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电影《红高粱》

振鹭

照片拍摄于电影和选摘于网络。

今早拉开窗帘，天是灰白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屋檐，像一卷没展开的旧胶片。我泡了杯浓茶，水汽氤氲里，顺手把那张《红高粱》海报摆上书桌——红底烫金的“红高粱”三个字，烫得人心里一跳。底下那行“中国电影首夺金熊大奖”，我读过不下十遍，可今天忽然觉得，它不单是荣誉，更像一句迟到的应答：我们曾那样炽热地活过、爱过、恨过、酿过酒、撒过尿、烧过火、唱过童谣，然后倒下。窗外风起，海报边角微微掀动，仿佛那片高粱地正穿过三十年光阴，簌簌刮进我的房间。

重看《红高粱》，已不是年轻时只记得姜文赤膊踩着酒缸吼歌的酣畅。如今再盯住银幕上余占鳌把尿撒进新酒那一幕，竟没笑出来。我停了片刻，起身去厨房烧水——水壶嘶鸣的间隙，忽然明白：那泡尿不是粗鄙，是活人对命运最原始的落款。它把人从礼教、从规矩、从“该怎样”的框子里一把拽出来，泼进酒里，酿成“十八里红”。我倒了小半杯自酿的米酒，温热入喉，辣得眼眶微热。原来有些烈性，从来不在酒精度数里，而在人敢不敢把最不堪的体温，兑进最郑重的生计里。

书架最上层，静静躺着那套“世界电影图书馆”《红高粱》收藏版。封套是红底，印着夕阳下起伏的高粱田，穗子低垂，像鞠着躬，又像蓄着势。我取下来，指尖拂过烫金的书脊，没急着拆封。收藏它，不是为占有，是为提醒自己：有些故事值得被郑重包进纸壳，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真——真到连羞耻、荒诞、暴烈与柔情，都长在同一根高粱秆上，一节一节，向上疯长。

九儿出嫁那场颠轿，我今天重看了三遍。轿子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移位，可她始终不吭声。不是忍，是静。静得像未开刃的刀。后来她撑起酒坊，赎人、酿酒、送饭、赴死……，我合上笔记本，窗外正飘来邻居家蒸馒头的甜香。忽然觉得，所谓女性力量，未必是擂鼓呐喊，有时就是轿子里那一声不吭，是灶膛前那一把稳稳添进的柴，是明知机枪在前，仍把一担热饭挑上山坡的肩膀。

那张姜文赤膊立于烈火前的海报，我把它钉在书房门后。每次推门而出，都撞见他绷紧的脊背与身后翻腾的火。不为膜拜，只为记住：人被逼到绝境时，身体会自己记住怎么站——不是挺直，是弓着，像一张拉满的弓，把所有委屈、愤怒、不舍，都压进腰背的弧度里，然后，射出去。昨夜改稿到凌晨，卡在一句形容词上，焦躁得想摔笔。抬头看见那团火，忽然笑了：余占鳌可没空想“用什么词好”，他只知酒要烧，人要活，火要燎原。

城郊的一片高粱试验田，穗子还没全红，青里透着微褐，风一吹，整片地便沙沙作响，像无数细小的鼓槌在敲。我驻足看了许久。田埂上两个农人正弯腰查看长势，赤着上身，汗珠在脊背沟壑里打转。他们没说话，只偶尔直起腰，抹一把脸，望一眼天。那姿态，竟与电影里高粱地里的身影悄然叠印——原来最动人的传承，不在银幕上，而在这些俯身与土地较劲的日常里：不声张，不修饰，只是把命扎进去，等一季红。

傍晚天光转暖，云层裂开一道金边。我站在阳台上，看远处高粱田在夕照里渐渐染成一片流动的赤色。风过处，穗浪翻涌，仿佛整片土地都在呼吸。手机里正放着片尾那支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声音稚嫩，却像从地底长出来的。我忽然懂了，重看《红高粱》，不是怀旧，是认亲——认那个在烈日下淌汗、在火光中挺立、在绝境里仍记得酿一坛好酒的自己。原来我们从未远离那片高粱地，它一直长在血脉里，只待一阵风，就哗啦啦，全红了。

电影《红高粱》拍摄于镇北堡影视城，位于宁夏银川市。2023年，我们四位同窗曾来过影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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