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娘亲家庭的零散记叙

江右茶客

　　 我的记忆中，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刻。母亲（姓名万玉兰）因胃癌逝于1966年冬，年仅39岁，那时候的我年仅5岁，尚在懵懂之年。母亲共育有七名子女，我排行老六。全家九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计，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对母亲的记忆，我只有幼年时少量零散的片段，唯有她离世时的场景刻骨铭心。其余往事，皆从我父亲、两位姨娘及哥姐们的言谈中记述而来。据父亲说，母亲是南昌县小兰乡人，出身富农家庭。外公外婆仅生育母亲一人，母亲上面的两位姐姐，即我的大姨娘万玉清、二姨娘万玉华，皆是自幼抱养的养女，故母亲与两位姨娘并无血缘关系。（在南昌地区，习惯叫母亲的姐姐称为陀（tuo、读第三声）娘 ，我母亲让我们称她的二个姐姐分别叫大陀陀、细陀陀。这里未使用南昌方言，仍沿用姨娘称谓）

解放前，我父亲因与母亲的这层婚姻关联，而得到大姨父的举荐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电台负责无线电报收发工作。我还在读初中时曾好奇地问父亲是否有手枪，他说有一支驳壳枪，还配了个勤务兵。文革前，母亲从不避讳这些家庭背景，常与邻里妇人自豪谈起往事。不料文革爆发后，昔日“闺蜜”竟在大字报上公开揭露这些“历史问题”，母亲因此在胜利路公社（今街办）遭受批斗，大字报直接封贴住我家的房门，母亲的身体迅速垮塌。当年母亲在胜利路公社担任妇代会主任，职务由当年的胜利区区长任命，父亲珍藏的那张任命状便是见证。九十年代初我入党政审时，外调人员查阅我父亲档案，这些情况均有记载，因此父亲的政历问题险些影响我的入党政审过关。

听我大姨娘说，大姨父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他祖籍是江西省丰城县。姨父1949年随军赴台后便与姨娘断了联系。八十年代初两岸三通后，大姨娘突然告知我父亲说收到台湾来信了，她的丈夫将返乡探亲。不久，那位近七十岁的姨父果然在他丰城老家亲属陪同下来了南昌，但仅在大姨娘家待了一个下午，晚饭前便匆匆离去。我只看到他们在聊天时，姨父拿出些金饰赠予姨娘，不知道是作为补偿还是作为留念。此后二人再度没有了联系，后来我从我父亲那里知道大姨父在台湾早已另组家庭。

那年我母亲去世后，是大姨娘念及我家贫困交迫，让父亲带着我们从市府城建局宿舍搬去了她在西湖区骆家巷的私宅同住，说是有个照应，那时我刚七岁多。姨娘家是二层木板楼房，楼上两间她自住，楼下两间连厨房腾给我们家安顿。我便随即转学到松柏巷小学，直至高中毕业才随父亲搬离。这座木质结构的老宅建于建国前，不知是否为姨父购置。我读高中时大姨娘已七十多岁，仍坚持自己做饭，可年纪大了渐渐力不从心。我常去看她，每次去总会将平日里节省下来的几分零花钱给她买包一毛多钱的香烟。有次去时，她正坐在矮凳上炒菜，边炒边流泪念叨：“你大姨娘怕是活不久了。”果然半年后，大姨娘便病逝了。次年，她唯一的儿子（实为抱养）也是我的表哥也因肺癌离世。这位解放前曾做过军官太太的姨娘，因海峡阻隔两岸，后半生终未能与丈夫团聚，最终在无尽的遗憾与孤独中走完了一生。

二姨娘家境也曾殷实。二姨父身高近一米九，擅长手工，他曾买来彩色硬壳纸为我们亲手制作扑克牌，他手绘的黑桃、梅花逼真如印刷品。他每日必去绳金塔茶馆喝茶，从上午坐到下午三四点，我不清楚他从事什么工作，每天能有时间去泡茶馆。我常背着书包去茶馆找他，一见他便大声喊“姨爹”，他总会满脸笑容地叫茶馆跑堂拿来油炸牛舌头、油香或麻花给我吃。我那时下课后去找姨父，纯粹是为解嘴馋。

二姨娘应该是有严重洁癖，她的家里一尘不染，拜年时进她家门必须先要刷净鞋底泥土，否则不让进去。每逢年节，她要大搞卫生，边干活边骂骂咧咧，喋喋不休。有年端午节，她拿湿毛巾反复擦洗煤球炉，结果炉子受潮再也点不着，急得她直跺脚，我便躲得远远的，生怕挨骂。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娘与姨父一直各自租房分居，也许是因性格不合或者洁癖等原因而长年不和。二姨娘也是抱养了一个女儿，并无亲生子女。我曾以为她生活无忧，因为她每次来我家探访，必买三分钱一包的素豆子和4分钱一包的糖豆子，不分大小，一人各得两包。有次我哥悄悄带我去了二楼杂物间，说给我看一样没看过的东西。他从柴火堆里翻出个鼓囊囊的小布袋，里面竟满是金银首饰和银元！我伸手想摸金手镯，哥哥急忙按住我说：“别碰，拿了会被发现！”我以为是大姨妈藏的，哥哥却说不知是谁的，绝不能动。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不久父亲便问我俩：“你们谁动了二楼小房间的布袋？二姨娘藏在那里的东西怎么被你倆发现了”我这才惊觉二姨娘心思缜密，不仅对人对己严苛，更有防备之心。二姨娘享年八十余岁，算得上晚年女儿孝顺、生活美满。

岁月流转，母亲及两位姨娘的身影早已经模糊，但她们的故事里却藏着旧时代的悲欢离合，也承载着我对亲情最原始的眷恋。如今回望，那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早已拼凑成我对“家”的最初理解。那是苦难中的相扶，是无奈里的守望，更是血脉深处永不褪色的亲情与温暖。

这张照片，是我母亲在50年代未和我的哥哥与小姐姐的合影。这个年代，我还未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