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冰城》铁肩妙手：冰城资深媒体人王文的笔墨人生

文脉冰城

铁肩妙手：冰城资深媒体人王文的笔墨人生

　　从采访者到“被访者”。《文脉冰城》的发起人作家张未未，正护送着她亦师亦友的采访对象，《文脉冰城》的指导老师，掌舵人王文老师，去接受另一位《文脉冰城》的艺术顾问，赵庆忠老师的“采访”。

《文脉冰城》项目运作两个半月以来的七次寻访，王文老师从未缺席。他像一座桥，连接着项目的当下与城市文化的过往，也连接着张未未这一代人与更深远的精神传承。

张未未：“《文脉冰城》项目，算是您积蓄了一生力量后，投出的另一篇‘大稿’，我要写写您。”

王文老师：“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报人，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你写别人，写的是他们的艺术人生，气象万千。写我，无非就是些陈年旧事，一张报纸，一支笔。”

“不，王老师。”张未未说，“您和您记录的时代，您帮助启动的这项事业，您本身，就是《文脉冰城》最核心、最生动的部分。今天，我们是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您这‘一支笔’，能持续不断地发热发光，还能点燃下一支、再下一支笔？”

　　王文老师的一生，有两件武器：一件是枪，在珍宝岛的冰雪中，守卫国土；一件是笔，在时代的稿纸上，记录风云。从战地到报社，从记者到改革者，从“鼓角”声声到“文脉”寻访。他始终站在需要他的地方，却总是避开最亮的那束光。现在，让我们走近他，一个被时代照亮，也照亮了时代角落的老报人——王文先生。

门开处，暖意与墨香一同涌来。赵庆忠老师的工作室兼客厅，像一座被艺术守护的春天岛屿。画作倚墙，书籍叠案，沙发上铺着素净的坐垫，静候着这场特别的采访。

王文老师脱下外套，取出两样东西：一本封面已显旧色的书和四本诗稿。书是《鼓角》，他1991年出版的三十多万字的新闻作品集；诗稿是他近年来在“逸致斋”里的吟咏。

赵老师沏上热茶。“来，‘领导’，坐主位。”他笑着指向主座的位置。

张未未打趣道：“王老师，您看，您这一坐下，那种‘领导派头’自己就跑出来了。”

赵老师笑道：“以前在省报，王老师往会议室一坐，本来就是大领导。”

王文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容舒展：“好，现在我“接受‘审问’。”

一句玩笑，消弭了所有可能的形式感。录像机悄然工作，采访正式开场。时间，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流淌。

　　一口井与一卷家谱。王文老师将岁月径直拉回到七十多年前。“我是建国前，1948年出生。生在海伦县，离县城9公里，一个小乡村。这个村子三四十户人家，非常普通。一口水井，大家共用。房子都是茅草的，泥坯的房子。我，就出生在这。”

他将话锋转向家族根源，籍贯河北。父亲说过，家族为“在旗”的汉人，属镶白旗。他解释，汉族能入旗者，祖上多是官宦或军功之家。“那么，官宦之家怎么跑到这边来？这个，父亲未明言。”

“我家的族谱，和村子里的其他家，确实不一样。”王文老师忆述，年三十前，把族谱请出来，挂在北墙上，供族人祭拜。家谱顶端是“忠孝传家，诗书继世”的训言。两旁的对联是：“礼乐百年承燕翼，诗书千载荷龙光。”对联纸的品质没见过，字是颜体粗黑大字，十分庄重。“后来知道，我家可能是什么时候获了罪，被流放过来的。”

他接着说：“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文化，哥哥姐姐也没念过书。我大哥叫王志，二哥叫王富，姐姐叫王琴。我哥学的是木匠，我二哥学编织，过去农村的炕席都是自己编的。我姐姐就在家学点女红，下地劳动挣工分。”

“我父亲这一辈，兄弟七个，还有一个姑，八个。他是老四。但我的爷爷奶奶，是跟着我父亲过，在我们家。这就说明，我的父母是非常孝顺的，才能这样。”他说到这一点，这是家族传承中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王文老师回忆道：“我小，和我大哥差了15岁。等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就不在了，奶奶还在。那时奶奶可能七十多岁，我一两岁，有点模糊记忆。农村南北大炕，我奶奶住北炕。房梁上有个小筐，柳条编的筐，那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罐子装白糖，还有两样点心。一样叫‘牛舌头果子’，就是现在的长白糕；一样叫‘槽子糕’，就是蛋糕。”

他笑了笑：“好东西啊，小孩馋，老看着。但老人有规定，那是给奶奶吃的，谁都不能动。有时候家里没人，奶奶悄悄把我叫去，要给我吃，我也不敢。这种东西，是家传的，是家风形成的，规矩比嘴馋大。”

他像是从那条漫长的童年里走了出来，总结道：“这些，就是从小，‘忠孝’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影响就非常大。”他从中汲取的最初养分，是一种“分寸感”。对传统的敬，对长者的孝，对规矩的守，对文化与知识虽遥远却本能的向往。

是“忠孝传家，诗书继世”八个字，引领一个寒门子弟走过很远的路。走出泥坯房，走进绥化师范的课堂，走上珍宝岛硝烟弥漫的战场，最终坐进报社灯火通明的编辑室，写下百万言，记录一个时代的风云。无论行至何处，他生命的基石，始终是海伦县那个小村庄赋予的：一种根植于乡土中国的、厚重的伦理道德，与一份对“诗书继世”的向往与渴望，让他的热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温度。

　　给自己起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明确的抉择。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父亲要给他起名。大哥叫“志”，二哥叫“富”，名字里是农民最朴素的寄托。轮到他时，他对父亲说：“我的名字，我要自己起。”

父亲诧异：“你起？你想叫啥？”

“我想叫王文。”

“咋想的？”

“我不想当‘睁眼瞎’。”

父亲看着他：“想念书，学文化？这想法挺好，可你能吃了那苦吗？”

他回答得干脆，“我能。”

“王文”，两个字，不像“志”那样宏大，也不像“富”那样具体，它指向一种状态，一种身份，一种与“睁眼瞎”截然相反的人生可能，是那个叫“文化”的、遥远而模糊的地方。

“文”的道路，从八岁那年开始。王文老师不足七周岁便踏上了求学路，是村里最小的学童。学校在邻村，每日往返需走数里地，他常选择更近却难走的田间“毛道”。这条路，他风雨无阻地走了六年。

