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

落日熔金

武王墩一号墓是东周时期楚考烈王熊元的陵寝，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2020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而全面的发掘工作，出土了一万余件反映战国晚期楚国物质文明的珍贵遗物，为研究楚国、两周直至西汉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证。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精选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200余件套。展览以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为主题，分为“启封秘藏”“椁藏玄契”“琳琅楚琛”“以属华夏”四个部分。展品包括九鼎八簋的青铜礼器组合，成套的青铜编钟与石编磬，工艺精湛的玉壁、玉璜，纹饰华丽的彩绘龙凤纹漆木案等代表性器物，系统展示考古发掘的科学历程、楚考烈王陵墓的礼制内涵、楚国物质文明的璀璨成就，以及战国时期文化交融的图景，全面揭示武王墩一号墓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通过此次考古成果展，引领观众踏上一段沉浸式的考古旅程，深入理解楚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亲身感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魅力。 出土石器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一批风格独特的石器，这些石器造型粗犷、体量较大且多为素面，不宜用作生活用器。其中，钩、璧、圭可能为丧葬用具，用于悬挂帐幔和压抚荒帷；杯、壶、盒、匜、卮可能为祭祀祖先的祭器。此类器物在安徽地区仅见于武王墩一号墓和李三孤堆墓两座楚王级墓葬，是楚国晚期王级墓葬的标志之一。 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武王墩自然村东南，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大型墓地。 2020年-202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增学考古学院、淮南市博物馆等单位对武王墩墓地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武王墩墓是迄今唯一经过科文物学考古发掘的东周时期楚王陵，为探讨战国晚期的王陵形东大制、礼乐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实例。 楚人重卜轻筮的实证为了消解疑难，决策前途，楚人经常使用龟甲行上。相比于春秋早、中期，武王墩一号幕所见卜甲变化较大，方形钻取代了双联钻。卜甲均保留甲桥，大部分腹甲反而均有钻凿痕迹，正而有兆纹，钻均为方形，边缘规整，多数钻内中部凿一道竖槽，个别写有墨书文字，为了解楚国占卜技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墓主人身份的实证武王墩一号墓东室内出土了三件有楚王作器类刻铭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置，器身带有12字铭文“楚王前作铸金篮以供岁尝”。据专家考证，“前” 与“熊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故“ 前”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完(亦称熊元)。 三性“太牢”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三座体型巨大的镬鼎，鼎内盛放牛、羊、猪三种牺牲，与《公羊传·桓公八年》中“礼，天子、诸侯、卿大夫牛羊豕(猪)凡三牲，日太牢”的记载相印证。单件鼎中动物个体数最多可达九只，同样代表了较高规格。说明武王墩一号墓采用了周代最高的祭祀规格“太牢”，也证实了战国末年楚国高等级贵族的丧葬和用牲制度仍然沿袭了周代礼制传统。 青铜鼎钩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鼎钩古称“鎔”，主要用于钩起鼎耳以便移动盛装食物的鼎。在祭祀、宴享等场合，需将体积硕大的青铜鼎从炊煮区移至祭祀区，鼎钩通过提手与弯钩的活动结构实现稳固提举，避免搬运时倾覆。 青铜镬(huo)鼎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鼎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饮等重大礼仪活动中专门用于烹煮牛、羊、猪三种牺牲的炊器。因祭祀时需用整体或半体牺牲，所以镬鼎形体都较大，以便容下整个牺牲。在战国时期，这种大鼎通常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会出现。由于鼎足已破损开裂严重，为防止病害进一步发展，在考古现场用高分子绷带对期足进行临时加固。这是一种成熟的考古现场文物应急保护技术，其核心价值在于利用该材料浸水软化后可塑形、数分钟后自行固化的特性，在短时间内为脆弱部位提供支撑，有效防止了提取和搬运过程中的二次损伤，同时固化后的材料便于去除，完全符合文物保护所要求的可逆性和最小干预原则。 这个鼎打着绷带出镜 青铜升鼎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升鼎是盛装牲肉以供祭祀的食器，通常置于祭祀仪式的中心，也被称为正鼎，是楚国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用随葬品，也是最能代表楚文化特征的器物之一，其使用制度与周礼中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棺椁制度是周代丧葬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墓主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尺。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是考古工作首次发现结构完整、内涵丰富的九室多重棺椁，是战国时期王级棺椁分室制度的重要样本。