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座到讲课的“翻车”现场

布南温老屈

1984年冬的某天，我第一次给西双版纳州党校第一届中专班上课时，面对那些年龄都超过我的学生，闹出洋相，留下难忘记忆。

话说我们78级学生于1982年夏天毕业时，全国上下都在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却在学生间流传着真假难辨的消息：这届学生能闹，是刺头，所以要尽量分配回老家基层单位，控制使用。我担心回到老家——云南省德宏州，因为没有门路而被弄到较差单位，丢人现眼；于是主动要求分去大学生不太多的西双版纳，被批准。

我是德宏傣族，去另一个傣族自治州本来也没什么，版纳也没有落后到让我去过艰苦生活。而且那时版纳政策是要“照顾外来支边的干部”，结果我作为“外来者”被分到州直单位——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算是歪打正着。报到后上班没有几天，就被安排下乡搞“林业三定”，在勐腊县勐捧乡，离中老边境不远。那时我国和越南还在边境线经常打架，越南在老挝驻军五万，西双版纳等于次前线。

我们几个工作队员住在已经没有人办公的“大队部”，民兵连长还专门给我们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十发子弹，一旦有紧急情况（比如越南特工摸进来），我们只须鸣枪报警，附近村寨的傣族武装民兵就会立刻冲过来解围。可见当时边境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下乡参加搞“林业三定”，真的有枪

我在三个月的下乡期间有很大收获：一是写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甚至在当地报纸发表豆腐块大的消息。二是能讲西双版纳傣话了，毕竟德宏傣话和版纳傣话还是有方言差别的。下乡期间，我就能用他们方言和当地傣族老乡开玩笑甚至吵架了。

领导自然比较满意，于是1983年5月就送我到云南省委党校去短期培训，两个月后回版纳。不久州委宣传部和党校联合举办“邓小平文选辅导班”。依稀记得当时州委布置一个任务：要驳斥一下“中国革命已经过时”的论点。科长安排我去州党校宣讲，当时来学习的都是全州的各级党政干部。

我认真备课，作为历史系学生，当然也学了不少党的历史，从方志敏这样的高级将领到刘胡兰董存瑞这些普通英雄，我声情并茂地讲了一大通，最后结论：“说中国革命已经过时”的人是没有良心的，他们面对这些牺牲的革命烈士难道不愧疚吗？这样“有理有据，没有说空话和套话”的讲座，自然博得来参加学习者的热烈掌声。

昆明西山脚下的云南省委党校

据说当时州党校的王副校长对我们宣传部长带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把小屈调到我们党校吧。我不确定这句话的真假，但1984年4月，我真的就被调到了州党校。党政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不过从全州最高权力机构的州委大院，调到澜沧江北岸有点偏僻的州党校，要说没有一点失落感肯定是假的。

但我在这里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因为州党校和干部学校有不少大学毕业生，以云南民院和云大毕业生为主，这样我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组织。而在州委大院，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占比例非常少，许多干部自诩是“为革命贡献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工资反而没有我们这些刚毕业的本科生拿得多，心里非常的不爽。

所以我们这些人在州委大院实际是“处处被监视”的对象，你话少人家说“傲慢”，话多是“不谦虚”。你必须有那不可言传的“适应能力”才能混得下去。所以我被调到州党校，现在事后总结的话，应该是一种发配。不过我很快在环境安静的校园找到共同语言，也在这里结交了我这辈子不离不弃的几个知心弟兄。

兜里揣个小本的下乡干部

那年根据当时的形势，省委和州委党校开始搞“正规化教育”，也就是给在职的党政干部提供一个在党校和民族干校系统上中专和大专班的机会——读两年就能拿中专或大专文凭，虽然比大学本科生矮一小级，但加上工作年限，工资就比刚毕业的本科生高。这样使许多在职干部心理平衡了。

1984年秋，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迎来第一个中专班，我负责教党史，第一节课就出了洋相：课上到一半就把准备好的备课材料讲完了，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只好给学生提问，陆续让那些年龄比自己大，甚至都已经当了点领导的人站起来回答问题，人数几乎占了全班三分之一，场面一下子就尴尬了。这些都是在职干部，人家心里肯定不爽：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让你当小学生来提问！什么大学生？只会照本宣科，讲不出名堂就靠提问来打发时间。

这些学员的意见很快就传到州委大院那里，然后再反馈回党校。于是王副校长直接为我撑腰，到相关班上训话：我们党员干部讲的是纪律，有什么意见直接和学校领导反映就可以，为什么要在外面传？我们的年轻老师教学是很认真努力的，他哪怕只有半桶水，也全部都倒给你们啦，为什么不能互相理解？

后排右二就是本人

王副校长是“滇桂黔边纵队”的干部，是扛着枪进入西双版纳的老革命，他这一训话，自然就把那些学员给镇住了。但我感激的同时，心里也不是滋味：难道我真的只有半桶水？

后来认真研究，再回忆当初在“邓小平文选辅导班”上课的情形，一小时的讲座我准备了好几天，效果当然好点。现在我每周要上几节课，每节45分钟，要讲什么内容才能混过去呢？照本宣科肯定不好打发。最后想到在大学时，老师和那些给我们讲座的老专家们的讲课风格,才醒悟过来：要适当发挥，在不离开主题的前提下能讲出“额外东西”，不能被课本捆住手脚呀。

这一开窍，以后讲课就比较轻松了，除了课本上有可能考试的重要内容提醒学员要记住，剩下时间自己就围绕涉及的历史事件聊了很多的“题外话”，甚至有些就是故事和八卦。学员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甚至哈哈大笑，觉得这个老师知识面广，幽默风趣。但也难免被“反映”上去，说这个老师思想有点问题。但没有人再说我只有“半桶水”。

党校的学生年龄都比我们大

几十年后一些当年的学员还记得我的讲课风格。当然这种风格是历史系学生的毛病，注定不会被主流官方认可，所以当年支持过我的王校长在他当了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后，也不可能提拔我。而我也没有“要求进步”的动力，最后为了真正搞田野调查，索性退职自谋生路，甚至流落到泰缅老，过一种自娱自乐的流浪人生。当回国和亲友相聚，有些老朋友说出：如果当年你不退职，现在应该以什么高级别官员身份退休，工资应该拿多少。我都真诚地回复：不是那块料，当不了官。

不管怎么样，我怀念那出洋相的第一次，也感谢当年校领导的支持，更感谢那个班的几个学员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那个讲台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