严冬，零下三十度的酷寒是寻常事。他穿着母亲手制的棉衣棉鞋，寒气仍如针扎猫咬，风刮在脸上似钝刀切割。盛夏暴雨时，“毛道”化作泥淖，他常摔得浑身是泥，狼狈不堪地赶到学校。最艰难的一次，大雨滂沱，全校只到了三个学生，老师望着这几个泥猴般的孩子，课也没法上。

　　苦，是真苦。苦到那条求学的队伍，走着走着，人就稀少了。求学的路越走越孤单。从村里到公社，同伴从十几个减至三四个。面对“认识名字、会写工分就行”的现实，多数人回到了命运的田垄，唯有他独自继续前行。

初中的路更漫长艰险。八里长的“毛道”穿过荒凉的“柳条通”与“榛材棵子”，传闻曾有狼和黑熊出没。为防身，他每天手持兄长做的二节棍上学。

十四岁那年深秋，暴雨将他返家途中的水沟变成激流。他涉水时滑倒，被冲至远处，浑身浸透后在零下气温中走完余程，到家时嘴唇已冻得乌紫。

为何要吃这样的苦？为何唯独是他，在这条越走人越少的路上坚持？

他回想着说。“看家里养的鸡鸭鹅狗，它的活动空间，就是院子那么一点。我说我不能这样。我得做只鹰，我得飞到天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飞出去”的愿望，化为对知识的渴望。学校教的课程，对他而言“好像不够学”。课堂的不足靠课外来填补，他迷上了小人书（连环画）。《水浒》里的武松打虎、《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说岳全传》里的岳母刺字、《三国演义》里的三英战吕布、《西游记》里的大闹天宫……虽然多半只是看热闹，这些画面与文字，是他探索浩瀚历史与文学天地的第一扇窗。

到了初中，视野骤然开阔。那时流行的文学作品，成了他精神的食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岩》、《暴风骤雨》、《烈火金刚》、《苦菜花》……这些小说里那股英雄气与精神力量，深深浸染了他。

买书的钱，家里是支持的。大哥在公社农机修配厂当工人，后来提了厂长，是家里拿工资的人。父母兄长觉得“念书是正事”，只要他要钱买书，多半会给。但他心里不安：“老花家里钱也不行啊。”

于是，他开始自己挣。利用暑假，去给生产队放马。下地割麦子，薅亚麻。寒假就去捡粪，积肥。一年下来，他能挣两百多个工分。折合钱算下来有三四十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拿着自己劳动换来的钱去买书，他感觉“仗义”，心里踏实。

就这样，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锻打着他。那个名叫“王文”、发誓不做“睁眼瞎”的男孩，正在用最踏实的方式，为自己锻造一双鹰的翅膀。终有一天，他会飞到更明亮更宽阔的世界里去。

　　上了初中，王文老师成了屯子里“识文断字最高的人”。这身份带来荣耀，也带来义务。

第一桩义务，是过年写春联。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就是他最忙的时候。他要根据各家门户，写下不同的吉祥话：大门上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仓房是“五谷丰登”、猪圈鸡舍则是“肥猪满圈”、“金鸡满架”。还有“抬头见喜”、“出门见喜”的小条幅。研墨、裁纸、挥笔，墨香混着年味，能忙活一两天。一支笔，就这样将“诗书继世”的家训，化作了家家户户门楣上的祈愿。

还有个义务，是说书。农闲时节，尤其冬日昼短夜长，村里缺乏娱乐。听书，是庄稼人最好的精神享受。于是，“中学生”的他被推了出来。吃过晚饭，乡亲们拎着小板凳，陆续聚到他家。两铺炕，一盏油灯，挤满了人。他开始念《大八义》《小八义》《说唐》《说岳全传》。起初生涩，遇着生字就查旁边备着的字典。后来“精了”，除了关键人名不敢错，一些文绉绉的词句，他便根据上下文和偏旁部首，用自己的话顺下去，“他们也不知道”。他的母亲会在灶间烧一大锅开水，抓一把廉价的茶末沏上。乡亲们捧着碗，听得津津有味，茶末的涩与故事的酣畅混在一起，驱散了冬夜的漫长与疲惫。

　　这说书的锻炼，远不止于识字。随后这些故事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乡亲们会争论起“秦琼和尉迟恭到底谁厉害”、“岳云那对银锤到底多重”。他的诵读，成了种子，在贫瘠的文化土壤里，生出质朴的议论与想象。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字有点亮心灵的力量。

初中毕业，人生的岔路口摆在面前。一条路是上海伦县的高中，另一条是考绥化师范。“我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个一直想“飞出去”看世界的少年，做出了选择。师范学校提供助学金，吃饭住宿不花钱，几乎没有学费。这能让务农的父母和做工的兄长，肩上的担子轻一些。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绥化师范，这所绥化地区的“最高学府”。终于，他要飞出那片柳条通与荒草甸了。

第一次坐火车。绿色的车厢，窗外的平原、村庄、树林飞速向后掠去。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三个多小时，他看不够。那是他用自己的笔和汗水，为自己兑换的一张通往更广阔天地的车票。

走进校园，他“乐坏了”。整齐的砖瓦房教室，宽阔的大操场，笔直的榆树墙，挺拔的白杨树。一切都与他熟悉的泥坯房、毛道、沟子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叫做“文化”与“文明”的气息。他说：“这就觉得是上了一步了，这理想，就实现了。飞出去了，要看外边的世界了。”

　　师范，意味着他正式被纳入一个专业文化传承体系。他将在这里，把童年梁上家谱的“诗书”二字，把少年说书时感受到的文字力量，淬炼成未来安身立命、最终反哺这片土地的本领。

那只渴望飞翔的雏鹰，第一次离开了巢穴，在天空下，展开了尚显稚嫩却坚定的翅膀。前方的世界，正等待着他去觉察、去记录、去书写。

红专板报。踏入绥化师范学校，在班里他被选为班委。对语文课他甘之如饴，是学的最好的，所以被选为语文课代表。他像一棵根系发达的树，朝着人文的土壤深处扎去。

课堂之外，阅览室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汉语言文学课外讲座的教室，他期期不落。讲课老师是张家英，专讲古文，见解精深，省内有名。

他谈到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校的“红专板报”。大约一学期出刊四期，每期四板。由十来个学生来办，王文老师起初只是编辑，后来又成为主编。这意味着，他不仅要自己创作，还要为所有刊发的稿件把关。

