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书滞梅天

七红

引子：某年冬月，偶与三五友人围炉夜话，酒酣处谈及“尺素传迟，相思成憾”，一友忽道其祖上旧事，言罢满座默然，皆有惋惜意。未几，另一友轻叹一声，说起他伯父生平，其事之悲，较之先前更添三分锥心，闻者无不动容。

江南申城的梅雨季，空气像晾在雾霭中的纱巾，潮得能拧出水来。弄堂里的墙根爬满青苔，绿盈盈的顺着砖缝往上蔓延。

沈知砚拿出放在皮箱底层的那叠信，由于翻看的次数太多，以至信纸边缘已卷起了毛边。最上面那封，是苏清沅的笔迹，特别眼熟，钢笔字写的娟秀端正：“知砚，霞飞路的法国梧桐又开始落叶了，我刚才捡了片夹在信里，你看像不像那年你画我的素描？”

信笺中夹着的梧桐叶还在，虽早成了枯褐色，叶脉却还呈现的清清楚楚。沈知砚捏起那片叶子，眯着双眼仔细察看着，上面有用画笔书写的“苏清沅”三个字。他喉结动了动，想喊一句爱人的名字，却没喊出声。

窗外的雨敲得玻璃噼啪作响，他想起民国二十五年的秋天，也是这样的雨天，她撑着把竹骨伞，站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室窗外，月白色的旗袍下摆沾了点泥，像是来时路上的水洼溅的。

那时他还是个连颜料都要省着用的穷学生，画架上摆着许多没完成的素描——有街角修鞋的匠人，头上顶着油亮的毡帽，有弄堂口卖花的阿婆，竹篮里的月季沾着露水。当然画的最多是她，想象中她，不是站在霞飞路梧桐树下笑眯眯的样子，就是倚在外滩码头栏杆上神采飞扬的靓影。

她是银行家苏鸿声的独女，那时总爱背着家人，拎着藤编书箱悄悄往画室跑。书箱里常装着给他带的热可可，玻璃杯壁凝着水珠，顺着箱沿往下滴，在木地板上积出小小的水洼，一圈圈散开。

“我看看，是不是又在画我？”她笑着凑过来，贴近他的身体去看他的画板。乌云般的秀发，撒开披满双肩，栀子花香混着可可的甜暖漫过来，沁入他的鼻腔，他有些眩晕，但总是尽可能的想多吸一些。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旗袍上投下细碎的光影，她侧脸朝他看去，他慌忙去翻画纸，脖根红得像刚喝过不少酒似的。她从不戳破，只是从藤箱里拿出新的颜料管：“昨天路过一家颜料铺，见你常用的钴蓝打折，就买了两管。”

他知道她是特意绕路去的，有卖这个牌子的那间铺子，是在法租界的边上，离她就读的女中要远好几站路，雨天路滑，她的皮鞋准沾了不少泥。他双手捧着温热的可可杯，心中荡漾着满满的暖意。突然他鼓起勇气，双眼充满热切的期待：“等我留学回来，就办个画展，第一幅画一定是你。然后我们去北平，看故宫的金殿，看长城的白雪。”

她低头浅笑，带动耳坠上的珍珠也跟着晃，“自然希望你能办个人画展，这是你学画画的初心。”她从书箱夹层里摸出个牛皮纸包，塞进他手里，“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能平平安安回来的大活人。这个是我托人从德国带的药，近来看你总咳，这药说是能治本。”

纸包里面的药瓶裹着软布，显然是怕磕坏了。他后来才知道，这药在当时的上海极难弄到，她跑了三趟洋行，又托父亲的朋友才寻来，价钱够他三个月的生活费。

民国二十五年深秋，他终于办好了去法国留学的手续。十六铺码头送别时，黄浦江的水，波涛中泛着灰光，汽笛声声，有点吵人。

她替他理了理领带，又踮起脚捋了捋他的额头发稍，接着把一个黄铜哨子塞进他手心：“想我的时候就吹吹它，风会把声音带给我。”哨子上着朵小小的栀子花，是她用小刀一点点刻的，为此她手指被磨出几个血泡。

他用力点头，握着她的柔荑久久不忍松开。船开了，她站在码头上，月白色旗袍的身影渐渐从他眼前消失，好似一幅没画完的画。

他原本计划好的留学生涯，还没正式开始，就因为时局的骤变，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船刚到马六甲，就听说华北战事起了，抵法时，报纸上满是“淞沪会战”的消息。他把省下来的法郎全换成邮票，一封封寄往上海，信封上写着“法租界霞飞路苏宅”，却大多石沉大海，连退信都收不到。

刚到法国的最初几个月，还能收到她辗转托留学生同乡带来的信。信里说：她家弄堂口的栀子花开了，她剪了插在他留下的青瓷瓶里，“就是你画过的那只，瓶沿缺了个小口的”，她把他的画都收在樟木箱里，防潮防虫一点都不用担心，“有幅画你没画完，我替你补上了背景，别嫌我手笨哦”，她还在霞飞路的咖啡馆替他占了靠窗的位置，“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阳光穿透梧桐叶映在路面上，像你画里的样子”。有封信里夹着张照片，她穿着他画过的月白旗袍，手里举着他没画完的素描，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只是脸看着比从前清瘦了些。

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欧洲战事也紧张了。他所在的美术学院停了课，马赛港挤满了大批来自各地的逃难的人。他囊中羞涩，无力购买船票，在码头蹲了三天，才混上了一艘开往新加坡的货船。一路上，他夜不安眠，总是梦见她，梦见她递药时的手，梦见她耳坠上的珍珠。过印度洋时遇上大风暴，货船颠簸得快要散架，他把装着她信笺的皮箱紧紧抱在怀里，哪怕吐得昏天黑地，晕得云里雾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回去，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

