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冲岁月》，一个时代的记忆

何小明

　　读《西冲岁月》，一个时代的记忆

何小明

唐陆泽主编、郑雅杰教授和我是诗友，平常都有微信联系，但一直未曾谋面。三个人第一次一起见面是2025年1月15日，在中南大学郑老师的办公室。当时中南大学原科技处的唐新孝处长也在。我来时已晚，唐处长他们正在编写他们知青生活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西冲岁月》，请唐主编为他们出版该书，正在商量此事。唐处长后来曾任中南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正是我们设计院的顶头上司。

书正式出版后，书名还是叫《西冲岁月》，唐处长送了我一本，并声言要写读后感。

因为工程设计工作，我已经30多年没有读书和写作了，近几年有情绪冲动时，都是用诗歌来表达。写读后感，心里还没有底。

《西冲岁月》断断续续我花了几个月读完了，然后又翻了二遍，把重点标记出来。似乎这是我第一次读专门写知青的书，好像40多年前，在那场“文学寻根”的运动中，隐约读过几篇关于知青的小说，其它就是看了一些关于知青的影视剧。

《西冲岁月》与大多数关于知青的文艺作品或回忆录不同，没有创作者艺术升华的处理，是由十五个作者以日记、信件、资料、回忆的生活片段，汇成的一本故事跌宕起伏的书。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知识青年。

有一个影响千万年轻人的事件——上山下乡。”

这是书的序言最开头写的。他们又是这个特殊的群体中特殊的一群。当年他们17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的子弟，他们是相知要好的同学，为响应祖国的号召，邀约一起下乡去到农村——长沙县福临公社西冲大队。从1975年6月9日下乡，到1979年全部返城，时间也不是很长，平均大约是三年半。

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当年听邻居讲他们知青在农村是如何的“偷鸡摸狗”，如何的“打架斗殴”，讲得眉飞色舞。今天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详实具体的印证。

按照当时的政策，国家为每个知青提供480元的补助，其中120元为第一年的伙食费，300元为建房费，60元用于购买家具、农具、炊具及其他。规定每位知青的居住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还应有其他配套的房舍。这是我第一次从这本书中看到这个政策。这也可以从侧面来理解，为什么会把“知青”标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他们17人参加考试，八人考上本科，录取率47%，是全国本科录取率的二十倍，是当年知青高考录取率的三十多倍。创造了奇迹。

他们的故事，在我读来，除了生活艰苦，都是美好的回忆，幸福的回忆。因为他们在下乡期间，强壮了体魄、磨炼了意志、收获了爱情，成为了一个团结、友爱、互助的大家庭，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难能可贵！

按他们的话说：他们的故事虽然琐碎平凡，并不轰轰烈烈，不具备时代的典型，也不具备反映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和走向，但他们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他们真实的经历，为这场人类罕见的“滚滚洪流”增添细节和注解。尤其在他们共同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着单纯和善良，没有像小说和电视剧里描写的勾心斗角或爱恨情仇狗血情节，大家很和眭的生活在一起，在相互的温暖中。只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曹鹏，在知道自已考取大学已经被录取的情况下，还是放弃大学生活去参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壮烈牺牲，成为他们故事中最悲壮的一曲。令人扼腕心碎。用他们的话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也是他们一生的痛点。

因为他们的故事中“偷鸡摸狗”、种植西瓜的篇幅稍多一点，不由得使我想起了那时的两件往事。

那是1976年下半年，我刚上初中不久。我们家住在衡山县城关镇西街的一个祠堂里，祠堂外的西街正好是一个坡，我们祠堂在坡的中间位置。周诞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住在紧挨我们祠堂的院子里，祠堂与他们的院子有门相通，所以我们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王光仁也是我们同班同学，他家住在西街的坡底，离我们大约200米远。

有一天晚上，诞岳和我在他们院子外西街上聊天，光仁和赵哥刚好过来了。赵哥比我们大几岁，是光仁的邻居。赵哥说：我们搞点什么事做？我们说：没什么事好做。他后来提议说：“我们到县委大院的桔园里偷桔子去吧？”听说偷桔子，我们还是有点怕。赵哥看我们有点怕，就说：冒事，我是老搞的。意思他多次去，很安全。我们就勉强一起去了。

县委大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3里路的样子。桔园位于县委大院的西南角，桔园的南面是一堵挡土墙，有5米高左右。挡土墙中间有一个防空洞。从防空洞就可以爬到桔园。

到了防空洞里，因为我胆子小，我们排了个序，赵哥第一个上去，光仁第二个上去，诞岳第三个上去，我最后上去。我爬上去刚露个头，就听到“啊”的一声，我知道是有人被抓了，我赶紧下来。紧接着诞岳和光仁也下来了，那就是赵哥被抓了。我们三个胆都吓破了，赶快往家里跑。一路上我们一直担心，赵哥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尤其是光仁和诞岳，因为他们已经出地洞了，我还只是刚露了一个头，不一定看到。

果然第二天，先是光仁和诞岳被叫去了县委传达室，然后我也被叫去了，因为传达室老汉说他昨天晚上看到了还有三个人，所以，我也逃不脱。

我忐忑不安到了县委传达室，光仁和诞岳站在那里，我被老汉训斥了一通，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怯怯的说：罚款吧。罚多少？他问，我说：罚四毛。光仁“噗”的一下笑了出来。我看到老汉也是强忍着自已，不笑出来。他后来又说：为什么是罚四毛？我低着头没回答他，他停了一会说：不行，罚五毛！我就说：好。