这些板报，成了他最早的“媒体”试验田。他每期都要在上面发表作品，以诗词为主，间有散文。“那时候写，反正胆大，无知者无畏，收获是很大的。”他笑着回忆。他既是作者，有时也参与誊抄，对版面布局有了最初的概念。

这段“主编”经历，是一个伏笔。多年后，他已是一位资深的报业主编。一次采访中，他见到某位市委书记。握手时，他说：“王主任，你知不知道，我是你师弟？”

王文老师一愣：“此话怎讲？”

“你不是绥化师范的吗？我比你晚几年入学。你在学校影响可不小，我们都管你叫‘校园诗人’。”

“校园诗人？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个称号。”

“你有啊！”那位书记说，“你当时有首诗，写青松的，我给你背两句……”。

他回想。“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我自己都忘了。”

“但你影响在。”市委书记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让王文重新掂量了“红专板报”的分量。它不仅是稚嫩的诗，更是一颗播下了他“以文立身”的种子。

赶上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少上了一年课，但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师范学校的运动相对比较平稳，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事。在成立校革委会的时候，他凭借着个人的威信和能力，被选为校革委会委员，和县红代会常委。这期间，他创办了《教育改革》刊物，是他最早期的新闻实践。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对他是个很好的锻炼。

新的抉择。他本来有留在绥化机关工作的机会，但他放弃了。听说省里给这届毕业生五个支边的名额，此刻，他想到了“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毅然决然的带头报名，去支边。

他到完达山林管局报道后的落脚地，是五林洞林场，五林洞是距离边境最近的村落。他先是在只有三十来个学生的“向阳小学”当了三个月校长，随即被上级提拔为革委会委员兼民兵连副连长。他的工作除了跟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外，就是负责组织民兵出操训练演习打靶，和组织政治学习。到1968年9月，五林洞有了新情况。来了一伙支工的解放军，领头的是边防站长孙玉国，他带的那个班的班长叫周登国。

孙玉国和王文老师同住一间宿舍，在共同起居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解放军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和民兵一起参加训练，一起进行政治学习。他第一次听到“战备”这个词，也做了不少战备的准备工作。他的心里朦朦胧胧的有了某种预感，这预感在几个月后成为事实。

　　珍宝岛的枪声。1969年3月2日，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在苏军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首先向我方战士开枪之时，我边防军奋力反击，取得了第一次反击战的胜利。岛上指挥就是孙玉国站长。不甘失败的苏军，在3月15号对我珍宝岛守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出动了坦克装甲战车等重型装备，但是，他们也没有占到便宜，被我英勇的边防军击退。我们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他们最先进的T62坦克，作为战利品现在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次自卫反击战涌现了十位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孙玉国，周登国赫然在列。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作战中，五林洞成了最重要的支前堡垒。20名民兵组成突击队赴前线配合解放军作战，执行搬运弹药，抢救伤员等战场勤务。后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成了支前模范。五林洞处于敌军重炮射程之内，但大家毫无惧色，倾尽所能为前线撤下来的战士和后续补充上来的战士做好一切后勤服务。军爱民民拥军的事迹桩桩件件令人泪目。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孙玉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他代表前线军民在大会上发言。当他讲到英勇的边防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反击来犯之敌时，毛主席带头站起来热烈鼓掌。称赞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好。从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就响彻了神州大地。

　　同日，虎饶前指在五林洞召开庆祝大会，王文老师代表地方革委会和人民群众在大会上发言。能同沈阳军区首长、野战军首长、省军区首长、合江军分区首长同台发言讲话，又有新华社的记者在场录像，他感到无比荣耀。他的慷慨发言，表达了边防人民誓死保卫祖国，反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博得了一阵热烈掌声。

在战后评奖的时候，五林洞民兵连荣记集体一等功，连长陈文忠荣记个人一等功，还有其他民兵也分别记了二等三等功。王文老师本可以记二等功，但他推让了，火线入党，已让他高兴不已。

连长陈文忠和儿童团长鲁志霞应邀进京做汇报，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而他代表民兵连到部队，到佳木斯，哈尔滨去做报告。当他坐在北方大厦的大礼堂时，他感觉的确是“不一样”。这里是全省最气派、最“牛”的地方。

在哈尔滨最气派的北方大厦礼堂里，聚光灯照亮了这个从边境风雪中走来的青年。这份来自时代“高光”的照亮，奠定了他此后一生，无论执笔从文，还是处世为人的精神基石。

又一次抉择。王文老师忆述道：1969年10月，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已经提升为边防团长的孙玉国找到我说：“：“你小子得当兵！你在地方就是干部，我让你到连队锻炼半年，然后，就让你去七连当指导员。”

我听了，非常高兴，当即答应：“好，我当兵！”

但是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来虎饶接兵的是炮兵部队，最终我还是被他们接走了。从此，我便和孙玉国失去联系。后来，他晋升的很快，成了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

　　1974年开四届人大，他从一位代表李发锁那里打听到了我的信息，给我捎回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小子怎么不联系我，我找不到你。”告诉我了联系方式。当时，我只是个连级干部，差距太大。我也再没联系他，以后重新建立联系是在十几年以后。那时，我们都转业了。他人生经历的挫折，转业到地方。但他初心未改，英雄本色不变。在新的岗位上，干的非常出色，人民群众依然非常尊敬他爱戴他。

他每年都回珍宝岛一次，去密山烈士陵园献花，回到哈尔滨，我们就在八一宾馆相聚。有一次我去沈阳和当年师团的战友聚会，我把孙玉国请了出来，在餐桌上，他指着我对其他战友说：“王文这小子不简单。”他介绍了我当年在珍宝岛的一些经历和事迹，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这些事，你在部队那么多年，从来没听你提过。”

现在孙玉国八十多岁了，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我见证了他的荣耀、他的挫折、他的重新奋起，也见证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何归于平凡而深情的晚年。他同样见证了我从一个热血青年，走向新闻报人的历程。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自已某一段生命的见证者。这种见证本身，或许就是那段峥嵘岁月留给我们两人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在回望来路时，知道自己记忆中的烽火与风雪是真实的。

　　军营淬炼。将记忆再次拉回到1969年，穿上绿军装，军旅生涯十六年，我深切体会到，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是个大熔炉，是多么的真真切切。下到连队，我从一个兵做起，当过班长，当过排长，站过岗，放过哨。出操、训练、野营、拉练、实弹打靶，战士吃过的苦，我一样不少的吃过，应该得到的锻炼，我一样不少的经历过。我还支过农，去林场伐过木。现在脖子上还留有抬木头时留下的“蘑菇头”。也有进入一级战备，在边防前线，野外生活过43天的经历。多次立功受奖，当然，我在连队待的时间不算长，后来主要是在机关工作。

