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五）

春深日暖

接上篇，继续介绍通史陈列馆B展厅内的内容。三教并存宋代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形成了儒、释、道合一的思想潮流。宋代儒家学者与高僧大德、仙道羽客交游密切，促进了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想了解前面通史陈列馆B的详情，请点击链接<a href="https://www.meipian.cn/5jv9yyqt"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2026走进浙江省博物馆（四）</a> 儒学 宋代浙江思想纷呈，学术争鸣氛围浓厚。北宋时浙东学术兴起，“明州杨杜五子”“皇三先生”“永嘉九先生”等儒家文化学者活跃于浙江。南宋时，涌现出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何基为代表的“北山四先生”。 孔氏南宗家庙 孔府后裔随宋室南迁，定居衢州，并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建立孔氏南宗家庙，成为与北宗曲阜相提并论的祭孔场所。南宗祭孔的仪式、祭器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和规格是文庙系统的典范，并对浙西民俗产生重要影响。 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提倡事功之学，强调经世致用，主要代表人物有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从地域上又可细分为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 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金华人，祖籍东菜(今山东莱州)，世称“东莱先生”。金华学派(婺学)创始人，与朱熹、张拭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曾组织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倡导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 陈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浙江永康人。主张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评论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曾与朱熹展开“王霸利义之辩”。所作政论文气势纵横，笔锋犀利，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等。 叶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浙江永嘉(今温州)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他主张“通商惠工”，重视商业，提高商人地位，反对传统的轻视工、商的政策。 道教 两宋统治者多崇奉道教，以北宋真宗、徽宗与南宋理宗等对道教的提倡尤为突出。浙江境内有诸多道教“洞天福地”，宋代帝王常遣使于“名山洞府”投金龙玉简。北宋天台人张伯端被尊为内丹派南宗祖师，天台山桐柏宫为“南宗祖庭”。 投龙简 宋代帝王常用道教投龙仪式祈福，在宫廷举行斋醮科仪后，派遣内侍到各地名山大川，将刻有祈福禧灾文字的玉简与金龙一起投放，龙作为驿骑和信使，将简文上达神灵。按投放地的不同，分投山简、投土简、投水简，告祈天、地、水三官神灵。 金龙 宋杭州疏浚西湖出土金龙与宋真宗天禧四年玉简同为 1955 年杭州疏浚西湖出土，很有可能是天禧四年春宋真宗派王从政投入西湖水府的一套金龙玉简。 宋真宗玉简 北末天禧四年(1020)杭州疏浚西湖出土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辛未，宋真宗赵恒于園丘祭祀天地，郊祀完毕后，命道士在大内天安殿举行为期一个月的金大斋，祈求和天安地、保国宁民。随后派遣入内内侍省内西头供奉官王从政往西湖投送金龙玉简，此为投水简。西湖投简结束后，同批内侍官于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往会稽山阳明洞天、射的潭投简。宋英宗玉简 北宋治平元年(1064) 宋英宗赵曙命道士在大内龙图天章宝文阁做道场后进行投龙简，有可能是因为病愈谢神。宋哲宗玉简 北宋元五年(1090)宋哲宗赵煦在太皇太后五十九岁诞辰之际为其祝寿而投龙简。先设金策道场七昼夜，再设醮，投送金龙玉简，此为投山简。此时哲宗方十四岁，尚由高太后执政。 锡龙 宋(960-1279)杭州西湖出土 浙江境内“洞天福地”示意图道教称神仙居住、道士修行的名山仙境为“洞天福地,”，依等次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浙江在全国十大洞天中占三，三十六小洞天中占九，七十二福地中占十八。 仙居括苍洞 仙居括苍洞是道教第十洞天。文献记载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曾向括苍洞“投金龙白璧”。2007年括苍洞挖掘出金龙一条、玉简两块。缙云仙都金龙洞 缙云仙都山洞为三十六小洞天之一。1997 年金龙洞出土鎏金铜龙、木简等文物。 杭州洞霄宫 洞霄宫是浙江著名的道教宫观，原名天柱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今名。天圣四年(1026)，官方确定天下名山洞府二十处，洞霄宫大涤洞为第五。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皇家出资重建。杭州通玄观通玄观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创建者刘敖原为宋高宗内侍，曾负责御前宫观三茅宁寿观。遗址现存三茅真君立像、元始天尊坐像、刘敖坐像等南宋道教造像及碑刻。 天台白云昌寿观 白云昌寿观，位于台州崇道观西，是道教圣地天台山桐柏宫六大道院之一。建于唐大中六年(852)，原名白云庵，南宋乾道四年(1168)改庵为观，该碑所刻为赐额的敕牒。 “匪鉴斯镜以妆尔容”铭钟形铜镜 南宋(1127-1279)“作宝镜子子孙孙永保用”铭钟形铜镜南宋(1127-1279)松鹤道人六出葵花形铜镜 宋(960-1279) 佛教 宋代的崇佛氛围延续了吴越国时期的传统。北宋时，瑞安仙岩寺塔(慧光塔)、金华万佛塔、温州白象塔相继建成。南宋时，临安及其附近佛寺林立，国清寺、灵隐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径山寺、净慈寺等寺院规模宏大，高僧辈出。南宋创建“五山十刹”制度，体现佛教与本土文化、国家政治的融合。南宋佛塔有宁波天封塔、丽水碧湖宋塔、绍兴环翠塔等。 