那时候，五毛钱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也是一笔大钱，到哪去弄啊？没有钱，时间久了，这个事情还是告到了学校，班主任把我叫到教室的走廊上，对我说：“你这个蠢家伙，你不知道你家里出身不好吗？你也去偷东西。”把我骂了一通狠的。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到家里床铺底下，把母亲藏的粮票偷了几斤，赶场时跟农民换了一元钱，去把罚款交了。还好，这件事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另一件往事是1977年夏天，也就是我们初中一年级二期期末的时候，我们班要去县农科所学农。我们隔壁班的，他们刚学完农回来，他们学农的时候，正是桃子熟的时候，讲起他们摘桃子是如何好玩、如何有味，讲得我们直流口水，心里痒痒的，只想去农科所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读古书的人，所谓读古书就是他小时候受的教育不是现代小学教育，而是进的私塾。父亲年轻时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研究现代历史，后来随社教工作队下放到了衡山。在他看来，除了读书，其它都没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当我告诉父亲，我要去学农时，他跟我说：你不要去，我去给你请假，说你病了。我跟他争着说：不行，学农是政治任务，不去会有什么什么后果。他不让我去农科所学农，又是想把我关在家里读书。我早就厌恶了他的禁锢，只想到外面去自由活动。他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去。

我们去农科所，除了带换洗衣服等日常用品外，还要求每人要带一个桶子。同学们家里给他们带的都是马口铁皮桶子，又小又轻便。父亲是县委移民办的，那时他正在九观桥水库指挥部搞移民工作，他把水库指挥部发给他的一个“马桶”让我带去。那种桶就是工地上用木板简易做的，在两边做两个耳子，用一根六毛丝（直径6毫米的钢筋）折弯穿在两个耳子上做提手，木板涮的桐油，又大又重。

在农科所学农时，每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挑水。我们的生活用水，要到二里外的一个地方去挑。同学们因为他们的桶子又小又轻便，挑起水来不是很费力，而我的桶子又大又重，挑起水来非常吃力，把我的肩膀都磨破皮了。同学们都不会用我的桶子，我也借不到同学的桶子，让我发愁，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正华，他个子很高，是那种大旗一举，不乏应者的老大。我们每天放学的路上，他都给我们讲很多的武侠故事，讲南岳街上，过去来朝圣的人有一个规定，到南岳朝圣后都要偷一个东西回去，由此就产生了恩仇，然后子孙后代不断的寻仇报仇，循环往复。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编的？听得我们津津有味。我因为有时也讲点笑话，也就成了他的跟班。

我们班主任老师是个女老师，为了笼络他，有什么好差使，都是交给他，由他去组织。这时候正好就有个好差使。我们学校在农科所的西瓜园要派人守。班主任老师就把这个事交给他，由他去抽人组成西瓜小组。我沾他的光，就进了西瓜小组，诞岳也进了。进了西瓜小组，就不用干其它的活了，水也不要挑了。我那个桶子就丢在我们住的屋的角落里，不去管了。

西瓜园在农科所最北和最东的山的北坡上，这地方也是农科所最高的地方，在山顶上最高处搭建了一个简易瓜棚。

在我们守瓜的第一天的晚上，是我们的一个年轻的体育男老师带我们守瓜。大概在晚上九、十钟的时候，他带我们去巡视，当走到半山坡田埂的中间时，他走到西瓜地里，告诉我们摘那个最好的西瓜，把手拳击，瓣开来吃，我和诞岳半天愣在那里，我的个天啊，老师那种高大、威严的形象一下就给我颠覆了。吃完后，老师跟我们说：把皮尽量丢远一点。突然感觉老师也是那么可亲！跟老师的距离就拉得很近了。

这以后守西瓜就变成轻松又有味的事了。在瓜棚可以胡吹海吹、讲故事，白天到西瓜地里巡视的时候，就把西瓜看好，到了晚上就把它摘来吃。

后来有一天校长也来巡视了，他站在田埂上，皱起眉头说：这就奇怪了，原来西瓜苗都长得挺好的，怎么就没看到几个瓜呢？我们只是在后面偷笑。

在临近学农尾声时，有一天晚上是我一个人守瓜，下半夜我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还是睡意朦胧的到我们住的屋前时，一个同学看到我后，大喊：何小明回来了！我不知道什么事，搞懵了。原来是早上有个人偷西瓜，被他们抓到我们住的地方了。我知道，我又是大祸临头。果然，我们班主任气冲冲走出来，对着我，又是那句话：你这个蠢家伙，你不知道你家庭出身不好，你还做出这样的事，不负责任去睡觉！

这下好了，西瓜园里没有西瓜的原因找到了，是贼把西瓜偷了。现在责任也有了，是因为我值班时睡觉了，让贼把西瓜偷了。我知道，我有口难辩，只有把这锅背了。

那个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生活在阴影之下，直到1978年我高中考取衡山县第一中学（现湖南省岳云中学），在高一有一天的下午被突然告知：中央下了文件，取消家庭成份了。我们才开始扬眉吐气。

父亲曾经一直很担忧，担忧我当了知青，下放到农村，可能永远都上不来了。幸运的是，到我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顺理成章，我上了大学。然而看了他们的故事，又觉得与他们相比，缺少他们那种经过岁月的磨炼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精神和适应环境善于与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睿智，他们称之为一生的财富。

他们在书中写道：1968年到1980年，全国有1700万知青，以每个家庭平均五名成员计算，影响全国超过8500万人。其实远不止这么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都是潜在的受影响者。

我虽然不是知青，但我也经历了那个时代。

《西冲岁月》，不光是西冲，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2026年2月6 日写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