1975年，我便从团政治处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在师宣传科近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是我受到锻炼和提高最重要的时期。在这里，我用业余时间读完了吉林省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我先后被组织送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和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深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还有毛主席倡导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的六本书。

这两次进修学习，对我的理论水平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十年间，我先后经历了，刘相满、曾明钊两任科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约1980年底，我接任科长。

　　值得一说的也就这么几件事。为了完成好部队的常规宣传任务，总想找些新办法。我发现政治教育的效果好坏，关键在基层连队指导员的素质和讲课的水准。于是，我策划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全师指导员讲课比赛”。让优秀指导员到师里来比武，给予奖励，组织他们外出参观见学。这个活动激发了指导员钻研业务、提高授课能力的热情，对提升全师政治教育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加强宣传科自身建设，培养新人也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人说“从宣传科出来的人，没有“瘪子”。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回到地方，都成为了栋梁之材，有一位还成为了将军，曾经在中央军委工作。

改革宣传报道方式，我也做了些尝试。过去往往都是写简报，我尝试用最快捷的电报形式，总结经验，向上汇报工作。我写的电报有两封发挥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第一封是针对部队开展的一项名为“反对三伸手，筑牢思想基础”的教育活动。我将这项活动浓缩在几页电文里。这份“经验电报”呈送上去，效果出奇地好。师领导认可，上报到军里；军领导也觉得耳目一新，当即转呈沈阳军区；军区首长阅后认为具有推广价值，直报总政。不久，这份由一位师宣传科长起草的电报，被总政治部签发，转发至全军学习。

还有一封是师里组织了一次针对“十大员”（如炊事员、通讯员、卫生员、理发员、保管员等）的集中培训。这些兵相对松散。培训效果显著，我再次提笔，以电报形式将这套培训方法提炼上报。这一次，经验材料同样被总参谋部转发全军，对促进基层正规化建设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这两封“通天”电报，不仅推广了工作经验，更让王文这个名字进入了更高层领导的视野。不久后，新华社驻沈阳军区记者站的站长龚羽，带着记者，奉命到68军总结群众工作经验。李玉忱政委点名，调我加入了这个写作班子。

为期七天的写作，我从龚站长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新闻高手是如何调研、挖掘、谋篇布局、锤炼语言的。李玉忱政委在这个过程中对我的看重与指点，也让我受益匪浅。

　　归途与起点：1985年，我随着那场百万大裁军，脱下了穿了十六年的军装，副团级转业，到地方。我非常感谢李玉忱政委体贴下属，照顾我的家庭困难，批准我的转业请求。

回到地方，人生又一次站在岔路口。有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一个是省政府办公厅，一个是黑龙江日报社。

两家都伸出橄榄枝，需要我做出选择。天平其实在我心里早有倾斜。我爱好写作，名字就叫“王文”。而省报，在我心中是一个“高光的殿堂”，是文字的圣殿。

这个选择背后，还有一个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情结”。我初中二年级时，那年国庆征文，我写了一首五节的歌颂祖国的诗，得了学校一等奖。我斗胆把诗投给了《黑龙江日报》。结果是石沉大海。那时我寻思：是我水平不够。这件事深埋在心底。如今，机会来了，“进黑龙江日报多好，是吧？对得上这个茬口。” 我和家人商量，他们同意，于是，我走进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大门。最初我被分配到政教科文编辑室任副处级编辑。

　　其实当编辑非我所愿，我内心渴望当记者，有强烈的创作欲。

这个编辑室是报社人最多的一个部门。其中老记者、老编辑，就有十几位，都是副处级待遇。

编辑工作需要非常严谨。一些老同志的稿子交到我手里，我没什么顾虑，该改就改，标题、内容，有时改动不小。这也引起了一位老同志的不悦。他是1933年出生的老同志，文化程度不算高，稿子往往需要润色。我改动的地方多了些，他有些不高兴。

我找到他，诚恳地说：“依老师，我是个编辑。稿子拿来，我若只签个字就交上去，是不是不负责任？我改的也不是最终定稿，还有主任们编审。如果我改错了，主任会改回来，您放心。”

编辑室副主任王亚光，把我修改过的稿子，仔细看了之后，主动去找了老依。

她说：“依老师，您看，王文给您改得多好！您看这标题，再看这内容，是不是出彩了？给您锦上添花嘛！发出来，署名不还是你吗？” 她话锋一转，说：“咱们得尊重他，他是新人，但不是‘新手’。”

这番话，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到了，我知道这是领导在帮我树立威信。

　　初试啼声。渴望写稿的王文老师得到第一次采访机会是在四个月以后。给他的任务是去巴彦县回访“取消村办小食堂，干部下乡吃派饭”的落实情况。哈站有位记者陈爱民帮助他提供情况，他来到巴彦县西集镇。任务完成的很圆满，稿子配发短评发在头版头题位置。王文的名字和本报记者连在一起发，这是第一次亮相，报社很多人才知道我们又进了新人。

但王文老师并没有满足只写这一篇稿子。那天当晚他住在巴彦县西集镇。晚饭后和镇党委书记韦德璞漫谈至午夜，他感到这位“眼睛不大，但挺有眼光”的书记是一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基层干部。于是，他把他当成写作对象，为他写出了近三千字的人物通讯《韦书记的眼睛》。报道刊发后，韦书记并没想到，但对他后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晚饭时，听一位副镇长谈起当地发展养猪的新办法，他觉得有推广价值，便也记下来，写成一篇稿发在了二版。

首次出差，一夜留宿，三稿见报。当时黑龙江日报只有四个版，容量有限，记者一个月完成五篇稿就算完成任务。

对写稿有瘾的王文老师，第二次获得采访机会已经是在一年以后。编辑室主任李保国带他去佳木斯、富锦、同江采访。他知道这是领导对他的一次实际考察。他对主任表示“我年轻，您指导，我干活”。采访的七天时间，他们前后竟发表了十四篇稿件，体裁涵盖消息、通讯、述评、评论。这些报道多半出自王文老师的手笔。

　　在富锦，他们发现当地发扬政治民主的做法很有新闻性且时效性较强。采访一结束，王文老师匆匆吃过午饭，立即动笔，用了三个多小时写出了一篇近千字的消息并配发了一篇1000字的评论员文章。李主任看后，说好。县委宣传部派专人连夜乘火车送稿。