温州白象塔 白象塔建成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1965年，因佛塔严重倾斜开裂，被拆除，发现了彩绘泥塑像、彩绘木雕像、砖雕像、铜造像、青瓷像、佛经等大批文物。 彩塑泥观音菩萨坐像 北宋(960-1127)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此像高髻花冠，中置化佛，两边宝缯下垂置肩。额有白毫，以宝石镶嵌。颈饰项圈,身披璎珞。 彩塑泥菩萨立像 北宋(960-1127)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菩萨面容秀丽写实，体态修美轻盈，衣饰贴体简约，肌肤柔润匀称，散发出返朴归真的美感。其制作工艺表现了“瓯塑”的地方特色，是宋塑的典范之作。该文物为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我见到的第五件） 瑞安仙岩寺塔 始建于北宋景元年(1034)，庆历三年(1043)完工。宋代称“仙岩寺塔”，元代改名慧光塔。元代和清代历经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1966年底,在仙岩寺塔中发现佛经、造像、舍利容器等珍贵文物。 金华万佛塔 本名密印寺塔。因建塔之砖都雕有佛像，故俗称万佛塔。北宋嘉七年(1062)，密印寺僧居政募资建造。吴越国时，密印寺称永福寺，1957年万佛塔地宫发掘出土了大量吴越国时期的佛教文物。 錾花铜盒 北宋 (960-1127) 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玲珑银塔北宋(960-1127) 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 鎏金银龛式舍利瓶北宋景二年(1035) 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 鎏金银神王像北宋景四年(1037) 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 宁波天封塔 宁波天封塔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从地宫出土文物的题记看，时人称为“天封塔”“明州塔”。1982年，天封塔地宫中发现银地宫殿、银塔、银香炉、佛像等珍贵文物140余件。 杭州六和塔 杭州钱塘江北岸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始建于北宋初吴越国统治时期，南宋绍兴年间重修，乾道元年(1165)完工。六和塔所在的寺院，隆兴二年(1164)赐额开化寺。住持智昙请官员合写《四十二章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石于塔寺中。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四十二章经》石刻住持智昙邀请沈该、虞允文、洪遵、张孝祥等四十二位官员分写《四十二章经》，镌石于六和塔内，今佚。 丽水碧湖宋塔1960年，丽水碧湖镇一座塔中出土宋代刻本佛经、写本佛经、铜佛造像、铜镜、建塔发愿文石碑等文物，大都是南宋绍熙年间建塔时舍入地宫和塔身的。 檀木识文描金舍利函… 錾花铜盒 北宋 (960-1127) 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铜佛坐像 南宋绍熙癸丑(1193)丽水碧湖宋塔出土该像作阿弥陀如来中品上生印。佛身背部阴刻造像题记:“南山资圣僧净止造模绍熙癸丑记祝兴铸。”“南山”为地名，“资圣”为寺名，“净止”为造模僧。 铜佛坐像 南宋绍熙癸丑(1193)丽水碧湖宋塔出土该像双手半笼于袈裟袖中。像身后腰部阴刻造像题记:“资圣僧净止造绍熙癸丑。” 通史陈列馆B参观后，进入4号展厅通史陈列馆C参观。 繁盛江南元明清时期的浙江元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在经济上，市镇经济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是数量还是造诣，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元明清时期浙江行政区划图 宅兹浙江 由秦至元,浙江在行政区划上始终与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福建省结合在一起。明代建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后,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代实行"省"制,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无论是名称还是统辖的范围,都与今天基本相同,浙江省建置最终确定。江浙行省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占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次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1278),设杭州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江浙行省",以杭州为治所,辖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以及浙江、福建两省。 元代铜权 铜权是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俗称“秤砣”。元代铜权多有铭文，以汉文为主，也有的是汉文、波斯文、八思巴文合铸，用于元朝多民族贸易交流。元代铜权由官方铸造，再颁行于各地使用。 出土的各类铜权 浙大新村元墓1972年杭州浙大新村出土铜鬲式炉、兽形砚滴、龟鹤烛台等器。炉、瓶、砚滴等均为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墓葬中常见之物，推定此处为宋元时期墓葬。 01锡觚02铜龟鹤烛台03铜鬲式炉元(公元1271-1368年)1972年浙大新村出士 八思巴文官印 管军千户印、管军总管印，均属于军队系统的官印。千户制度是元朝统治体系的一部分，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调派军队。统治者将这种军队编组形式推广到所征服的区域。万户、千户、百户中又各分上、中、下三等。元世祖时，完善军队编制，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弾压。 管军千户印 04管军总管印 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05管军上百户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 杭州西湖出土 昏烂钞印元代于中统元年(1260)印发“交钞”“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至元宝钞”纸币。纸币在流过过程中容是污损，字迹模糊，国此有市面流通一段时同后重便回收注销。