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黄茂兴

苏仲辉

我所认识的黄茂兴

2日清晨，我收到老同学陈杰的微信：“黄茂兴同志昨晚逝世了。” 消息突如其来，毫无征兆，我只觉天昏地暗，心如针扎，久久回不过神。

去年12月10日，他忽然在微信上告诉我：“人在福州九三总院，望着窗外阳光正好，心情舒畅。”我心里一惊，好好的怎么住进部队医院？忙回信息：“人上了年纪，一听 “医院” 二字便不免心惊。”他轻描淡写的回复说：“只是直肠息肉，上月做了手术，这次来复查，并无大碍，放心。”直肠息肉是常见小病，身边也有亲友得过，愈后都好，我便真的松了口气。

12月17日，他再发消息，只说 “身有恙，心疲惫”。我不知如何安慰，便写了一首小诗送他：“霜叶落寒枝，暖言胜药石。眠深疾可褪，心阔自天慈。且待东风起，同看新绿时。”并劝他安心静养，好好调理，好日子还在后头。

22日，他回复已回到古田，还说“几天后再聊”，语气平淡安稳。我以为病情渐稳，悬着的心放下大半，留言叮嘱他在家休养最是安心，盼他早日康复。

27日，我给他发去信息，又转了一千元，想让他买些补品调养身体，略表心意，可他始终没有收下与回复。

那段时间，他常有几天不回消息。我问起，他总回信息说“感冒了几天，没事”，有时还打趣“手机生病了”。他从不提病痛有多难熬，更不说半句叫苦的话，一直独自扛着，不愿让朋友为他牵挂、为他分忧。

我万万没想到，不过短短数日，他竟就这样走了。

黄茂兴是古田杉洋善德村人，就读于古田一中，是老三届高三（2）班班长、团支部宣传委员、校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当年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曾是古田一中“8・29”古田分部、“猛虎队”负责人。后因两派斗争形势，反夺权派学生组织联合成立“新一中公社”，他被各方推举为社长。那时他人尚在老家善德村，有人戏称，这情形恰似当年陈独秀，人远在北京，却被在上海开会的代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后来武斗骤起，反夺权派退守罗华、松吉一带，黄茂兴与一中同学退守校内校舍，他被推选为“反围剿指挥部”“一中前线指挥部”主要成员。在“8・22”进攻气象台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九死一生。

他是古田“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我撰写那段历史，多次想采访他，都被婉拒 —— 他不愿再回首那段不堪的岁月。后来我托他当年的老战友从中劝说，才终于打动了他。

起初我还有些顾虑，怕他当年的傲气影响采访，可一见面才发现，他为人随和坦荡，毫无架子。他耐心讲述古田那段特殊历史，细说“8・22”事件的前因后果，能记起的细节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在我的书稿《破晓》第七章里，我这样记录他在战场上的经历：

退守小平房的丁寿芳等人，突然陷入更大危机：他们未曾料到，气象台通往车队的方向，还藏着一条战前不知情的战壕。夺权派的反攻队伍正是沿这条战壕悄悄摸上，十几人无声占领气象台制高点，切断了小平房的退路。同时，门窗被密集火力封锁，屋内众人进退无路，陷入绝境。危急之下，他们在后墙凿开一个洞口，向外突围，朝古田一中方向撤退。

黄茂兴是第一批从墙洞爬出的人。刚出洞口，左肩便被五零式冲锋枪子弹击中，紧接着又中两枪。他当时并未感到剧痛，只觉鲜血喷涌，身子一软便倒在地上。身边一位松吉农民见状，立刻背起他狂奔。可跑出二十多步，又一阵子弹袭来，黄茂兴腿部再中两枪，背他的农民脚部也中弹受伤，再也支撑不住，两人只能各自在地上艰难爬行，生死听天由命。

黄茂兴伤势极重，爬不多远便昏死过去。等他醒来，枪声仍密如骤雨。那一刻，他甚至情愿再中一枪，一死了之 —— 他是反夺权派头目、学生领袖，一旦被俘，后果不堪设想。

人最恐惧的，往往是未知的命运。

他躺在草丛里，望着不远处熟悉的古田一中教学楼，求生的念头又渐渐升起。那年他才 21 岁，生命只有一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该拼命活下去。他从偏僻山村走来，考上古田最高学府，承载着父母与乡邻的期盼，为了这些，他也必须活下来。

这时，他看见水沟边也有人朝着图书馆方向艰难爬行。这一幕给了他力量。他咬紧牙关，一点点往前挪，爬着爬着又昏过去，醒来喘息片刻再继续爬。不知昏迷多少次、爬行多久，终于爬到水沟边，来到图书馆前的小操场。