编辑部收到稿件后，由主管主编签发，第二天就在一版头题位置见报。

王文老师还谈及了在同江采访的一段经历。负责为他们安排采访事宜的宣传部副部长黄任远，反而成了他采访的对象。同江是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地，当年从浙江下乡来的知青黄任远留在这里后，对赫哲族的口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抢救濒危的赫哲族文化，倾注了很的热情和心血，写了不少文章进行宣传。王文老师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典型。

于是以《让明珠闪光》为题，写了一篇两千多字人物通讯，在报上发表，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后来黄任远被调入省民委的有关部门，以后他成了该领域的专家。

　　编辑参加采访往往在省开“两会”时有机会。1987年差额选举首次实行，市县的“两会”出了不少新闻。确定王文老师参加报道后，他就找到总编辑李寿山，说：“今年和往年不一样，除了常规报道，我想写点差额选举的深度报道。” 李总编说：“可以写，但关键看你怎么写，得能发出去才行。”他说：“好，我知道了。”

在完成规定报道之外，他利用会议间隙里里外外深入采访，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最终，他写出了《选择·竞争·活力——差额选举的启示》和《民主的呼唤——差额选举的思考》两篇深度报道。稿子送到总编案头，李总编看后说“好”，但得送审。

结果送审顺利通过。稿件发出后，反响很大。其中《民主的呼唤》一篇，在全省好新闻评奖中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好新闻一等奖。记者的笔，有时需要一点“明知山有虎”的勇气。

　　为新闻“点睛”的评论员：写作的“瘾”一旦上来，就难以遏制。即便在担任部门副主任、行政事务增多之后，他依然见缝插针地写。一个习惯是，他对自己采写或编发的、认为价值突出的新闻，总爱配上评论，新闻“点睛”，突出其价值。

一次，一位跑高校线的记者汴浩澜，找到他说：“我写了一篇船舶学院大学生暑期参加社会实践的稿子，交上去好些天没动静，你给我问问呗。”他说：“你去把稿子取回来给我看看。”

王文老师看到稿子后，觉得稿子很有价值。下班时他把稿子带回家，晚上加了个班，配写了一篇题为《置身于改革之中》的评论员文章，并签发了一版头题。经主管总编审阅后，第二天，这组报道就在一版头题见报了。

这篇评论引起了社长张国昌的注意。他给副总编杨德三打电话，说：“你问问，这篇评论是不是小汴写的，如是，马上把他调评论部，现在缺能写评论的。”杨说：“是王文写的。”张社长便没再说什么。

此后，王文老师写的评论越来越多。张社长还是下了决心，调他到理论评论部担任副主任。

　　喉舌的重量：在无声处听惊雷。在评论部王文老师工作的时间不足一年，还被张国昌社长点名去中央党校参加培训了一个月。

在评论部他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说：“有一次的评论是最难写的。”

八十年代末，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张国昌社长找评论部，说：“咱们得发声。”

王文老师回忆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发声得有依据，但那时“中央没精神，省委没精神。这评论怎么写？”

虽有压力，在张社长的指导下，王文与李惠东主任反复斟酌，用了几天时间，相继发出了四篇评论员文章，分别是：

《维护秩序，人人有责》——从公民责任与社会运行的基本面切入，呼唤稳定；

《打击坏人，维护治安》——明确是非界线，支持法治力量；

《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言行》——将问题引向最高的法律框架，强调行为的底线；

《全力以赴夺回损失》——在局势趋稳后，引导目光投向生产与发展，凝聚重建共识。

这四篇评论，既回应了社会关切，又严格恪守了党的立场，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为稳定人心、引导舆论起到了党报应起的作用。事后回望，这组评论因其把握之难、分寸之准，获得了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这段经历让王文老师体会到，评论员的笔，其重量不仅在于文字，更在于背后所承载的千钧责任。

　　不久，又有了一次任务。国家最高检、最高法联合发布通告，勒令犯罪分子限期投案自首。这次，上级精神明确，党报必须发声造势，紧密配合。写评论的任务落在了王文老师身上。

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中，他关注进程，把握节奏，连续撰写了一篇社论，四篇评论员文章。很好的配合了“两院”的部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谁知，人事变动的事时有发生，在政教部主任出现空缺的时候，王文老师又调回到政教部。临走前，李慧东主任跟他说：“以往写社论写评论都是评论部的事，这回你回去了，告诉你，这些事你整。评论你别找我们了，你也不是不能写。”

自此，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政教部负责的是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报道任务很重，凡是重大活动，省党代会、省人代会、省政协会、省各群团组织的代表大会，乃至全省性的重要会议，都需要配发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由他承担的。

“所以我写的评论就特别多，”他粗略估算，“写社论，写评论，写署名评论加起来，大约得过百篇。”这上百篇评论，便是他作为一名党报报人，在时代的大纸上，留下的最深的思想印记。

　　鼓角长鸣：一位报人的沉淀与担当。时光从笔尖流淌而过，带走了青涩，留下了沉淀。大约在1991年，一部凝结了他多年心血的新闻作品集出版了，书名：《鼓角》，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著作，收录了他采写的消息、通讯和评论，体裁多样，如同他多面的职业生涯。

为这本书作序的，是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戚贵元。戚部长对书名十分赞赏，认为“《鼓角》这名字很适合”，并对这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多有褒奖和鼓励。来自省委领导的肯定，印证了他笔下文字的分量。

这部《鼓角》，也是他职业生涯成绩单的集中亮相。当被问及获奖情况时，他坦言：“各种新闻奖，28项。”细数下来，省新闻奖一等奖就有4个，其他多是全国人大、中国记协、国家教委和省有关部门的奖励。他粗略估算，自己在《黑龙江日报》发表的新闻作品，总字数“过百万，没问题”。《鼓角》是他唯一结集出版的作品，如同一座孤峰，标记着一段呕心沥血的攀登。

　　除了笔耕的成就，王文老师在报社内的角色颇为独特。黑龙江日报编辑部有十个部门，王文老师先后担任过六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个摄影部差点也派到他的头上。他的组织观念很强，组织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干，每一次调动，他都全心投入，在新的领域开拓局面。他真的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文体部的“鼓点”：从敲边鼓到主旋律，一位报人的文体部岁月。调任文体部主任，文体工作过去附属于政教部，常被视为“敲边鼓”的配角，不那么核心，压力也小些。他欣然赴任，觉得“也挺好，不那么累了”。