最后一封信竟是在新加坡的难民营收到的，他在难民营中恰遇一位同学，同学原打算去欧洲，不料滞留于此。

信是民国二十七年冬月写的，“知砚，近来总是咳痰，许是天冷了。你送我的这支钢笔，用着很顺手……”后面的字有点糊了，像被眼泪浸湿过。

他盯着那行“总是咳痰”，突然想起她塞给他的药瓶，标签上的德语单词他认得——那是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他在医学院的同乡跟他提起过。

他发了疯似的往家里赶，从新加坡到仰光，再转乘滇缅公路的卡车，一路颠簸着穿过的西南，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民国二十八年的梅雨季到来之际，他终于踏上的上海外滩的码头。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皮鞋底裂了道大口子，露出的脚趾沾满污泥，每走一步都会疼痛不已。

法租界的霞飞路变了样子，街边的梧桐被砍了大半，围上了铁丝网。街头巡逻的日本兵皮靴踏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让人心头发紧。

弄堂里往日的栀子花香，如今变成了浓烈的来苏尔气味。他冲到苏家门口，只见朱漆大门上贴着“敌产充公”的封条，门楣上挂着已经褪了色的白幡，在风中摇曳，“簌簌”作响，像谁在向路人诉说着哀楚。

隔壁的姚阿婆正坐在门槛上择菜，看见他时手里的菜筐“啪唧”掉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顿时掉下眼泪：“沈先生……你可回来了……苏小姐她……去年腊月初就去了。”

他手里的皮箱“咣当”砸落在地，里面的画具摔出来，颜料管破裂，各色的颜料流在脚下的青石板上，像他没画完的天空图案。

“怎么可能？”他抓住姚阿婆的双手，不停摇晃，“她给我写信说……说在等我……”

“日本鬼子占了租界，苏先生不肯跟他们合作，被抓去宪兵队，没多久就……就没了。家产也被鬼子抄了。” 姚阿婆用围兜抹着泪水，声音发颤，“苏小姐怕连累街坊邻居，一个人躲在宅尾的小阁楼里，连惊带吓，一病不起，咳嗽得越发严重，到死连口热水都没喝上。临走前一直抱着个铁皮子的糖果盒，说一定要等你回来，亲手交给你。”

他踉跄着冲进那间阁楼，蜘蛛网爬满了门窗，地板上积着多年的灰尘，墙角的木床上，放着一只彩色的铁盒，他拧开盒扣，打开一看，上面一层是他写给她的信。

最底下的一叠纸笺，是她未寄出的信稿。

第一封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写的，“知砚，这个月一直咳个不停，身子大不如前。你说的北平的故宫，长城的雪，我在梦里都梦见过了，真美，和你画册画的一模一样。”

第二封是这年初夏：“剩下药吃完了，父亲派人去买，才知这药早被日本人禁了。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别惦记我。你画的那幅《雨巷》，我裱好了，挂在我屋里墙上，每天都看，就像看见你一样。”

第三封纸页有些污渍，墨迹深浅不一，显然是写一阵咳一阵：“今天开始咳血了。姚阿婆说我脸色像白纸……信写好了，没法寄出去，也不敢寄，怕你分心赶路……我会等你的，等你回来给我去看北平的故宫、长城的雪。”

最后一封信没写完，只有半句话：“窗外的栀子花落了，捡了些晒干，等你回来泡着喝……”

箱子里还有支钢笔，是他送她的那支，笔帽上刻着她的名字，笔尖还凝着点墨，像是刚写完最后一个字。

他当年只顾着感动，竟没细想，他那点咳嗽不过是着凉，而她塞给他的那些药，在后来，是她自己最需要的救命药。她把能救自己的药，全都给了他。

他猛地想起最后那封信上的污痕，想起她总说“天冷了”，想起照片上的她，比从前明显消瘦的轮廓。

原来那时，她正坐在这漏雨的阁楼里，数着自己所剩无几的日子，也数着他归来的路，而自己生的希望，一点点化为了烟云。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洒在屋顶上，像老天也在为他垂泪。他抱着那些信，跪在空荡荡的阁楼里，喉咙里发出悲凉的呜咽，一声比一声凄楚。

墙角处还立着他临走时留下的画架，上面蒙着布，掀开一看，是他没画完的她的肖像，笔触停在她耳坠的珍珠上，下面还有几颗未画，留白处像他没说完的话。

他终于回来了，带着满箱的画稿和待兑现的承诺。可她不在了。

那些他为她画的许多肖像，她没机会看了；那些他许诺的北京的故宫、长城的的雪，她看不到了；她苦熬三年的等待，终究是等成了一场空。他想起她塞给他药时含情脉脉的眼神，想起她刻哨子时被刀划破的手指，用嘴吮了吮继续刻的模样，想起她总说“等你回来”——原来那句“等你”，是她用尽生命给他的精神支柱。

暮色降临，房间暗了下来。微光中，他拿起那支钢笔，想写点什么，却发现笔中的墨水早已干涸，不禁悲从中来，一行涕泪落满纸上，正是他此刻无法诉说的衷肠。

黄浦江上的汽笛，从远处传来，一声，又一声，穿过雨幕，像谁在吹那支生锈的铜哨。

雨还在下，弄堂里的青苔继续往上爬，仿佛要爬满所有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从这一刻开始，他深知，往后余生，无论他画多少幅画，走过多少风景，自己心底那道伤痕，恐怕是永远也愈合不了。就像霞飞路落不尽的梧桐叶，就像这满箱没寄出的信，永远地，迟了。

“尺素迟”三部曲之 雁书滞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