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作家阎连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他在部队的学雷锋的讲话:“我为了当‘皇帝’在部队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荒诞的,可笑的,令人作呕的。比如,在学雷锋运动中,我为了获得领导的表扬,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把连队的扫帚藏在被窝中,这样第二天军号一响,我就可以扫地了;而没有扫帚的战士,就只能在边上看我扫地。其结果就是,在晚上连长、指导员的评比中,我受到了表扬。受到了表扬,我就成了积极分子了,就距离提干、入党近了那么一点点。别忘了,我想当‘皇帝’,入党和提干是一个开始,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1]</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读作家阎连科先生藏扫帚求表扬的自述,我的心猛地被戳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刺痛感,不仅来自对偶像“功利”过往的错愕,更源于作家勇敢地剖析自己荒诞的过去油然而生的敬佩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那段被一把扫帚丈量的青春岁月,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让我想起了内蒙兵团的岁月,想起了当年那个积极要求进步,盼望早日加入党组织,在清晨寒风里拿着扫帚扫地的自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那时我们叫“兵团战士”,名字带“兵”味,本质上还是一群揣着赤诚与上进心的知青。除了工作,教育和生活状态与部队相差无几,接受半军事化管理。我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学习“红宝书”,开班务会、大小批判会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谁没有上进心,谁不想入团入党。就说我们积肥班,二十多个知青,没入团的早就把入团申请书递交上去,入了团的,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也递交给党组织。既然交了申请书,就要有行动表现,早起抢扫帚打扫宿舍门前空地,就是最直接的加分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至今记得班里那个爱打扮的漂亮女知青,往日里总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自从递了入团申请书,竟也能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就迷迷糊糊地冲出门找扫帚扫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正好比她早起一点,站在门外,看着她揉着惺忪的睡眼,东张西望找扫帚的模样,忍不住笑着打趣:“你先把眼睛睁开,扫帚在墙根儿呢!”她听见后愣了一下,抬手抹了把脸,看清我手里的扫帚,又瞥见墙根儿还剩一把,立马来了精神,嘟囔着“起晚了,起晚了”,抓起扫帚就跟着我扫了起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盼着能早日加入党组织。当然,我没有作家的天赋,能想到把扫帚藏在自己的被窝里。为了能抢到扫地的机会,我不敢睡踏实,有时做梦梦见扫帚不见了,一个激灵就醒了,原来是个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每天天不亮就醒,悄悄摸出门,把宿舍外的空地打扫的干干净净。扫完地再去挑水,把水缸填满。工作里更是任劳任怨,脏活累活抢着干,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入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当时的兵团连队入党名额少,竞争激烈,从班到排再到连的三级审核层层筛选,政治表现、劳动成绩、思想觉悟样样都是硬指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的“上进心”被压缩成了具体可见的行为:谁能更早起床扫地,谁能更主动挑水,谁就能在“积极分子”的评比中占据先机。就像作家说的,扫地受表扬,便离提干入党近了一步。这话背后,是时代赋予个体发展的狭窄路径,是“进步”被简化为形式主义表演的荒诞现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把扫帚在当年的我们手里,何止是清扫尘土的工具,更是通往“进步”的一个梯子。作家的“荒诞藏起”与知青的“赤诚早起”,虽然做法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本质上是同一时代下的争取向上的生存策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作家的“藏扫帚”与我们的“早起床”,都是“乌托邦”时代里个人对命运的抗争。有人选择了捷径,有人坚守着本分,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存选择。作家后来将这段经历写入《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中,既是对自己年轻时功利心的坦诚剖白,也是对那个将个人理想异化为形式表演的时代的深刻反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而我们这些选择踏实付出的知青,不是不懂投机取巧,而是在内心深处,仍坚守着一份朴素的认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寒冬腊月里,我见过战友为了进步加入党团组织,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扫地。也见过战友在挖大渠、割麦子等工作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冲锋陷阵走在前面。我们没有作家那样“藏扫把”的聪明,却有着同样的执念。在那个个人价值被集体意志裹挟的年代,唯有通过这些具体的付出,才能证明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在稀缺的机会中为自己争取一丝可能。</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如今再回望,那段岁月有执念,有无奈,有荒诞,却也有最纯粹的赤诚。于我而言,扫地是实实在在的付出,是靠着一腔踏实的劲儿,一步步靠近那个目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75年的七月,当我终于如愿入党时,没有太多狂喜,只有一种目标落实的淡定。那些为扫地而起的清晨,那些为劳动而流的汗水,最终沉淀为骨子里的坚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岁月辗转,时代变迁,我回城后又上了学,后来成了一名建筑企业的高管。再想起兵团的清晨,想起那把被无数双手抢过的扫帚,竟分不清是年少的执念,还是一段青春的注脚。那些为了进步而努力的日子,“荒诞”也好,“赤诚”也罢,都成了埋在心底的旧时光,在某个读书的瞬间,轻轻泛起涟漪。</span></p> <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1]阎连科《“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第4-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