“昏烂钞印”即用以注销污损纸币。 “昏烂钞印”铜印 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 1955年杭州西湖出土 民国拓北宋钞纸拓片 浙江布政司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军攻占杭州，改杭州路为杭州府，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行省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府、嘉兴府改隶浙江，浙江政区领十一府一州。此后，行政区划的边界基本未变。 浙江名臣有明一朝，一批有勇有识的浙江名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心系国家与百姓，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刘基(1311- 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温州文成)人，明朝开国元勋，辅助朱元璋完成帝业，为明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刘基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每遇战事，往往以神机制胜，民间有“上有诸葛孔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俗语。刘基为政清廉，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 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明，,应朱允璋召，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召修《元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因此宋派被誓为开国文臣之首。与刘晶、高启并称“明初博文三大家”。商辂(1414-1486)，宇弘载，浙江淳安人。明朝中期名臣。乡试、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是明代浙江“三元及第”者。瓦刺攻兵北京时，商骆喝力反对南迁。英宗复辟，被诬下狱，斥为庶民。成化时以故官入阁。商骆为人简重，宽厚有容，遇事果敢刚毅。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受业于翰林学士宋濂。其文志高气锐，时有文名。建文帝时召为翰林院侍讲，主持《太祖灾录》篡修。蒸王朱棣夺取皇位后，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处死。于谦(1398-1457)，字延益，浙江杭州人。为官清廉，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瓦刺兵攻打北京，于谦力排南迁之议，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圈守北京，击退瓦剌，功炳史册。景泰八年(1457)，英宗辟，于谦被加以“意欲”谋逆罪杀害，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 南明鲁王 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兵攻克北京，明朝灭亡。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相继建立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与清军对抗。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建立了一个新的南明政权，统一领导浙东的抗清斗争。1646年,清军渡钱塘江，进攻绍兴，鲁王逃亡海上，鲁王政权覆灭。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人。南明弘光元年(1645)，张煌言等在宁波起兵抗清，奉鲁王监国，坚持抗清 20年。1664年，张煌言被清军俘获，清廷诱其降清，张煌言誓不屈服，就义于杭州弼教坊。 舟山同归域同归域位于定海城北的龙峰山东麓，是明末清初在舟山的明朝廷遗臣、将士、王妃、民众18000多人骨灰的合葬墓。 海上风云明初实行海禁政策，政府垄断海外贸易，鉴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民间商业力量开始形成颇具规模的商业集团，并为商业利益与朝廷政策抗争。明嘉靖年间，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和抢掠活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领军民抗击倭寇，对明代海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温州苍南海防遗址苍南海防遗址包括薄壮所城，壮十所城，白湾浦，龟峰巡检司等。明初，信国公汤和筑城防御，设金乡卫，下精蒲门，壮士等千户所。蒲门所城于洪武十七年(1384)兴筑，历时三年。正统八年壮士所并入蒲门，改称“蒲壮所”，蒲壮所管辖的寨、堠、台、墩等外围军事设施遍及苍南沿海一带，协同卫、所城，形成严密的抗倭军事布防体系。临海桃渚所 桃渚城是明代台州抗倭的前沿要冲。洪武二十年(1387)置桃渚千户所，筑土城。正统八年(1443)，新建桃渚所城，均用砖石砌筑，屹立至今。 温州永昌堡 永昌北靠瓯江，东濒东海，明初屡遭倭寇焚掠。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叔果、叔杲兄弟捐金兴筑“永昌堡”，形成了坚固的抗倭堡垒。台州大捷 抗倭名将戚继光联合俞大猷等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为祸多年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戚继光在浙江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新军。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攻象山、宁海等地，戚继光九战皆捷，史称“台州大捷”。至此，浙江倭患基本解除。 物美民丰元代浙江地区的经济在两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元代的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明清时期浙江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单一的稻作经济发生变化，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与专业化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的细致，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业繁荣。 