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青铜器铭文、人骨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确定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一万余件青铜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等随葬品，为了解楚国物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遗物不仅反映了楚国高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也揭示了战国晚期的器用制度、社会生活和审美观念等历史信息，为复原墓主人的礼仪活动和生活场景提供了重要证据。 周代鼎盛制度鼎是周代社会礼制生活的核心，用鼎规格是周代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楚国基本沿用了周代的用鼎制度，即以正鼎为中心，墓葬中采用列鼎的形式。簋是盛饭的器皿，鼎、簋相配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完整的九鼎八簋组合，是周代最高等级的礼制规格。 方座青铜簋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簋是盛放饭食的容器，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分为方座簋和圈足簋两种，一般成偶数与鼎搭配使用，多发现于中高级别贵族墓葬中。方座簋流行于西周早中期，此后便渐趋消失，而在楚国则沿用至战国晚期，可见楚国高级贵族的复古之风。 青铜浴缶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浴缶为盥洗时所用的大型盛水器，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区域，是楚文化器用区别于中原地区的一个显著标志。 “以铅代锡”的资源困境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礼容器以高铅铅锡青铜器为主，铅含量平均值为25.5%。青铜祭器维系战国早中期楚器的高锡青铜传统，而食器采取“以铅代锡”配方降低成本，以实现与王陵宏大墓葬等级对等的礼器规格制作，揭示了楚王室在资源危机中技术的调适策略。极高铅含量的礼器群，与战国晚期楚系青铜器的技术转型趋势契合，既反映了楚王室东迁后铸铜业面临“以铅代锡”的资源困境，也揭示出为维持王陵规制而降低制作成本的历史现实，暗示了战国晚期楚国国家势力的衰落。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簋的器型演变呈现由繁复庄重向简练实用转变的趋势。早期多为方座造型，敛口鼓腹，常见双耳。中期方座渐矮，腹部变浅，耳部简化，纹饰转向几何化。晚期发展为浅腹高圈足，方座低矮，装饰简洁。 青铜簠(fu) 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篮和簋同为楚国高级贵族举行祭祀和宴享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皿，也是楚国礼器组合中的主要器物之一。 鑫蔓并用篮和簋的功用相同，均是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皿。春秋早期以前，楚人在青铜礼器的使用上主要沿袭周制，随葬青铜礼器为鼎、簋组合，尚未见篮。春秋早期以后，青铜篮开始出现于楚国北部。战国以后，簋仅出现于中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和簋共同作为楚人最主要的盛礼器，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序的数量等差制度，表明楚文化通过新的器物组合形成自身的礼制特色。 青铜签楚系鉴只见于少数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主要作为盛水器使用，也可以与尊缶组合成鉴缶。其器型演变呈逐渐简化的趋势，由有颈有肩、兽首耳、平底、圈足向无颈、无肩、无耳、圆底转变。 青铜盘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盘底镂空，与铜炉叠放使用。 青铜圆炉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此铜炉腹较深，三蹄足较矮，双耳有两条对称的环链，主要用以烧炭取暖。 青铜圆炉 青铜镂孔熏杯青铜夹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熏香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习俗，楚人尤其注重。熏杯是楚地常见的小型熏香器具，流行于战国时期，用于盛放香草，通过熏烧以散发香气，以避瘴祛邪。 青铜炉炉是隆冬季节贵族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取暖用具，分为方炉和圆炉两类。方炉的出土数量较少，同类器还见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 宴飨之器战国晚期以来，青铜礼器逐渐褪去神性，不再被局限于宗教祭祀仪节，而是进入到贵族的日常生活中。青铜器铸造不再崇尚繁缛华丽的装饰，器形逐渐走向简省和定型化。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各类炊煮器、盛食器和酒器，这些青铜器与楚王的日常宴饮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祭器与生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礼器趋于世俗化的社会巨变。 青铜馈鼎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鼎口沿为子母口，上承鼎盖。这类鼎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最为流行，与正鼎配套使用，多为两两成组，是楚墓中偶数用鼎制度的体现。 