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慰问团带来的案板

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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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板，一般指切菜用的砧板，大多用木头制成，现在也有塑料，竹子材质的。但是我今天讲的案板，是指阜南县农村家家必备的一种高约80--100公分的长方形小桌子，是生活中的重要家具。

70年6月底我们到达生产队，队里在庄外的牛棚腾出一间给我们住，屋里有一个土坯搭的床，新砌的无烟囱的土灶，一口大铁锅及高粱杆编的锅盖，一根扁担两个水桶，一个和面用的瓦盆，一个用墨水瓶做的油灯。因三个小伙子一张床实在睡不下，第二天关心我们的农民自发地给我搭了一个土坯小床。以上就是队里给我们的全部生活家当。

阜南农村的每天过日子的食材有麦面，玉米面，高粱面，山芋面等等，在瓦盆里和好了面以后，除了烙饼可以用手拍弄成形贴在了锅边，可是做面条，就必须要有案板，而擀面杖和案板我们都没有，怎么办？端个盆到庄里用人家的案板、擀面杖做呗。

庄里离我们最近的一户人家男主人记得叫聂广仁，他家一个老母亲，一个媳妇，还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女孩儿，这家人家比较干净，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都摆放的整整齐齐，在当地这是少见的。我们去打扰他们，人家还挺客气。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他家是地主成分，老地主死了，可那个见面笑呵呵的老太太是一个地主婆啊！我们三个都是上海正宗的工人阶级的后代，接受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说起地主我们满脑子都是周扒皮刘文彩的影子，现在怎么能天天到地主家里去呢？于是我们就和队里干部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给我们配个案板。这位干部和傍边的农民就七嘴八舌地给我们讲：要说这个地主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势力的大地主，比方说保长，联保长之类，他们欺压剥削百姓做坏事，解放以后就都被镇压了，我们这里吕大圩子有大地主，土改时就毙了。还有一种叫肉头地主，这些人比一般人精明能干一些，吃苦耐劳，日常生活抠门的很，一点也不敢露富，攒下钱换成银洋埋在地下，攒够了就买地。那时候有土匪，安徽、河南的土匪互相抢，常常夜里奔袭100多里路，在内线的指引下来抢劫，抢谁？就是抢这些小地主，逼着他们把银元挖出来，所以叫做肉头地主。他们没民愤，就是地多一点，土改后被评为地主富农，你们到他家擀面条不要紧。这个说法太出乎我们的认知了，也算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比较全面地认识社会吧。

能解决案板问题的是生产队长，队长四十多岁，皮肤漆黑，有点像小号的鲁智深，他不大搭理我们，我们就怕他，就不敢跟他提案板，更不敢提国家对我们下放知青是有安置费的，这样子委委屈屈过了一年多。

1971年9月初我接受公社安排的一个光荣而又一点点都不艰巨的任务——陪同上海慰问团。慰问团的同志都是40岁左右的人，一个姓徐，是闸北区监狱的典狱长，还有一个姓陈，是银行干部，他们对我们非常亲切。另一位女知青叫周来娣，是个热情大方的姑娘，她在农村入的党，后来招工进阜阳六纺工作。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骑着公社提供的自行车一个一个的村庄看望知青，我和小周负责调查资料的记录和整理(我发现各个知青点都有案板)，老徐老陈则先看看知青们的家里家外，然后和他们座谈，交流中一再鼓励知青，好好干，让父母放心，前途会有的。中午饭基本都是在知青点吃的，可能是公社的安排，知青预先都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地就和生产队长在集上采购食材，我发觉论做饭许多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强的可不是一丁半点。阜南县农村鸡鱼肉蛋都有买的，所以那一段日子吃得很好。

晚饭我们回公社食堂吃，在公社暂借的农民屋里休息，睡觉前老徐老陈照例要和我们聊聊天。言谈之间深深地感受到两位长辈对我们的关爱，而且这关爱之中夹杂着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我们这批子侄辈的小老乡困苦的生活。我则趁机把我们一年多来没有案板做个饭还要到别人家里的事给他们讲了。

老徐原籍应该是北方人，他给我们讲监狱的事，挺吸引人的。老徐对知青中的一些不安分的非常担心，怕他们在外放纵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他有个特点，就是脸部表情变化太快了，当他和知青讲话时，一副笑眯眯的慈祥模样，但是他一转脸面对打架斗殴表现不好的知青时，就一脸凶相，让人害怕，他反复对他们讲，不要犯错，小错不断就是大错，一旦犯罪，一辈子就完了。这是一个在公安工作的前辈对我们这些脱离了父母监管的孩子的担忧啊！

慰问工作临结束的前几天，终于到我们生产队了，老徐老陈进屋看了一眼，就出来和生产队长单独聊，远远地我看到老徐蛮激动地在讲什么，队长只是谦卑地点着头嘴里说着“管……管……”，在阜南话的语境里“管”就是“好的、行的”的意思。跟队长说完话，老徐老陈就带着我们离开了，也没有告诉我和队长说了什么。

后排左三就是周来娣

几天后，当我结束陪伴慰问团的工作回到家里时，发现当门赫然摆着一个白坯的案板，高度和大小都挺理想，和农民家里案板不同的是，它不是长方形的，而是正方形的，这也符合我们的审美观。知青小梁跟我讲，你们走了以后，队长立即找“大个子”(农民，身高1.90米，非常能干)伐了一棵树，给我们打了这个案板。当晚我们坐在案板两旁上海带来的小板凳上，在上海城隍庙买的玻璃罩油灯柔和的灯光下，吃着面条喝着汤，心里充满了幸福感，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个子最高的就是给我们打案板的“大个子聂广文” 中间站着的叫聂广建，他是大队会计，后来担任大队书记，第一个个子小小的叫聂广亮，是生产队会计。

广文和广亮早就不在了。

本来我以为70年6月26号傍晚上海站列车开动的一刹那引发的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后，上海和我再无关联了，上海慰问团干部的到来让我意识到上海还在关心着我们这些游子，以后知青子女可以回沪，上海社居委干部是主动上门登记我儿子回沪的表格的，我夫妇退休后按政策投靠子女成为上海市民，没有想到还能领取帮困补助和帮困医保，真正体会到上海从来都是在关怀着我们这些曾经离开家乡的游子的，心中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71年到现在55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老徐老陈应该有90开外了，现在想起当年我们四个人一起骑行在乡间小路上的情景，不禁眼眶有点湿润，那是我下乡期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祝愿他们俩健健康康地活过一百岁！

后记：上海慰问团的到来给了知青心灵上的慰籍，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我例外。到了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之后，随着毛主席的指示的落实，才有了巨大改善，比方我的那个知青户，人员进行了归并，新建了住房，拉了院墙，院子里有厨房有厕所还打了一口手压式机井，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啊！可惜，72年初我已经离开农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