浙江建省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清朝在地方行政上实行“省”的建制，先后在全国设立 23个省，浙江省是其中之一。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帝国实力达到鼎盛，而嘉庆、道光之后，社会危机四伏，清王朝统治逐渐衰落。 驻防八旗 八旗驻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军事制度，杭州旗营是清政府最先在汉人地区设置的三个八旗驻防营之一。从顺治五年(1648)起，朝廷就在杭州城的西郊(今湖滨一带)建旗营；顺治七年(1650)，在清泰、望江、临海三门一带构筑兵垒。除杭州外，乍浦作为海疆要地也驻有八旗兵水师。 浙江海塘 钱塘江海塘始于东汉华信主持修筑的防海大塘。唐、五代吴越、宋、元、明、酒,历代都投入人力物力对海塘进行加固或新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吴越国的竹笼石塘、宋代的柴塘和明清两代的鱼鳞石塘。海宁海塘 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下令改海宁柴塘为鱼鳞石塘。乾隆年间，鱼鳞石塘不断扩建。 钱塘江古海塘遗址 2018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钱塘江古海塘钱江新城段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柴塘和石塘并行的双塘结构海塘，明确了条块石地和柴塘的营建工艺，且证了文献中“重障”的具体做法 清帝南巡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杭州，以孤山锦带桥西为行宫。雍正五年(1727)，改行宫为圣因寺。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杭州，又在圣因寺西另建行宫，俗称外行宫。 明代杭州府织染局 明初在丝织业发达的八省各府设置了地方官府织染局，浙江有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十府织染局。杭州府织染局，洪武二年(1369)初建于凤山门内斯如坊朱家桥，称南局。永乐年间，在涌金门内建新局，称北局。南局废弃后，工料并入北局。北局墙门为朱红色，又称“红门局”。 金累丝双鱼戏藻帔坠 明(公元1368-1644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金嵌宝如意扁簪明(公元1368-1644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01云纹五梁金冠明(公元1368-1644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02明金蝴蝶饰件 明(公元1368-1644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03金累丝嵌宝牡丹花簪首明(公元1368-1644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清代杭州织造局 清初，在明代织染局原址上重建杭州织造局，后陆续扩建，形成内织造局、外织造局、纺局、染局。杭州织造局是清代江南三大官营织造局之一，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设行政事务机构织造衙门和经营生产场地，规模远超明代，生产朝廷和皇宫所需的丝绸产品。 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 王士琦（1551-1618)，浙江临海人、万厉二十六年(1598)、任山东参政，率兵援朝抗倭，被时人称为“边才”、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病去世，归葬临海城西看塘(今张家渡)、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达百余件，制作精良。 獬豸纹金带板 以下出土文物的信息，未写的，均为:明(公元1368-1644年)1956年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卷草纹金镶玉带板 仕女形金事件 明代金银首饰因类型与样式的增多而有细致的分别。用于罩发的金银丝髻的使用让首饰的插戴方式更为多元。各式簪钗，环绕髻插戴，又因插戴方式各异而各有名称，并逐渐演变为具有一定规则的首饰组合。 明代花钿佩戴在髻前方底部，背面通常有垂直向后的簪脚，也有的不用簪脚，左右两端连系带进行固定。“群仙庆寿”是花钿纹样中较为别致的题材，中间为寿星，群仙分立两旁。 01金累丝嵌玉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02金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01金累丝嵌玉嵌宝群仙庆寿钿 金累丝镶宝菊花仙鹤耳环 金累丝嵌宝石榴树形银脚簪 03金累丝镶宝双鸳鸯簪 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 金丝福寿云纹五梁冠 出土的其它物件 赋税 清代历朝赋税中，有十分之一的税银和约四分之一的粮食征于浙江省。在浙江省内,重赋现象又以嘉兴、湖州、杭州三府地区最为突出。 清同治三年敦厚堂鱼鳞册 清同治三年(1864年) 石校准清（公元1644-1911年) 清康熙十八年铜校准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 租佃 租佃制是明清时期江南盛行的土地经营方式。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定额租制和永佃制的形式。契约纳租方式的确定，使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相对减弱。 铜送子观音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1957年桐乡崇福寺塔出土 明天启二年刘源造鎏金银佛 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 1957年桐乡崇福寺塔出土 清嘉庆十年锡方盒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 1957年桐乡崇福寺塔出土 农业技术 元明清时期，浙江土地实行多种经营，多熟种植，培育大量农作物新品种，并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和提高耕作栽培技术水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大运河…… 策彦周良《人明记》 策彦周良是日本室町时代遣明使,临济宗禅僧。