但“王文式”的工作逻辑随即启动：既然要干，就不能甘于“敲边鼓”。 他要让这个新独立的部门，在报纸版面上有一定地位。

“创新”是他的工作态度。 在政教部时，他为了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开辟了一个“社会新闻”专栏。这类新闻贴近生活，百姓爱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曹洪波，人称“曹大胡子”。专栏一办，果然大受欢迎。王文老师当年就力推曹洪波评为省里的好编辑。也为这位年轻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曹洪波一路成长为《生活报》的常务副总编。给新人机会，就是给报纸的未来播种。

带着这种“破局”的思维，他来到了文体部。他的目标明确：必须加强文化报道的力度与深度，尤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报道。他以文体部名义，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深度调查和评述，展现出文化体育与社会经济变革的深刻关联。

　　他对本土文化资源有着独特的新闻敏感。当时，哈尔滨每年一月五号的冰灯游园会（冰灯文化节）在兆麟公园已举办多年。王文老师很重视对这一本土文化的报道，从中看到了更深远的价值。他组织采写系列报道，并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观点：“可以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在另一篇报道中，他提出了哈尔滨的冰灯文化正面临挑战，必须思考“升级”之路，如何创新形式、提升内涵、扩大影响。

在王文老师看来，文体部报道的“文化建设”，关乎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与软实力。因此，他担任文体部责任人任上，报道思想深度都显著提升。

历史机遇也眷顾了他的任期。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报社决定为赛会创办一份独立的会刊。这项重任，落在了文体部肩上。王文担任会刊主编。他带领团队，精心策划，从内容到版面亲力亲为，在整个筹备和赛会期间连续出版了三十多期报纸。这份会刊因报道专业、内容丰富、版面精美，不仅深受参赛者和读者欢迎，更获得了亚冬会组委会的高度赞扬。赛事结束后，会刊被装订成合订本，成为记录那届亚冬会、也是记录报社一段光荣历史的珍贵文献，“可以留世，存世”。

他将一个“敲边鼓”的部门，变成了奏响城市文化强音、记录重大历史时刻的主角。这背后，是他一以贯之的不甘平庸、勇于创新和对新闻工作社会价值的深刻理解。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让手中的版面，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

　　哈尔滨记者站的破局之路。文体部之后，他又被调到了哈尔滨记者站当站长。怎么改善和加强对哈尔滨市的报道，王文老师自有想法。他给时任市委书记李清林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为了加强省报对哈尔滨的宣传报道”。我具体提出了五点请求，希望市委能给记者站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李清林书记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协调落实。

自此，哈尔滨记者站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市委、市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他们能出席了；一些相关文件，他们能看到了；与市里各委办局的联系，变得紧密顺畅了。发现新闻线索的机会多了。

手里有了“料”，报道的面貌焕然一新。他要求站里的记者深耕各自战线，他自己也写些重点报道。比如，市委组织部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举措扎实，成效显著。他亲自操刀，连续性的深度报道，连发了五篇。南岗区有三项工作受到省里表彰，他亲自去采写，稿件都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发，还配发了评论，力度很大。市工商局局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找上门：“王站长，我们局也有两项工作做得不错，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他提到的“行政110”快速服务机制，后来也成了他们一版上的亮点。

那段时间，他们还系统报道了一批哈尔滨的本土名牌产品，为城市经济鼓劲。从“三棵针”牙膏、“黑又亮”鞋油、“卧虎”毛毯、“十万绽”，甚至“孔雀美发厅”，都成了他们笔下的主角。哈尔滨记者站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

一项新的任命又来了。记者管理部主任的帽子又给他戴上了。

他知道，记者部那摊子工作，看似庞杂，但关键在于整合与调动。全省十六个记者站，是报社伸向各地的触角和阵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报社做贡献的余地很大。于是，他就开始琢磨起改革的方案。

　　一位老报人的市场化改革实验。他想到，怎么把记者站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又不违规。他借鉴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的经验，建一个可以从事经营的辅助机构就可以。鹤岗记者站还建有一个省报驻鹤岗的办事处，有办事处出头，有些工作就顺理成章了。于是，王文老师利用春节假期，起草了一份改革方案。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三位一体”：将报道、发行、广告三项任务整体“打包”给记者站由他们去组织落实，明确下达指标，并配套以提成奖励，把市场的压力与动力，直接传递给他们。

这一改革得到了新上任的社长贾宏图的大力支持，方案得以顺利实施。这样一来，压力不仅给了记者站，记者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首先是报道必须为记者站开绿灯，他让记者站每半月报一次重点题目，稿子上来后，重要的报道都由记者部向总编室要版面，保证给他们发好。

记者站的同志有了责任感也有了动力，他们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工作成效十分明显，报道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地对他们的满意度明显增强。在王文老师主持工作的四年里，广告方面为报社增收近4000万。也解放了发行处，发行处再也不用从七、八月份开始，就撒下人马，几十号人到各地去搞发行。发行工作还连年稳中有增。

记者站过去开全会，都在报社自己的会议室。而这几年会议地址分别是：亚布力、大庆、海城、威海。记者站这个岗位也由冷变热了。

　　林都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王文老师对记者站的同志帮助和指导是很具体的，他举了个例子。

新到伊春记者站任职的一位同志，工作有为难情绪，找到王文老师寻求帮助。王文老师当着他的面拨通了伊春市委吴书记的电话。

寒暄过后，切入正题：“吴书记，我看好你那有个支柱产业，得好好发展。”

书记问：“什么支柱产业？”

“你伊春旅游资源多丰富啊，他点了“五营”、“上甘岭”、“带岭”等五个林业局的名。”说：“那里的风光有多好啊！”

书记一听，来了兴致：“对，我也想这事。”

王文老师说：“这不想一起去了吗，我给你5个版，宣传你怎么样？”

书记一听很高兴。王文老师话锋一转，亮出底牌：“这可不是新闻，白给你发，交代不过去。你得出点钱。”

书记权衡利弊，欣然应允。电话挂断，王文老师对一旁的张站长说：“你去找他落实就行。”一个电话解决了他难题的一半。一周以后，材料传送到了编辑部。

王文老师亲自为这五个版撰写了大标题：林都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

王文老师做的是，抓住关键的人，用省级党媒的平台资源与地方发展的需求进行价值交换，就能打开局面，这是合作共赢。

当一个新的任命专刊副刊中心主任来临的时候，报社给了他编委的头衔。关于编委王文老师说了一段往事。

1991年的时候，报社就有领导找他谈话，让他上夜班，上夜班的任务，是负责整个报纸最后终审付印，这是总编和编委负责的工作，上夜班预示着就可以提编委了。一次打篮球致使他跟腱断裂，很长时间上不了班，错过了提编委的机会。这次贾宏图社长对他说：让你当编委，你可以不上夜班。

