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包儿

石巧红

记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糖果包儿稀罕得很，是家家户户过年的必备品，就如同元宵的汤圆中秋的月饼一样。条件好些的人家多买几包，条件差些的人家好歹也要买个三两包。

妈妈在过年前早已做好了预算，不声不响去供销社买回了糖果包儿，藏在房间柜子里。如果不小心被馋嘴的我发现了，妈妈就会叮嘱我：“那是留着过年的，现在可不能吃啊！”我说：“我不吃，我就看看。”我拨拉着那几个糖果包儿，有京果的，有京果粉的，有麻饼儿的，有桃酥的，如果妈妈舍得的话，有时也会有交切糖的，有花生糖的。我咽着口水，想像着过年时吃糖果的甜蜜，掰着手指头数着还有几天过年。

大年初二，伯父家、两个姑妈家都会聚集到我家拜年。伯父是上门女婿，又长年在外工作，爸爸则坚守老宅，虽然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但他们还是按照习俗初二回来，算是回娘家拜年了。

妈妈把每一个品种的糖果包儿都拆开一个，倒在一个大盘子里，组成一个糖果拼盘，再煮上一大碗干丝，蒸上一锅热呼呼的包子，配上一碟甜生姜，每人一碗果子茶，一碗粉丝荷包蛋，一碗洁白圆润的汤圆。这一套早茶做下来，是当时农家待客的最高礼节。大人们围坐在大方桌上，谈笑风生。满屋子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和若有若无的檀香。我们几个孩子抓一把糖果，拿一个包子，三下五除二解决战斗，忙着去外面放鞭炮打钱墩儿了。

小姑父杭庆福能说会道，对人情世故颇为精通，张家的一点小矛盾，李家的一点小难题，他都能一一化解。伯父余玉时不时补充几句。大姑父柯金生身材高大，但因为长年劳作，早就驼了背，头戴一顶帽耳朵系在上面的雷锋帽，他只默默地听着，偶尔笑着附和一声。等他们谈完了一年的旧事，又谈完了新的一年的打算，开始商量回请的事。小姑父说：“明天初三就先到我家吧，我都准备好了。”伯父说：“这不符合礼数，我是大舅子，明天先到我家，再到你们两个姐夫家。”

在他们的谈话中，妈妈已忙好了中饭。看着满桌子有荤有素的丰盛菜肴，大姑妈总是忍不住夸赞妈妈：“存女儿就是能干，把家里弄得袜滴滴的（方言音，意为清清爽爽，妥妥当当），不比哪家媳妇儿差！”妈妈笑着说：“少不了两位姑奶奶的帮衬。”说实在的，过年确实是对一个家庭主妇的考验，从年货的准备到卫生的打扫，从一家老小的穿着到待客菜肴的烹煮，方方面面都要经受亲戚邻居的检阅。一个能干的主妇，必然会把全家的年过得热气腾腾，年味十足。

吃完了晚饭，一天的拜年才算结束。妈妈把各家带来的糖果包儿各回一半带回去。伯父则在叮嘱：“明天请早啊，来吃早茶！”嘿嘿，平时都说“吃早饭”，过年比较讲究说“吃早茶”了。

小姨和小姨父几乎每年都来拜妈妈的年。小姨做姑娘时，到我们大队的一户人家学裁缝手艺，住在我家一年多。妈妈对她这个小妹非常关心，知道她学徒起早带晚非常辛苦，从不要她帮家里做家务活儿。早上煮好早饭让小姨吃饱了去，晚上再晚也给小姨留门等她。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姐妹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小姨成家后，小姨父在外造桥，收入好于平常人家。小姨拜年带来的糖果包儿里总有几包交切糖花生糖董糖之类的我喜欢吃的糖果，但小姨回去时，妈妈都会争着抢着要回一半糖果包给小姨，而小姨又会推着让着说：“不要回，留给孩子们吃！”双方争得难解难分，眼泛泪光。最后小姨只好收下两包才算完事。姐妹俩约定一个日子回娘家拜年，小姨叮嘱妈妈：“娘家那边还有一个上人六婆嗲嗲，我们回了老家，他的年不能不拜，要带够拜年的糖果包儿。”当然，妈妈回娘家拜年都会带我去，我又能吃到糖果儿，甚至还能收到压岁钱呢。

一年又一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这些可亲可敬平凡而又朴实的长辈们有不少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曾经在贫穷中保持的倔强，在困境中坚守的向往，在互助中陪伴的亲情，早已成为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每年的春节还会如期而至，如今的拜年礼品已从糖果包儿变成了烟酒茶等高档物品，有些人图省事，干脆直接包红包。时代改变了拜年的方式，却改变不了拜年的本质，那就是亲人的团聚和对新年的美好祝福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