明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二十六年(1547),策彦周良两度入明,从宁波登岸后,由大运河北上入京城。他的《入明记》是日本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记载详实,详细记录了运河沿线驿站、巡检司,以及运河沿岸的商业活动与人文风貌。 货通万邦 元代浙东沿海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造船业兴盛，海外贸易也非常繁荣。明代早中期的海禁政策和倭寇影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展，然而浙江人面向大海，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变海上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积蓄了力量。 新安沉船 元代由庆元启航的一艘贸易船，行驶至朝鲜半岛西南侧的新安郡海域时沉没。水下考古资料显示，这艘贸易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是各类陶瓷器及木制品、石制品、铜制品、紫檀等，其中龙泉生产的外销瓷1万多件。 港口与贸易 元代庆元(今浙江宁波)市舶司是当时的对外交往大埠与国际性港口。明清时期，禁海令的推行严重影响了宁波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本土经济发展和国内贸易的活跃，使得宁波转型为沟通南北漕运的中转站和转口贸易港 宁波永丰库遗址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是一座宋、元、明时期的大型衙署仓储遗址。2001至2002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遗址两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800余件，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发现。 周达观出使真腊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永嘉人周达观随使真腊(今柬埔寨)，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写下《真腊风土记》一书。相传周达观出访时，将船队带去的荔枝种子送给了当地的居民。当吴哥东北八角山上荔枝树长满山冈时，人们称之为“中国荔枝山“。柬埔寨人民为表达对周达观的敬意，为他塑了巨像。 丝银对流 明代中后期，各国商队陆续来到中国沿海，用白银货币采购包括丝绸、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其中最受欢迎的优质丝绸，主要是浙江的湖丝。16世纪以来的丝银对流使得全球产生的白银货币，有将近一半流入中国。由于民间用银的普及，以及官方赋役折银的推行，白银货币化得到极大地扩展。 丝线 清(公元1644-1911年) 故宫博物院提交西班牙银币18-19世纪 衢州化工厂出土 西班牙银币 18世纪杭州西湖出土西班牙银币 19世纪杭州半山出土 明后期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表 明初开始推行海禁政策，但东南沿海商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行为始终未曾间断。中国商人通过菲律宾等国，将丝绸等物输向东南亚和欧洲各国。中国丝绸精美绝伦，价格低廉，受到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小白礁1号”沉船遗址“小白礁1号”沉船遗址位于浙江宁波象山石浦镇北渔山海域小白礁畔水下24米深处，于 20008年首次发现，历时近6年的水下考古，共计出水船体构件及文物一千余件。出水文物表明，“小白礁1号”沉船是一艘沉没于清代道光年间的木质贸易船，船体残长20.35米，宽7.85米。 青花瓷碗 清(公元1644-1911年) 象山小白礁1号沉船出水 宁波文化遗产誉理研究院藏 文人世界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地域，浙江在元明清时期的艺术及思想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影响力。明清时期，浙江文艺之邦的地位更加稳固。浙江学者、艺术家将睿智的创造和洋溢的才情，注入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在伸张个性、表达自我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馥郁书香书院和藏书楼的建设是浙江文化的一大特点。浙江书院发轫自唐中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明代浙江有书院301所，清代更是多达568所。浙江的藏书也很丰富，自南北朝至近代以，有藏书事迹可考的浙江历代藏书家有1276人，有名可稽的藏书楼460余处。书院和藏书楼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浙江学术发达、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浙江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为修书之地。作为讲诵之所的书院，创始于唐末五代之时。浙江是中国书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书院数量众多。名师大儒或主持书院，或讲学传道，学术传承有序，书院人才辈出，对浙江学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元明清浙江主要书院分布图 浙江现存藏书楼 宁波“天一阁”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天一阁藏书颇丰，范钦在世时就达到七万多卷。所藏明代地方志，居全国之首。 瑞安“玉海楼”玉海楼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孙衣言、孙让父子所建的藏书楼。孙氏父子敬慕南宋学者王应麟，取其巨著《玉海》作为楼名。玉海楼当时藏书八九万卷，其中多为名家批校本、孙氏父子手批校本以及瓯越乡邦文献。 皇家藏书楼“文澜阁”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编纂告成，在杭州修建文澜阁分藏抄本，成为浙江文化史上的盛事。清末，文澜阁遭焚毁，藏书散佚。杭州乡绅丁氏兄弟重新补抄《四库全书》，历时7年。 杭州孔庙礼器 太平天国战事期间，杭州孔庙受损严重，清同治九年(1870)，浙江巡抚杨昌漕委托丁丙按照《皇朝礼器图式》和《御纂律吕正义》的规制重制祭器。丁丙与同人创设丁祭局，考订礼器乐器，恢复祭孔之仪，创修《府仁钱三学志》。 