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恶性犯罪必须零容忍

暖春

社论／国画／暖春

青少年恶性犯罪必须零容忍

社论／暖春

人性深处，始终潜藏着与生俱来的兽性本能，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人类本质的清醒认知。这种恶没有年龄的边界，不是成年人才有的专属，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原始冲动，唯有道德、宗教、价值观与法律构筑的社会规则，才能将其牢牢束缚。一旦社会意识形态崩塌、规则体系失效，人性之恶便会挣脱枷锁，暴露无遗，如同原始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本族之外皆是可掠夺的“食物”。在这样的真空世界里，恶不再是禁忌，反而会成为生存的手段。而在文明社会中，对于青少年恶性犯罪，我们必须坚守零容忍底线，绝不能让年龄成为逃避罪责的保护伞。

如今青少年犯罪后，还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现象：每当青少年犯下影响恶劣的极刑案件，公众的注意力几乎全都偏离了核心。大家习惯性地从家庭教管、学校监管、社会监管中找原因、查漏洞，舆论的矛头直指家长，指责其管教失职；问责的板子打向学校，批判其教育缺位；甚至牵连相关部门领导，以撤职降薪草草收场。似乎只有这样层层追责、问责相关方，才能平息公众的情绪，满足大家所谓的“正义诉求”。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追责中，却鲜有人真正聚焦核心——如何严厉管教、依法惩处那个施暴的青少年。更令人无奈的是，就连受害一方，也往往将全部责任推给学校或相关单位和部门，唯独忽略了最该承担罪责的行凶者。这种本末倒置的追责逻辑，恰恰纵容了人性之恶，让真正的作恶者得以在舆论的掩护下，逃避应有的严惩。

长期以来，社会上总有一种误区，将青少年犯罪归咎于“不懂事”“无知”，将责任推给家庭管教不严、学校教育缺失、社会环境影响，甚至寄望于制度的完善来规避问题。但这种论调，本质上是对人性恶的刻意回避，更是对受害者的不公。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敢于施暴、杀人、抢劫、贩毒的青少年，绝非单纯的懵懂无知。他们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明白暴力与掠夺意味着什么，却依然选择突破底线、践踏生命与规则。

为什么同样的成长环境中，绝大多数人能够克制内心的邪念，压制骨子里的兽性基因，坚守做人的底线？答案很简单，作恶从来不是环境的必然结果，而是个人的主动选择。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人选择敬畏规则、善待他人，有人却选择放纵恶念、伤害无辜。既然是自主选择的恶行，就必须由行为人自己承担代价，任何试图将责任外化的说法，都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衷，是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那些遭受侵害、陷入困境的孩子撑起保护伞，而非成为恶性犯罪后的开脱剂。这一法律的核心是“保护”，而非“纵容”。当一个青少年犯下杀人、施暴等重罪时，他早已脱离了“需要被保护的弱者”范畴，变成了危害他人生命、破坏社会秩序的施暴者。此时，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受害者倾斜，向公平正义倾斜，而非用“年龄小”为其开脱罪责。

现实中，部分恶性青少年犯罪的处理结果，让人深感不公。杀人施暴的未成年人，或许只需赔偿少量钱财、服刑短短几年，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后，他们出狱后依然能回归正常生活，结婚生子、开启新的人生。但那些被伤害的受害者，永远埋于黄土之下，再也没有享受人生的机会；受害者家属则要承受一生的痛苦与煎熬，在无尽的思念与悲愤中度过余生；就连因事件牵连的公职人员，也可能葬送多年奋斗的前途。这种代价的不对等，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正义的践踏，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挑战。

中国有句俗语：“细时看大时。”从小就敢于触犯极刑、漠视他人生命的孩子，其内心的恶念与暴力倾向早已根深蒂固。这种扭曲的人格与行为模式，绝非简单的教育改造就能彻底扭转，放任其回归社会，无异于埋下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地雷，持续威胁着他人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对这类青少年的宽容，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安全的不负责任，是对潜在受害者的残忍。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戒恶行，更在于守护公平、震慑犯罪。对于青少年恶性犯罪，必须摒弃“年龄豁免”的错误认知，坚持零容忍原则。该判死刑的绝不姑息，该劳改的绝不轻饶，该关押的绝不释放，让作恶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不是对青少年的苛责，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规则的坚守，对受害者的告慰。

人性之恶与生俱来，社会规则是抵御恶的最后防线。我们可以理解青少年的成长迷茫，但绝不能容忍其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我们可以倡导教育改造，但绝不能让改造成为逃避重罚的借口。年龄从来都不是犯罪的挡箭牌，唯有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青少年恶性犯罪，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守护。

社会背景：低龄暴力犯罪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频发——2024年邯郸3名12-14岁初中生将同学杀害并掩埋 ，2025年深圳14岁男生因无端猜疑刺死同班女生 ，2026年永州17岁少年因情感纠纷杀害14岁少女并涉嫌强奸 。此类案件中，施暴者的残忍手段与未成年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持续冲击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与法治认知。

对应司法数据显示，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结构性上升态势：2021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14-16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从8169人升至10063人 ；2025年1-11月，全国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虽同比下降9.74%，但涉严重暴力犯罪的低龄化特征仍未缓解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部分低龄罪犯在实施极端暴力时，已表现出清晰的预谋性与对生命权的漠视——邯郸案中凶手提前策划作案细节并掩埋尸体 ，深圳案中被告人持美工刀连续捅刺被害人要害部位 ，这些行为彻底打破了“未成年人犯罪多为冲动之举”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