青铜馈鼎 青铜馈鼎 青铜敦(dui) 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敦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是楚国青铜礼器组合中的重要器类，为专门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皿。楚系圆体敦的造型和装饰别具一格，器体作扁圆或圆球状，器盖、器身的钮与足相同，上下对称。 青铜甗(yan) 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甗是商周时期主要的蒸煮用器，分为联体甗和分体甗两大类。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甗均为分体甗，上部为甑，盛放蒸煮的食品，下部为鼎或鬲，用以煮水。 青铜甗 青铜豆豆为先秦时期盛放腌菜和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自西周战国中晚期起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礼器呈偶数出现在青铜礼器。安徽准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组合中。楚地盛行漆豆，而青铜豆较为罕见。楚系豆的豆柄较高，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是楚器的一大特色。 青铜盖豆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盖豆的器盖与器身上下对称，器盖可倒置作为独立容器使用。 青铜方鉴 青铜方壶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方壶用于盛酒，最大特征是器身任何位置的横截面都呈方形，流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集中出土于中原及南方楚文化区的贵族墓葬。 青铜(hou)镂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一种小型盛酒器，战国晚期开始出现，常见于汉墓。 青铜杯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饮酒器，杯身上大下小，楚墓中多成组出现。 青铜尊缶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尊缶是楚系酒器中较有特色的器型，也是代表贵族身份和地位的礼器，使用规格较高。尊缶分为圆尊缶和方尊缶两类，腹部置对称的四个环钮，是区分它和壶的标志，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鉴组合使用。 石编磬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磬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隆重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朝聘、宴享活动中不可缺少。同时，编钟、编磬还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仅限上层贵族使用。 球形青铜瓮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整体呈卵形，器身透雕纹饰环绕，颈部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这一器型的铜器以往鲜有发现，可能是盛放佳酿和汤羹的容器。 以玉随葬是周代独特的丧葬礼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器按照功能可分为佩饰用玉、丧葬用玉和镶嵌玉饰，部分器物可见明显改制痕迹。器型整体延续了战国中期以来楚式玉器的基本面貌，制法包括减地浅浮雕、镂空、阴刻等楚式玉器中常见的雕刻技法，纹饰则继承了楚国典型的龙、凤等神话动物形象，生动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国玉文化浪漫瑰丽的特征。 玉珩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珩多作为装饰品或组玉佩中的挂件佩戴于胸腹部，一般有一至三孔，一孔的多作单佩使用，两至三孔的是组玉佩饰中最重要的组件，起平衡成套佩饰的作用。 玉璧 玉璧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周礼》有“以苍璧礼天”的记载。玉璧除作礼器外，还是佩玉，也用于随葬。 王壁的功能玉璧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用器，放置在墓主身体周围，用于敛尸。战国中期以后，楚系墓葬中更流行饰棺用璧，将玉璧系挂在内棺外侧。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璧置于内棺盖板之上，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玉龙 玉龙形饰战国安徽准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龙形饰是楚国组玉佩的重要佩件，常成对出土。龙颈和龙尾左右对称，在组玉佩中起平衡作用。楚墓中出现的龙形玉佩以曲身回首和双首S形为主，多装饰谷纹、卷云纹，体现了楚人对龙的崇拜。 玉觽(xi) 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玉觿出现于商代，早期作为解绳工具，春秋战国时逐渐脱离实用范畴，成为佩饰与礼制符号，是佩戴者身份的象征。 组玉佩组玉佩是由多件玉器通过丝绶申联组成的复合佩饰。楚式组玉佩在秉承西周组玉佩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固定范式，一般以璧、环、珩为中心，兼配龙佩、玉，其他玉器极少使用，材质多为青玉。编联组合遵循两侧对称、中间平衡的原则，多使用成对的组件。组玉佩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道德外化的载体，佩戴时需步履徐缓，使玉声合乎节奏。 玉韘(she) 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韘，后世又称扳指，为古代辅助射箭之用具，射手将右指套入内，在射箭时用于控弦。春秋战国时期，玉演变成扁平状的盾形环，丧失了实用功能，变为佩戴的装饰品。 