杭州府学瑟刻款同治九年款占琴刻款 清同治九年款瑟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杭州府学礼器 清同治九年款仲尼式七弦琴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杭州府学礼器 清同治九年款青铜壘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杭州府学礼器 清同治九年款青铜簋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杭州府学礼器 清同治九年款青铜尊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杭州府学礼器 08青花墨彩山水瓷砚屏 09景德镇窑青花人物纹盒 10青花印盒清(公元16441911年) 景德镇窑青花文具明(公元1368-1644年) 1985年陈器成捐赠 清墨一盒 清(公元1644-1911年)朱家济家属捐赠 经世应务 明未清初，浙东学者黄示義继承和发扬了宋明以来的“浙学”传统，培养了一大批著闻之士，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浙东史学”流派。浙东学派奉行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强调经世应务，学以致用的治学实践，对中国近代以来学术产生深远影响。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56)，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老人，浙江余姚人，明亡后隐居著述，学识广博，对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都有深入研究，是“清代浙东学者”的宗师。 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都鄞人。从黄宗羲学，同时大量阅读天一阁藏书，谙通诸史，尤熟思明代掌故。后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他修史态度严谨，晚年双目失，以口述方式编史、讲学。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浙江鄞县人。学术上注重史科校订，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并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采辑大量明清之际人物评传，极富史料价值。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嵊州人。他的《文史通义》是继唐代刘知几《史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提出“六经皆史”的理论，开创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方志学 放眼看世界明代晚期开始，中西交流逐渐频繁，耶稣会传教士从华南地区进入中国，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科技也被引入。当时有一批浙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远远走在时代前列，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传播西方科学。丰富的异域信息重建了中国学者对世界的想象，更引发了思考维度的转变。 该单元最后，再介绍了几位明清时代的浙江几位名人。 马欢(生卒年不详)，浙江绍兴人。马欢信奉伊斯兰教，且精通阿拉伯语，曾以翻译身份参与郑和第4次、第6次和第7次下西洋，到访过占城等二十多个国家。著《瀛涯胜览》一书。 张天复(1513-1573)，浙江绍兴人。明代文人张岱的高祖。著有《皇輿考》，对《大明一统志》中的错误进行驳正，标示了东沙群岛与南沙群岛。 袁黄(1531-1606)，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对天文、术数、水利、军政、医药等均有研究。其《历法新书》记录43种历法沿革及各种天文资料的推算方法。 赵士桢(1553-1611)，字常吉，号后湖，温州乐清人。明代军事发明、火器研制专家。善书能诗，研制改进多种火器，其发明的迅雷铳、掣电铳、火箭溜、鲁密铳、鹰扬炮等在当时的抗倭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关于火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方面的论著。 杨廷筠(1557-1627),字仲坚,号淇园,官至监察御史。公元1600年结识利玛窦,后受洗入教,取名弥格尔。1622 年，杨廷筠捐出“大方井”祖坟地作为传教士墓地。金尼阁、钟呜仁、罗如望、卫匡国、郭居静、阳玛诺等西方传教士，先后归葬于此。 李之藻(1565-1630)，浙江杭州人。明万历年间授工部员外郎。从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李之藻学识渊博，精于历算，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最早编译的西方数学著作。协助徐光启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法》。著作主要有《浑盖通宪图说》《園容较义》等，均收在自辑的《天学初函》中。 茅元仪(1594-约1640)，浙江湖州人。晚明军事家、学者，文武双全，时人赞“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著《武备志》《平巢事迹考》等。 李善兰(1811-1882)，字竟芳，号秋纫，硖石(今海宁)人。李善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数学教授。他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代微积拾级》，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分别讲述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及其定律、牛顿的运动三大定律和牛顿的微积分计算方法。李善兰的积极译介推动了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旧邦新命 近代史上的浙江19 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因资源富饶、位置重要和经济繁荣而被列强觊觎。然而，不甘屈辱的浙江人民,秉持坚忍不拔、兼容并蓄的传统，在苦难中奋起抗争、图强自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浙江人民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近世风云 鸦片战争后，浙江被迫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省份之一。