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涂药人

回车书院戴萧然

戴汉明的微信头像，是他穿着美团骑手黄马甲靠在电动车旁的自拍，背后是葛店开发区灰蒙蒙的天。我划过屏幕，没有点赞——我们已经三年没在微信上说过话了。

上一次见面是去年正月初三。他来我家拜年，穿着崭新的羽绒服，袖口却沾着没洗干净的白色涂料。我妈拉着他问长问短，他搓着手笑：“姨，我好着呢，在美的仓库装空调，一个月七千。”

走时他塞给我女儿一个红包，厚厚的。我追出去，他已经骑着那辆旧电动车消失在村口，羽绒服在风里鼓成一只笨拙的鸟。

我们的人生，在六年级那个冬天就彻底分岔了。

那年我在杨家畈小学吃食堂的煤烟饭，浑身长满疥疮，脓血把裤子粘在肉上，连走路都钻心的疼。宿舍十个人，没人愿意沾我这讨人嫌的“脏病”，只有汉明天不亮就爬起来，帮我洗米、蒸饭，刷干净沾着饭垢的铝饭盒，再端着搪瓷盆去井边打洗脸水、洗脚水。

最熬人的是夜里，脓疮破了，必得用煤油灯烤软的黑色药膏慢慢涂抹。他举着半截蜡烛，我趴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他粗糙的手指一点点把药膏抹在烂肉上，脓血溅到他脸上，他只抬手一抹，继续低头忙活。昏黄的烛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宽宽大大的，像一座稳当的山。

“疼你就咬被子。”他说。我没咬被子，眼泪却把粗布枕头洇湿了一大片。他以为我是疼，其实我是臊得慌——他手上全是冻裂的冻疮，口子比我的疥疮还深，每一次涂抹，都像在扯他自己的肉。

涂完药，他把蜡烛插在破碗底固定好，从床底摸出半个冻得硬邦邦的冷红薯，掰大半塞给我：“吃吧，吃了长肉，疮好得快。”那是1998年的冬天，他父亲从武汉做生意失败回来没多久，家里三亩薄田养不活五口人，这红薯是他偷偷从灶房揣来的，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尝。

汉明的命，打小就裹在苦水里。他爸妈是老表开的亲，父亲打小就头脑“不清白”，乡里人背地里叫“裹夫筋子”。可他人高马大，是村里打篮球的一把好手，守篮板、抢断、盖帽，样样利落。

1989年跟着家里老大、老三去武汉倒腾建材，折腾到1994年，生意彻底做垮，欠了一屁股债，只能灰溜溜回农村种田种地。到2025年中风送医，才查出他的“不清白”从不是傻，是实打实的疯病，严重时连亲生儿女都认不出，唯独刷到汉明的抖音，能含糊地指着屏幕说一句：“这是我家大儿子，是我的好兄弟。”

他家里的娘，还在。这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为着疯癫的丈夫，为着走失的小儿子，为着远嫁的女儿，更为着独自扛着整个家的汉明，愁得一夜白头，才六十出头的年纪，头发早已全白了。每次汉明跟我提起母亲，声音都沉下来：“我妈天天念叨我弟，念叨我爸，念叨我媳妇的病，怎么劝都停不下来。”

他还有个姐姐，跟我大姐红梅是同班同学，更是掏心窝的好闺蜜，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常来我家借盐，我妈总多舀一勺，惦记着长身子的汉明。

还有个弟弟，我们都叫三哥，小时候鼻涕拖得老长，破衣烂衫脏兮兮的，没人瞧得上。可到了三四年级，这孩子突然开了窍，读书极聪明，当了班长，跟我弟弟妹妹一届，回回考试都拿第一。谁也没料到，六年级到初中，好好的孩子突然精神病发作，动不动拿石头打人，闹着离家出走，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后来的日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各自飘向了天涯。我一路读高中、上大学，毕业留在武汉创业，有了房子车子，做着电商生意，见惯了商场上的人情冷暖、趋炎附势。微信好友被我分成一个个标签，哪个是资源，哪个人脉有用，分得明明白白。