图书馆里早已挤满接应的同学，众人急忙用担架把他抬到松吉大队部。在那里，他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

万幸的是，退守松吉的队伍中，有县医院院长刘长连、外科名医周鸿兴等行家，还有一位南平农校校医，坚定地说：“黄茂兴是个好人，一定要救活他。” 手术关键时缺少吸痰器，车站修理工、复退军人陈泽锋毫不犹豫，俯身用嘴为他吸痰，确保手术顺利进行。这生死关头的情义，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经全力抢救，他体内三颗子弹被成功取出，仍有两颗子弹伴随余生。

我曾对他说，《破晓》书出版后，第一本就送给他斧正。没想到，书未成，人已去，终成此生遗憾。

采访时我问他：武斗结束、实现 “大联合” 后，你被 “三结合” 进县革委会班子，当上常委，也算当了 “官”，那时候日子应该不错吧？

他只是苦笑，说那是一段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日子。

所谓 “官”，不过虚名。那时学生纷纷上山下乡，他也回乡当了农民。县里常通知去开会，一去就是好几天。他想向县里要点补贴，县里说他无编制，该去公社领；到公社，公社说他在生产队干活，该由队里记工分；到生产队，社员又不理解：你给 “衙门” 当差，怎么来分农民的血汗？

两头不靠、里外不是人，日子过得窘迫，穷得连媳妇都娶不起。

1971年，他索性上光泽县当柴夫，那才是真苦。光泽天寒，深山老林，住茅草房，床铺仅几根圆木当板，铺一层茅草就算褥子。他当年写过一首小诗，道尽艰辛：与鸟兽同伍，借茅屋御寒；凭斧斤度日，任风雪侵衫。

苦是真苦，干满一年，账面能结余千余元，可真正到手不过两三百，其余全被工头拖欠，分文难要。

后来他回乡当民办教师，一干就是五六年。1977 年一天，县委康书记忽然到学校找他，简单几句话，让他出来工作。不久任命下达，黄茂兴任杉洋中学校长，括号注明 “民办”。同期同批任命并注明 “民办” 的，还有卓洋中学张某、吉巷中学余某。没过多久，他又被调至县里，任团县委副书记。

1980年6月30日，黄茂兴正在吉巷乡协助开展计生工作，县委组织部长坐王耀源乘吉普车在路边找到他，说要安排他任卓洋乡党委书记。他当即推辞，说任务重、怕担不起。王耀源问他顾虑什么，他坦言：一是农村分责任田矛盾大，二是计划生育工作难。王耀源说：就凭这两句话，说明你看得清、想得到、有担当、负责任，完全可以上任。

当年计划生育是国策，基层工作压力大，有些地方做法过激，伤害群众利益。黄茂兴给乡里干部定下“三不”：一不拆房，二不打人，三不损坏群众财物。有一回，偏僻自然村一户 “钉子户” 与工作队“打游击”，有人提议拆房施压，他坚决反对，说找不到人就多跑几趟，三次五次不行就十次二十次，绝不能用拆房逼人。

在全县计生工作会上，他当场顶撞县委书记、县长，对下达指标直言：保证数不敢保，争取数更无法争。会场气氛紧张尴尬，民政局钟局长在一旁频频拉他衣角，怕他言多有失，最后他才补了一句：尽力而为。

我问他当时怎么想，他说：做任何事都要将心比心，对得起百姓，经得起历史审视，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几句话，分量千钧。我相信，他在后续的统战部、经委、物资局等单位工作时，这都是他秉持的工作原则和信念。

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卓洋乡团委副书记是这样评价黄茂兴得：他从不盲从上级脸色，不照搬书本教条，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尖上，是基层干部里难得的“百姓”贴心人。

自那次采访后，我们成了挚友，常在微信联系，我称他为“兄” 。我生性疏懒，极少与人晨起问好，唯独对茂兴兄例外。他是老三届高三高材生，腹有诗书，我们常把清晨问候化作几句唱和、斗诗，如今回想，皆是心头最暖的记忆。

在我眼里，黄茂兴的一生，有风云激荡，有平凡坚守；有过荣光，有过彷徨；有深刻反省，更有底线担当。他活得清醒、活得坦荡、活得有骨气。

人生阴阳相隔，唯有纸笔寄哀思。写下这篇文字，送别茂兴兄，愿他一路走好，魂归净土，再无病痛，再无辛劳。

苏仲辉 2026年2月6日 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