帝国主义的横行和封建王朝的孱弱，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他们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民主共和思想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单元，因故，本次不作介绍。 结语 浙江，居华夏东南，屹东海之滨，历万年巨变，奏时代强音。一代代浙江人继承弘扬历史积淀的“浙江精神”，谱写传颂与时俱进的“浙江故事”。一代代浙江人赓续文脉、厉奋发、勇毅前行、开拓创新。文明绵延不绝，创造生生不息。 通史馆为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的三个展厅参观后，其它展厅，因时间关系，只能走马观花，重点是再去寻找几件镇馆之宝。二楼5号展厅，为临展厅B，此次为桑梓漆缘曹其镛夫妇捐赠漆器展 前言旅港乡贤曹其镛先生和夫人曹罗碧珍女士，醉心收藏，尤钟漆艺、情系桑梓，慷慨捐赠，化私为公，先后三次向浙江省博物馆无偿捐赠历代漆器共计162件（组）、像使皮藏，嘉惠民众。这批珍贵的漆器，是不可多得的人类文化瑰宝，也凝聚着他们殷殷爱国爱家之情。“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让世人共赏这批艺术现宝，是曹其镛夫妇捐赠之初心。展览以漆器之美为主旨，从漆器的色彩、造型、纹饰三个方面來展示中国古代漆器之美。谨以此特展，向曹其镛夫妇表示最衷心的感谢。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对展出展品，选择部分作介绍 宋一元早期黑漆嵌螺钿人物纹盒 清末民初剔红山水人物纹狮耳罐 清中期剔彩寿春宝盒 清中期剔红花卉纹画肪式香盒(一对) 清末民初剔红人物故事纹烛台(一对)清末民初剔红人物故事纹熏炉 清晚期剔红锦地开框人物故事纹天球瓶(一对) 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文乾刚及其团队创作的剔红“清明上河图”座屏 二层临展C，为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我没去。 而后，来到三楼11展厅，民俗文化馆 前言“男大当婚，女大当”是中国的一句俗语。女子出嫁是件大喜事，父母想昭告天下，置办好嫁妆伴她风光一生。明代徐霞客在游记中用 “十里红妆"”来形容发嫁妆的文化现象。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在相对富庶的宁绍平原流行着相当豪华的嫁女排场。送来的嫁妆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抬抬一杠杠排列成队，绵延数里，向街里乡亲尽显家产富足。视觉上，漆木家具与木器皿上的朱漆髹金火红闪耀，最吸引人，这些嫁妆被統称“红妆”。这独特的婚俗传统已不复存在，但这良田千亩、嫁妆百件、筹备十年、相守一生的场景仍触动心弦。 万工轿 朱金木雕宁波花轿 花轿有四人抬、八人抬之分，取成双成对、四平八稳之意，抬轿人数越多，意味着婚礼的档次越高。花轿可分为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四等。这顶宁波花轿，由十位匠人花费十余年时间打造，超万个工时，故称“万工轿”，属于最高级的头号轿也是目前存世最豪华的一顶花轿。 ……花轿选材要求既轻又牢固，所以一般选用香樟、银杏等木材。这顶花轿的本体采用木质榫卯结构，装饰内容极其丰富，中西融合、刚柔并济。这顶花轿以朱金木雕装饰为主，圆雕或浮雕了数百个人物和花鸟虫兽，故又称 “百子轿”。亨台楼阁上 “上演”《水浒传》《浣纱记》《西厢记》《荆钗记》《拾玉镯》等著名戏曲场景，随轿子的行进，舞台上的人物开始转动 “表演”。金银彩绣的轿衣和木雞小宫灯，随轿身的晃动灵动起伏。玻璃风铃，随风而动发出悦耳的撞击响声。轿身四面的双层玻璃彩绘，选取 “天官赐福”“八仙过海”“麟送子”“和合二仙”“金龙彩凤”“喜上眉梢”“榴开百子”等喜庆吉祥题材。阳光照在花轿上，美轮美奂，似一座黄金宝龛(kan)。 朱金木雕宁波花轿 清末民初 该文物为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我见到的第六件） 三楼12号展厅，名人文化馆，我没有进去。 三楼9号展厅，海洋文化馆，我没有进去。 三楼10号展厅，青瓷文化馆 江南秘色 浙江古代青瓷陈列 前言…… 展厅内，较完整地介绍了陶器的一些知识，因故，我没拍全照片，这儿就不多作介绍了。 后面将展厅内，有介绍标牌的瓷器，全部都介绍一下。 越窑黑釉人物龙虎瓶 东汉(25-220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乌贼岩山1号墓出土宁波市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藏这种形制的瓶，至少可以有两种命名:一日盂口长颈瓶，依其造型得名；二日堆塑人物龙虎瓶，据其装饰也。该器孟口长颈，鼓腹大平底，造型挺秀而稳重，为后世瓶类器物造型奠定了基础。而其颈肩部堆塑的纹饰，更是丰富而瑰奇，龙与虎分别被驯兽人牵引鞭策，匍匐温驯，另有灵猴兽头、仙鹤飞鸟、错落布置，形神俱足，为成熟期黑釉瓷之精品佳作。 越窑青瓷五管瓶 东汉(25-220年)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常见随葬品，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其基本形制为一葫芦形的大罐，周围贴附四个小罐。东汉中期以后，五管瓶器身变高变大，腹部出现人和禽兽堆塑，顶部则贴塑楼阁宫阙，逐渐演变为堆塑罐。 越窑青瓷蛙形油灯 西晋(265-317年)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镇出土三国西晋时期越窑制瓷技术发展迅速，造型和装饰艺术有了很大提高，以人和动物为装饰是当时显著的特点。传说后羿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嫦娥窃之而奔月宫，化为蟾蜍，所以蟾蜍成为月亮的象征，寓意团圆吉祥。三国西晋时期常以此做成多种器形。四足为蛙，三足称蟾蜍。后世还赋予蟾蜍蟾宫折桂、招财纳福等诸多美好寓意。口衔小盂的设计，其功能应是油灯。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七《水注》条有专门记述:“又有犀牛、天禄、龟、龙、天马口衔小盂者，皆古人注油点灯,非水滴也。” 越窑青瓷双系罐 东汉(25-220年)浙江省海宁市东汉墓出土学术界公认的典型成熟青瓷的代表作品。该罐形制端巧，胎体坚硬，釉色青润晶莹，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完成了从原始瓷到成熟瓷的质的飞跃。 越窑青瓷穿带瓶 唐(618-907年)穿带瓶也叫穿带壶、背水壶，因瓶身两侧有穿系绳带的钮而得名。其设计灵感来自皮囊壶--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一种储水或储酒器皿。此器造型为仿皮囊式，上扁下鼓，壶颈短细，肩部有凸出的棱线，呈皮囊缝合状。腹部细刻花卉，写意传神。 