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前些日子我购置了一个保险柜，用以收纳重要物件。在清理旧物时，一本鲜红色的电大毕业证书蓦然映入眼帘——封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烫金字样依旧熠熠生辉。指腹轻拂证书，我与挚友汪其昌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便被徐徐勾起。</p><p class="ql-block">一九八三年秋，汪君步行十多公里山路，来到我任教的潘家冲铅锌矿子弟学校。我们1977年同入高中，1979年又同时考入师范，1981年毕业后我分至矿校，他到了邻近的山村小学。山径蜿蜒，从未让情谊走散。</p><p class="ql-block">他的来访令我由衷欣喜。毕业两年多，他是第一位专程来看我的同学。但我觉察出，他眉宇间有与我相似的迷茫。我提议道：“秋高气爽，不如爬山去！”我们向学校后面的明月峰走去。明月峰是醴陵的最高峰，峰顶上的天华台，仿佛能触摸到流云。</p> <p class="ql-block">山风拂面，也拂开了话匣。汪君说起他在山区教学点的近况：原本还有位民办教师，那位教师嫌工资太低，辞职了。一人一校，守着二十多个孩子，在唯一的教室里进行五个年级的复式教学。“像个孤岛。”他苦笑着说。</p><p class="ql-block">我也向他坦陈：“这里看似安稳，但我陷入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颓唐，后来连‘钟’都懒得撞了。去年，我们学校教导主任黄主任，还特意为我们几个年轻人报了广播电视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买了教材。可我却连考试都没去。”山风呜咽，似在为那段虚度的时光叹息，“浑浑噩噩，又是一年。直到今年夏天，黄主任调走前赠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墨宝，告诫‘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唯有自己学到的本事最可靠’，我才被点醒。赶在七月去教育局补报了名，竟在那里遇见了你。”</p> <p class="ql-block">“所以，”半山腰上，我停下脚步对他说，“我决定回来做插班生，把落下的课一门门补上。当时我问你，‘我们一起插班读下去吧？’”“我记得，”汪君点点头，“电大都开课一年了，我们是插班生，得迎头赶上。”</p><p class="ql-block">登上峰顶的天华台，渌江河在阳光下闪烁。山风浩荡，吹散了内心的迷雾。我向他吐露了目标：“我想好了。这次读电大，不只为文凭。我要借汉语言文学的专业训练，系统读书，狠练写作，把钢笔字也捡起来。打好这些底子，将来或许有机会离开矿山，脱离教师队伍，去做些文字工作。”</p><p class="ql-block">汪君听罢，目光坚定。他望向更远的山峦，说：“我的路，想朝另一个方向试试。”他提起自己的叔叔汪太理，一位因超龄无法高考，却在1980年凭自学直接考上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高中教师。“我想像他那样，把电大当作起点，同时自学英语。六年考上研究生，”他转头与我目光相接，“我们用六年时间，来完成各自的目标，如何？”</p> <p class="ql-block">“六年，一定完成！”我伸出左手，他伸出右手，紧紧一扣，随即举起双臂，朝着山谷与河流，用尽肺腑之力将那十个字喊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p><p class="ql-block">一九八六年春，那本鲜红的电大毕业证，比预期早半年递到了我们手中。次年元月，我离开了工作五年半的潘家冲。衣箱最上层，是那套写作教材和一本钢笔字帖，它们陪我进了城区一家工厂。汪君的调动在九月。他回母校十中，站上了高中的讲台，教的竟是英语。他流利的英语，老师是那台收音机和几册翻烂的《许国璋英语》。一九八九年春，湖南广播电台的新闻里，字正腔圆地念着汪君的名字，报道他作为自学楷模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这年秋，我也坐在文化局的新办公室，窗外便是静静流淌的渌江。</p><p class="ql-block">转眼到了二〇〇〇年，我和汪君相约在醴陵的一家小茶馆见面。彼时他研究生毕业，已在银行工作九年；我从文化局工作七年后，调到市政府办撰写材料，也近四年了。</p><p class="ql-block">谈话间，我不自觉揉捏酸胀的后颈——那是长期伏案烙下的印记。“想离开市政府办的文字工作这个苦差事了，”我苦笑，“去财政局，学会计，从零开始。颈椎病，换个活法。”</p> <p class="ql-block">汪君点点头，“银行很好，但我的性格，到底是在格子间里养不住。”他吹开茶叶，说得平静而笃定，“还是想读书，考博，去做研究，到大学教书。这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讲台才算圆满了。”</p><p class="ql-block">茶凉了，我们都没续。他三十七岁，我三十八岁。而我们杯底剩下的，仿佛是所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p><p class="ql-block">这年冬，我调进财政局，转行当了会计。第二年春，汪君考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学的博士。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他潜心读博，我全力考证。</p><p class="ql-block">我的目标很具体：三年内，拿下会计证、电算证和中级职称。其实，作为公务员，职称于我并无实际用处。我只是想用这些证书，融入财政新家庭。</p> <p class="ql-block">第一年的会计证、电算证轻松过关；第二年的《财务管理》与《经济法》，也在一番苦读后拿下。第三年的《中级会计实务》却成了迷宫——教材上的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像天书。眼看五月考期逼近，到了四月底，我仍在一团团迷雾中打转，心生退意。可一旦放弃，前面的成绩将作废，前功尽弃。</p><p class="ql-block">恰逢汪君为写博士毕业论文回乡，听我诉苦后沉吟道：“别急。现在‘非典’疫情严重，很多考试都可能延期。”果然，会计考试延至九月。我抓住这四个月，每个午休都摊开书本攻坚。十一月成绩公布：《中级会计实务一》和《中级会计实务二》分别以63和62分惊险过关。那年全国通过率仅百分之六。</p><p class="ql-block">汪君终在上海一所大学的讲台上，圆满了对“教师”的全部想象。我也在财政局找到锚地，五十五岁后更以财务专家身份参加了多轮市委巡察工作。</p> <p class="ql-block">如今，那本鲜红的电大毕业证被收进保险柜，是我们近半个世纪情谊的见证。《礼记·学记》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与汪君，便是这般互为学友、互为镜鉴的同行者。这份情谊的色泽，如这本证书一样，历经岁月，未曾黯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