玉璧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两套四件虎型钟虞，一套为青铜质地，一套为漆木质地，分别对应墓中出土的两套组编钟。钟虞底座上分别有“外乐”“内乐”铭文，可能指宫城或居所内外所兴各类音乐的统称，打破了既往周代贵族主要随葬宗庙乐钟的传统，为后世乐钟葬制提供了范式。 楚国漆器以色彩艳丽、纹饰繁缛著称，通常以黑漆为地，以红漆和其他各色漆描花。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包括饮食器具、起居用具和乐器三大类，纹饰以凤纹、龙纹、卷云纹为主，使用了描金、描铅、镶嵌等装饰工艺。这些漆器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是研究楚国晚期物质文化的重要材料。 彩绘漆木盒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盒主要用于装盛食具、食物，有些也装盛梳、篦、铜镜等妆奁器具。 出土漆器都是泡在水里的，这种特殊保护主要基于两点科学原理：控制脱水速度：考古发掘出的漆木器长期处于地下饱水环境，水分已成为其结构的一部分。如果突然暴露在干燥空气中，水分快速蒸发会导致木材细胞壁塌陷，引起文物严重收缩、开裂、变形甚至粉碎。浸泡在溶液中可以极其缓慢、可控地脱水。维持环境稳定：溶液为脆弱的文物提供了一个物理缓冲层和恒定的湿度环境，能隔绝空气污染和温湿度波动，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现有状态。 除了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武王墩一号墓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列国，乃至华夏周邻地区的遗物，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晚期列国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实证。同时，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大规模木俑，开启了秦汉陵墓中大量人俑随葬的先河，显示了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重要影响。 青铜越式鼎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春秋中期以后，楚国鼎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并被称为楚式鼎，但目前发掘楚墓中出土了部分非楚式青铜鼎，其中越式鼎占有较大比例。三足外撇、浅腹、无盖是越式鼎的主要特征。 青铜馈鼎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子母口盖鼎，铜身铁足，盖顶有三环钮，腹部中部饰一道凸弦纹。器身篆刻铭文“三左使车啬夫孙固工重四百五十八刀”。“左使车”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官办手工业机构，车作“库”解，为中山国特有的名称。“夫孙固”为中山国主管作器的职官，瘏为工匠的名字，“重四百五十八刀”为中山国量制的重量。 鸭形金饰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垫用磨光和錾刻法制作而成，整体呈凫水状，首面向尾部，鸭身羽毛用高浮雕阳刻线条勾画，尾翎用浅浮雕阴线刻划。器底刻铭文:“(重) 两別(半)两，右”。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安徽寿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铭文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物资的具体条义。 蜻蜓眼琉璃珠也称料珠，属早期的一种玻璃。有的琉璃珠上饰有蓝、白两色或蓝、白、棕三色的圆圈纹，因此也被称为“蜻蜓眼”。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琉璃珠最早产自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战国时期，琉璃珠开始广泛出现于楚系墓葬中，是早期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证之一。 鎏金青铜马饰牌 以俑代人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出土280余个木俑，属楚墓中首见。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绘、纺织品残留，同出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瑟、竽等。数量众多的各类木俑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殉葬队伍，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歌舞、伎乐等活动的明器化呈现。楚国葬制对秦汉时期陵墓制度的影响，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大规模木俑，开启了秦汉陵墓中大量人俑随葬的先河，显示了楚文化丧葬制度与礼仪观念对后世尤其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影响。楚文化的物质与精神要素通过多种途径渗入汉文化体系，并在汉代大一统格局下完成了转型与升华。 木俑战国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武王墩一号幕出土术俑可分为立姿联裆俑、立分裆俑、立姿屈膝着裙俑和跪姿联裆抚琴俑，用于呈现嘉主人生前出行、仪仗、歌舞、伎乐等活动。木俑首、身均用整木雕成，部分残存彩绘，主要分布于嘴唇、发辫、头顶。俑身原着丝绸衣物，颈部顶端均有3个方形小孔，使用竹钉连接。 离开2400年前的文物，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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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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