汉明呢，初中毕业就辍了学，一头扎进最底层的苦活里。他去东莞进厂打螺丝，手指被机器压出密密麻麻的血泡；去超市当搬运工，扛着几十斤的大米从一楼爬到五楼；学理发当学徒，手上被推子烫出好几个疤；辗转各个工地，搬砖、扛钢筋，朋友圈里永远是不同颜色的安全帽；后来跑美团骑手，在葛店的街头风里来雨里去；最后落脚在美的空调厂做装卸工，每天扛着上百斤的空调外机，青筋暴起，汗流浃背。

这二十多年，我们微信没几条，电话也没几个，几乎断了日常的来往。可我每次回老家，父母总跟我说：汉明来了，又问你回没回来，最近过得好不好。每到过年，不管我回不回家，他必定拎着自家腌的腊肉、炸的圆子来我家拜年，规规矩矩，恭恭敬敬，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直到2023年8月，他在武汉给我发消息，当时我人在麻城龟峰山，想来找我坐坐。我说我们是当年拜把子的兄弟，不必见外。他才吞吞吐吐地吐露心声：“我怕我混得不好，融不进你的圈子。”他说做电商被割了好多韭菜，不敢再碰，想让我带带他，找个稳当的营生。字里行间，全是小心翼翼的自卑与怯懦。

2024年7月，他突然在微信上找我，发来水滴筹的链接，说妻子胡珍芝查出乳腺癌，要凑二十万治疗费。没过几天，他又单独找我，声音带着压抑的哭腔：“昌能，你看我朋友圈没，我老婆得了癌，我实在没办法了，你认识的人多，帮我转转、证实一下吧。”

这是他走投无路，才肯拉下脸开口。

今年清明回家，我在老屋抽屉最深处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干硬成黑色的药膏皮，还有半截蜡烛，蜡烛芯烧成了小小的蘑菇形，和当年他举着的那根一模一样。我拍了照片发给他。

两分钟后，他发来语音，背景是仓库里轰隆隆的装卸声：“你还留着这个啊！那年蜡烛两毛钱一根，我偷了我妈五毛钱买的，剩下三毛买了红薯。回去被我妈用笤帚打，我说同学屁股烂了，得涂药。我妈边打边哭。”

我打字问他：“你妈现在身体还好吗？”

他回：“还在。就是头发全白了，见人就念叨我弟，念叨我爸，念叨我媳妇的病。我说妈你别愁，有我呢。可她就是停不下来。”

我没再回复。关掉手机，走到阳台。城市里灯火通明，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有用”的人，在谈着“有用”的事。可我此刻满心想念的，是煤油灯下那个脸上沾着脓血、手冻得像红萝卜的少年，是那个偷了五毛钱买蜡烛、被母亲打骂还一心护着我的兄弟。

他今年四十一岁了。还在葛店的仓库里扛空调，还在为儿女的学费日夜奔波，还要照顾一夜白头的母亲，惦记着杳无音信的弟弟。他的父亲，偶尔在抖音上认出他，含糊地叫他一声“好兄弟”。

他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根死死扎在裂缝里，枝桠拼命朝着有光的地方长。只是压在身上的石头太重，脚下的裂缝太深。

我走了很远的路，读了很多书，见了很多人，把日子过成了旁人眼里的光鲜，却把那个在寒夜里为我托举烛光的人，落在了尘土里。我总忙着追逐有用的人脉、可期的前程，却忘了这世间最贵重的，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有人在你最狼狈不堪时，不嫌你脏、不欺你弱，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

那截蜡烛早已燃尽，煤油灯也早已蒙尘，可当年的光，从来没灭过。它落在汉明皲裂的手上，落在他佝偻的背上，落在他一辈子没走出的苦里，也刻在我这辈子都还不清的情分里。

原来有些兄弟，从不用日日联系，从不用圈子相融，哪怕隔着阶层，隔着岁月，隔着千里风尘，只要一回头，他还在旧时光里，举着那截蜡烛，等着为我再涂一次药。

这光，不是记忆里的残影，是我活了半生，最滚烫、最戳心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