978年9月至1979年8月,我俩在丹中整整呆了一年。因最后一学期面临毕业考试,二人又被召回师范学校。</p> <p class="ql-block"> 5*</p><p class="ql-block"> 终于回到师范学校、可以继续我的学业了。</p><p class="ql-block"> 师范的最后一学期至为关键,这是奔赴讲台前的最后一程,紧张节奏感里满是异样的热忱。七十年代末的校园,质朴的风裹着墨香与粉笔灰的味道,商山的暖风,漫过丹江,漫过教室的窗,落在简陋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这群准教师的心上。</p><p class="ql-block"> 课堂上,每一个老师的专业课讲得愈发细致,从教案的详略取舍到课堂的节奏把控,从板书的布局设计到与学生的互动技巧,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拆解。我们不再是单纯记笔记的学生,而是学着以教师的视角思考,同桌之间相互模拟讲课,一句开场白、一个提问的语气,都要反复打磨,直到自然妥帖。课余的时光,操场上、宿舍里,也常回荡着试讲的声音,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想把最好的模样,留在即将到来的实习课堂。</p><p class="ql-block"> 我们的实习学校是商镇小学,简称商小。这个学校是除了县城外最好的小学。第一次踏进商小的教室,看着几十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齐刷刷望过来,不少同学紧张的手心沁出了汗。好在我从小学到初高中毕业回乡,一直登台演戏,从不怯场。加之在丹中当一年助教,有过站讲台的历练,所以,站在讲台,我用温柔的目光,轻轻的扫了一下教室里的学生,然后循着课前演练的节奏,慢慢打开课本,先给学生们范读一遍课文,然后从生字的读写到课文的重点解读,一点点走完课堂的脉络。</p><p class="ql-block"> 日子在校园学习与商小实习的往复中匆匆度过,商山的晚霞一次次映红归校的路。从最初站在讲台上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到后来能流畅把控课堂,能笑着回应孩子们的提问,自己觉得己经能够胜任教师岗位了。</p><p class="ql-block"> 师范学校的最后一学期,是临近毕业的关键时期,藏着七十年代末独有的质朴与热烈,藏着我们从学生到准教师的蜕变。日子在紧张的学习与实习中度过。商山的春去秋来,换了几回光景,我们也从懵懂的新生,长成了能拿起教案、站上讲台的准教师。校园的三尺讲台、一方书桌;学生大灶、集体宿舍以及操场边几棵柿子树等,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印记沉淀。我们带着这份沉淀,从容地走向毕业,走向往后教书育人的岁月。那些在师范校园里的时光,则成了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念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