从版面到艺术世界：一位报人的文化破壁实践。担任专刊副刊中心主任，这个中心负责统管文化、体育、专刊、副刊四大部门，并兼管报社的美术馆与北方画院。在他的领导下，《北国风》、《天鹅》等副刊版面有了新的改观，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办了一个《下岗再就业》专刊。除这些事情之外，他认为那段时期有两件值得一谈的事。

　　一件是《黑龙江日报》发起了重走抗联路的“胜利之旅”大型采访活动。 他抽调晁元元、杨宁舒、王雪梅、吴丽红等记者组成采访团队参与其中，沿抗联足迹做深入报道，每日发回报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社会影响广泛。

另一件则是，启动文化市场，扩大文艺产品对社会的影响，让书画作品走进普通百姓家。

为此王文老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美协、书协领导、书画家、美术评论家和个别画商等十几个人参加。与会者充分发言，讨论热烈。最后，王文老师总结道：人民群众是需要书画作品的，生活是需要美化的。即便是农家，过年也要贴副对联，墙上贴幅年画，市场非常广大。当然，人民群众的审美也需要普及与提高，而书画家的创作也需要走向大众市场。

最终，经领导同意，黑龙江日报办起了“一元起，专业书画家作品进万家”活动。由黑龙江日报和一家画商共同承办。赵庆忠老师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项活动每月举办一次，每次200多幅作品，预展一周，然后正规拍卖。

每到这个时候，是黑龙江日报最热闹的时候。偌大的美术馆总有几百人到场，每次都拍卖一空。活动连续举办了22期。最让王文老师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从五常来的妇女，穿着军大衣，领着十来岁的儿子，孩子看好一幅画。跟拍卖师打好招呼，孩子一举牌，拍卖师“啪”一敲锤，孩子用一块钱拍走了一幅喜欢的画，感动的母子二人连连向举办者鞠躬。这样的事每期都有。

他们还把这种模式推广到了沈阳、石家庄、太原、郑州等多个城市。这项活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被新华社报道。

王文老师说他们利用美术馆，还为许多书画家，如：贾平西、庄永春、董晓畔、宿万盛、张翔得等一批书画家举办了画展。

王文老师通过这次艺术市场的大胆实践。证明了，党报的平台和影响力，不仅可以“发挥号角作用”，还可以在专业艺术与大众需求之间，构建起一座真诚而有效的桥梁。

　　笔下的重量：两篇报道与一个报人的时代鼓点。在黑龙江日报的职业生涯里，王文老师采写并发表了上百万字。汇入时代大潮的总有些有影响的报道，因其题材的重大、处理的力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他记者身份最坚实的注脚。他提到的这两篇，一正一反，一颂一批，恰如“鼓角”的两面，共同敲响了他作为党报记者最响亮的职业强音。

一、正面典型的“破格”处理：《拥军城与爱民师》是一篇正面宣传的力作。当时，佳木斯市与当地部队的“双拥”共建工作成为全国典型。如何报道才能匹配其分量？报社做出了罕见的版面安排：文章在头版以通栏标题、上半版篇幅强势开篇，随后转入第三版再以通栏形式接续，整整一万字。在当时极为罕见，近乎“特例”。报社以此最高规格，向这一军民深情致敬。这篇报道，是主流宣传中“浓墨重彩”的典范，展现了他驾驭重大主题和争取突出报道位置的能力。

而真正彰显新闻舆论监督力量与社会责任的，是另一篇报道 《一桩残害妇女案始末》。这篇调查报道刊发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超寻常：

各级组织迅速回应：省妇联负责人发表电视讲话，并下发文件，在全省组织为期两个月的大讨论；全国妇联书记处负责人也专门就此报道发表谈话。

《中国妇女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中国法制报》为此案配发评论。

社会各界深入参与：大讨论在全省各界展开，报社编辑部收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读者来信超过300封。

这篇报道超越了一篇新闻本身。演变为一个社会公共事件，成为推动法治意识与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课堂，省领导对此高度赞扬。此后，王文老师撰写的 《两起徇私案曝光反差》（获省新闻一等奖）和 《一个见义勇为者的悲哀》 等报道，都延续了这一脉络，关注司法公正与英雄境遇。

应编辑部要求，王文老师为此撰写的“采写体会”，将职业经验转化为行业思考的结晶。这两篇收录于《鼓角》之中的作品， 一篇展现了党报的“高度”与“力度”，一篇则彰显了党报的“温度”与“锐度”。

　　一位报人的“鼓角”究竟为何而鸣？它不仅为时代的凯歌而奏，也为社会的不公而鸣，为弱者的权益而呼。当一篇报道能够改变一个地区的舆论氛围，能够推动全省性的反思与行动时，新闻工作者的笔，便真正拥有了千钧之重。这是一位报人对职业本分的坚守：忠实记录时代，推动社会进步。

鼓角长鸣，诗心未已。2008年退休后，王文老师的书房取名“逸致斋”，但他的笔和心从未停歇，至今他的诗作已过千首。他持续支持报业的工作，持续为《老年日报》“翰墨诗韵”专版供稿，发表诗词作品80余首。并成为《诗词赏析》的特邀撰稿人，在上面发表的诗评作品50余篇。虽然没有得到稿费，但他也乐此不疲。这并非职业要求，而是纯粹的精神抒怀与文化播撒，诗心在退休后反而愈加鲜活。

文脉薪传：晚年的文化守望。他更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2025年末，当晚辈作家张未未带着《文脉冰城》文化寻访计划来请教时，王文欣然出任指导老师。他凭借一生积累的洞察力、人脉与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为项目把握方向，亲自带领团队寻访了画家郑振声、北大荒画院院长赵庆忠、版画家张朝阳等一批隐于市井的文化传承者。项目影响日增，前来恳请被记录的老艺术家络绎不绝。

　　当项目进行到第八期，寻访的镜头对准了他自己。在温暖的客厅里，面对忘年交的采访，他回溯了自己从寒门子弟到战地军人，再到报界宿将的波澜一生，将个人史汇入城市文化记忆的洪流。

