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深圳老科协会员代表大会

范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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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2月7日，下午的深圳微凉而清朗。我穿过福田中学礼堂那扇宽大的玻璃门，迎面是扑面而来的庄重与暖意——蓝底红字的会标高悬于舞台正中：“深圳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像一句沉甸甸的承诺，也像一道温柔的光，照见一群白发未掩热忱、步履仍踏前沿的人。礼堂里已坐满身着蓝色上衣的同仁，有人轻整衣领，有人翻看手里的议程，还有人笑着和邻座点头致意。没有喧哗，却满是默契；不见年轻面孔的张扬，却处处跃动着思想的微光。我落座在编号“22”的位置，指尖抚过胸前那枚小小的代表证，忽然觉得，所谓“退休”，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出发。

　　舞台上方的电子屏红光温润，映着“四届一次”几个字，像一枚刚刚盖下的时代印章。台前一排蓝衣身影静静伫立，不张扬，却自有分量——那是新一届理事会的候选人，也是我们中间最熟悉的老朋友：有曾带队攻关工业软件的退休高工，有在社区开讲AI科普十数年的大学教授，还有常年奔走在银龄数字课堂一线的“技术翻译”。他们不站C位，却始终站在需要的地方。当主持人念出“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时，整座礼堂的蓝，仿佛被同一束光点亮，整齐、沉静、笃定。

　　我站在大厅侧廊稍作停留，胸前的代表证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背景大屏上，会议名称清晰如刻；身前身后，是步履从容的背影，是低头查看材料的手，是彼此递过一支笔的自然。没人刻意摆拍，可每一步、每一眼，都写着“我在场”。这哪里是告别讲台的句点？分明是一场郑重其事的再出发——用经验作罗盘，以热忱为燃料，驶向银龄时代的科技深水区。

　　座位上，蓝衣如海。有人微微前倾，听得很专注；有人悄悄摘下口罩，露出眼角细密的笑纹；还有人把笔记本摊在膝头，字迹工整得像当年批改学生作业。编号“24”旁，一位老先生正用放大镜看议程，另一只手还稳稳托着平板，屏幕上是刚收到的电子版协会章程修订说明。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科技工作者”，从不以年龄为界；所谓“老年”，不过是把几十年积攒的判断力、耐心和分寸感，悄悄酿成了更沉实的底气。

　　整场会议，手机和平板没少亮起——但不是刷短视频，而是拍下关键条款、扫描共享文档、甚至实时在协会群里同步要点。前排桌上，矿泉水瓶旁压着几份手写补充建议，字迹遒劲；后排，两位老姐妹边听边低声讨论“适老化接口标准怎么落地”。没有谁在“旁观”，所有人都是议题的参与者、方案的校验者、未来的共建者。蓝色制服不是制服，是同一频段的信号；整齐的座位，排布的不是距离，而是共识。

　　当表决新章程的环节开始，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不是仓促，而是经过几轮小组讨论后的郑重。那手势里没有年轻人式的急切，却有一种被岁月反复淬炼过的笃定：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也清楚哪里需要松动。灯光下，那些举起的手，有的布满青筋，有的戴着老花镜，有的正微微发颤——可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科技不绕过银龄，让经验不困于书斋，让“老”字，真正成为一种可信赖的动词。

　　掌声响起时，我下意识跟着拍手，掌心微热。不是礼节性的三下，而是持续、温厚、带着笑意的节奏。前排桌上，水瓶轻晃，文件页角微扬，像被这股暖流轻轻托起。我望向身边——一位穿蓝衣的阿姨正笑着对邻座说：“这回‘银龄创客基金’真落地了！”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小石子，落进我心里，漾开一圈圈踏实的涟漪。

　　最后的掌声更热烈了，像潮水漫过堤岸，又像春雷滚过山岗。有人仰头笑，有人悄悄抹眼角，更多人只是用力鼓掌，仿佛要把这些年积攒的认同、期待与未尽之言，都化在这片蓝与红交织的声浪里。

　　我站在其中，忽然觉得，所谓“代表大会”，从来不只是投票与决议；它是一次确认——确认我们依然被需要，确认经验仍有锋芒，确认那身蓝色上衣，从来不是退场的礼服，而是奔赴下一场山海的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