少年时，他用脚步丈量求学的“毛道”；青年时，他用生命守卫边境的疆土；中年时，他用笔墨记录时代的鼓角，用胆识推动事业的革新；晚年时，他用情怀守护城市的文脉。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在于是否曾用生命的热忱，在土地上留下过扎实的痕迹，并让这痕迹，照亮后来者的路。

当被问及：“您有什么高光时刻吗？”

“高光时刻真还没有，”王文老师说道：“但是被高光照亮的时刻，确实还有。”

他所说的“光”，是在他青年时代的洪流中，他见过毛主席和共和国的开创者们。和华主席、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合过影，他珍藏着用旋转镜头拍摄的长幅合影。他也曾坐在台下，亲耳聆听过红军将领肖华的讲课。他还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劳动。

“我现在说这些事，都给自己贴不了金，”他说，“主席是主席，你是你。但是，这个高光照到你身上，照到你心里，是有作用的，对你的政治立场，对你的党性锻炼，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它是起作用的。”

基于此，从青丝到白发，他对自己做出了总结：“我这一生就做过两件事：一件是拿枪杆子保卫国家；一件是拿笔杆子为人民服务。”王文老师用一生践行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信念。践行了家谱上“忠孝传家，诗书继世”的训言。

　　文脉即心脉。“用心”二字，是他的信条。“以后这个余生还得继续，你不管干啥，就你活着，你也得用心活着。”他说。

他的笔，曾是社会变革的“鼓角”，激昂嘹亮；晚年，这支笔化为润物无声的“溪流”，悄然汇入“文脉冰城”的文化长河。当他与年轻的寻访者穿行于哈尔滨的街巷，叩开一扇扇隐逸着墨香与匠心的大门时，完成的不仅是一次次记录，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他将自己毕生锤炼的“铁肩”与“妙手”，化作一座桥，连接着城市的过往与未来，让那些沉默的辉煌，得以在新的时光里，继续闪光。

这位老报人用他的存在证明，总有一些深情的鼓角，始终在懂得倾听的人心中，长鸣不息。

人生当如鼓角，未必常鸣，但鸣必铿锵。

《咏王文先生》

寒门骄子志凌天，文字冠名意澜珊。

钢枪紧握身许国，熔炉炼就心成丹。

鉄肩赤胆担道义，妙手精诚著诗篇。

索得余皎夕阳下，更把人生风流添。

　　本文由《文脉冰城》工作室张未未报道，王文老师指导。原创文章，版权归《文脉冰城》工作室所有，转载请告知。

王文老师的部分新闻作品：

王文老师的部分获奖证书： 王文老师部分诗词作品：

伟人颂

韶山日出乌云散，睡狮翻身昂起头。

经天纬地谁敌手？贯古通今数风流。

伟大人格昭日月，科学思想耀全球。

人民万岁犹在耳，百姓笃爱怎无由！

总理祭日感怀

腊梅开处雪清白，总理祭日动地哀。

一身许国生死已，几进虎穴鬼门开。

鞠躬尽瘁无杂念，治国理政不二材。

家国情怀续遗志，不忘初心再开来。

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迎风傲雪一棵松，根深叶茂基因红。

初心仍在红船上，目标直指民族兴。

治国满腹兴邦策，经世引领共体同。

领航五年惊环宇，而今飞马又启程。

沁园春.纪念建军节

枪响南昌，秋收起义，会师井冈。三湾改编制，古田定纲。官兵一致，连建支部，党指挥枪。秋毫无犯，独一无二新武装。星星火，燃成燎原势，锐不可当。

万里江山红遍，人民军队威震八方。看存瑞继光，吓破敌胆，雷锋王杰，大爱无疆。更有统帅，武略文韬，千古一人屈万邦。今犹在，新长征路上，开来继往。

习书偶感

手握狼毫我独挥，半卷生萱入纸堆。

一字不稳心难爽，两笔失法势易灰。

欲借兰亭气一口，当偿书圣酒三杯。

明知墨池深似海，甘驱汗笔淌清晖。

致晚秋

绿退残黄珠影消，孤雁声哀南飞高。

落木潇潇山寂寂，归仓粒粒野悄悄。

莫惧秋深寒将至，但看月朗酒香飘。

霜染双鬓添额路，敢向夕阳索余皎。

心境

楼前喜见一园春，杏黄梨白鸟娇吟。

晓风偷香天不觉，宿雨惊魂梦有痕。

月搖青枝影颤颤，日照花丛蝶纷纷。

老来更思春日好，亦羡剑公咏黄昏。

万里长城十三关（节选）

雁门关

九塞尊崇雁门关，千年烟雨卷云涛。

伐匈有枝射虎箭，拒辽全凭令公刀。

昭君和番野猿啼，靖康荒武庙堂销。

灵泉七眼通今古，无双雄关雨潇潇。

居庸关

居庸叠翠御笔题，九塞为尊最相宜。

云台万象殊世界，亭榭八座列东西。

望山云飞千嶂外，饮马关沟十里溪。

鼓角声声散去远，风静只闻子规啼。

二十四节（节选）

春分

阴阳相半昼夜均，寒暑平衡恰仲春。

拜日礼俗周公始，送牛春倌韵口新。

庭堂竖蛋家家乐，空中纸鸢片片纷。

淮南送走桃花讯，燕北闻雷雨千金。

立秋

一股新凉收夏色，三两蝉鸣动秋声。

西郊迎秋周公礼，悬秤称人满清风。

坐地啃秋西瓜脆，贴膘香飘肉汤浓。

立秋犹盼三场雨，月朗风清五谷丰。

十二花令（节选）

梅花（一月）

凌霜傲雪独缤纷，不弄芳姿只兆春。

淡香暗送寒风里，惹火丹青水墨痕。

菊花（九月）

不与百媚争春夏，叶黄时节壮秋魂。

凌霜怒放花溅泪，怡情晚香更醉人。

楹联

继往开来

一大旧址 誓言重宣 红船精神 当面体验

习近平领衔 回望来路 引领中国走向彼岸

七名常委 信念再坚 共产主义 扎根心田

致远看齐 牢记使命 维新世界正当此时

大美伊春

最大城市 树比人多 松涛近听 绿色可醉人

大美林都 天如水洗 声名远播 游客不思蜀

悼于光中

一篇乡愁 魂接故里 台海洒满游子泪

两岸同悼 名垂青史 著作抒尽故园情

悼柳成栋

苍天有情飞泪雨 痛悼驿马山人 惜龙江诗坛失翘楚

文友痛心颌疾首 缅怀史志学者 幸华夏文海留涛声

王文老师部分诗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