越窑青瓷花口尊 北宋(960-1127年)浙江省文物局移交上部为五瓣花形尊，下部为须弥式底座。造型设计奇巧，装饰华丽。花口尊腹部刻划盛开的牡丹花，须弥座采用镂空技法饰草叶纹和壶门。此器应该是佛前供养的宝物，祈求富贵吉祥。 越窑青瓷摩羯形酒船 五代吴越国(907-978年)印尼海域出水 越窑青瓷蟠龙罂(yĩng ) 唐(618-907年)浙江省余姚市文化站拨交蟠龙罂在唐代较为多见，早期的龙身紧贴颈部，四耳很小，后逐渐演变成四誓，龙塑在上。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此类器，腹部刻铭“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直一千文”，由此可知此类器物当时称为“罂”。 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罂( yĩng) 五代吴越国(907-978年)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公社如龙大队五代墓出土规格高大，器身上下绘褐彩如意云纹。通体施青黄色釉，釉层均匀。大型器物彩绘如此精美者实属少见，它同临安水丘氏墓出土的褐彩云纹盖罂、褐彩云纹香熏一样，是五代越窑青瓷重器。 越窑青瓷“咸通七年”(866年)墓志罐 唐(618-907年)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出土罐体上阴刻“颖川府君墓铭”，铭文自右至左共28行，三百三十余字，每行字数不等。文中有“唐咸通七年岁在丙戌十九日乡贡进士陈周撰”“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等语。 越窑青瓷“光启三年”(887年)墓志罐 唐(618-907年)浙江省慈溪市桥头乡出土腹部自右至左满刻志文，内有“唐故河涧郡亡府君陵氏墓铭……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二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内容。这件墓志罐上的“贡窑”二字，是唐代上林湖烧造贡瓷的实物依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越窑青瓷龙柄鸡首壶 南朝(420-589年)南朝的鸡首壶、器身变高，柄做成了龙首，甚至出现双龙柄双鸡首的造型、而肩部的系也由牛鼻形演变成桥形，肩腹部则刻划莲瓣纹。莲瓣纹以刻划花的形式出现在越窑青瓷上，最早的例子在东晋晚期，南北朝时盛行全国。主要装饰在碗、盘、碟等圆器的内外壁，或尊、瓶、壶等立件的颈腹部，不见枝叶，只有盛开的花朵。佛生莲花，这时的莲瓣纹传递的是佛教的精义，也是佛教地位尊隆深入人心的体现。 越窑青瓷羊形器 东晋(317-420年)羊作引颈跪伏状，双目外突，两角后卷。西晋的羊形器体形饱满，有雍容之态，东晋的羊形器头部变小颈部变粗，腰部却变得很细，并常以褐色点彩作装饰。古时“羊”与“祥”同音，取羊之形，寓意 “吉祥如意”。青瓷羊和青瓷狮子，是两晋时期越窑青瓷两款经典的动物造型。或模压成型，或手工塑造，在追求外形逼真地同时，往往刻饰飞羽，反映出当时盛行的仙道思想。其中羊首上穿圆孔，而狮背上装圆管，这种设计可能用于插香插烛，从而具有牺牲和避邪的功用寓意。 越窑青瓷花口尊 北宋(960-1127年)浙江省文物局移交上部为五瓣花形尊，下部为须弥式底座。造型设计奇巧，装饰华丽。花口尊腹部刻划盛开的牡丹花，须弥座采用镂空技法饰草叶纹和壶门。此器应该是佛前供养的宝物，祈求富贵吉祥。 官窑粉青釉纸槌瓶 南宋(1127-1279年)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西湖博物馆总馆藏南宋时期，陶瓷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彰显，这与南宋立国初期朝廷所面临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既有礼器也有日常用器，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依据故宫传世实物和南宋官窑遗址出土标本，米黄与粉青都是南宋官窑匠师刻意追求的外观效果，而与这两种釉色相对应的胎骨则分别呈灰黑色和紫黑色。南宋官窑瓷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釉面的天然开片，在莹澈温润的釉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冰裂纹，将曾经的工艺瑕疵化为了典雅的装饰。 龙泉窑青瓷薄胎道士像下面介绍，来自百度百科:南宋龙泉窑道士像为浙江省博物馆藏一级乙文物，属南宋时期神龛用品类瓷器。该像高31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出土于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址附近裁纸山坡神龛遗址。瓷像呈束发顶髻、面容安详之态，身着宽袖长袍，足蹬云头高履，端坐山石之上。旁塑仙鹤为伴，手持蕉叶扇，通体施青绿釉，釉面莹润光亮，脸部与胸部露赭红色胎骨。其造型兼具道教元素与龙泉窑典型工艺特征，为研究南宋道教造像及官窑瓷器烧制技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龙泉窑青瓷炉清(1644-1911年)上海博物馆拨交炉外壁颈部刻铭文“康熙丙子秋月吉旦竹口许门吴氏淳娘供奉仙岩三宝佛前香炉一完祈保自身迪吉寿命延长”共38字。 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元(1271-1368年)浙江省龙泉市上严儿采集瓷工以写实手法，将砚滴塑造成一叶扁舟。舱蓬、艄蓬、栏板一应俱全。舱内两人端坐闲话、窃窃私语；舱外一身着蓑衣的艄公作取笠状；舱下中空，用以贮水。胎质细腻洁白，通体施温润肥厚的粉青釉。 砚滴整体造型设计巧妙，集模印、堆贴、镂雕等多种技法于一身，用动静结合的方式再现了江南雨天舟行湖上的场景，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一件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文房珍品。古代瓷质砚滴的造型大都比较简单，像这种造型奇特、内涵丰富而又做工考究、釉色美丽的砚滴殊为少见。 该文物为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我见到的第七件） 龙泉窑青瓷元曲铭碗元(1271-1368年)碗口沿刻“万水千山等你归，待归后，情何济，苦也个”元曲词文一周。 龙泉窑青瓷开光凤穿牡丹纹梅瓶明(1368-1644年) 龙泉窑青瓷刻字碗清(1644-1911年)口沿镶铜。外壁釉下刻有“不同艳冶不轻狂，独占人间第一香；诏贬伪朝成节亮，洛阳从此仰花王。时在仲秋，龙南大窑姜记”铭文和一枝牡丹花。 龙泉窑青瓷炉 清(1644-1911年)上海博物馆拨交炉外壁颈部刻铭文“康熙丙子秋月吉旦竹口许门吴氏淳娘供奉仙岩三宝佛前香炉一完祈保自身迪吉寿命延长”共38字。 龙泉窑青瓷大盘明(1368-1644年)故宫博物院拨交明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凡祭器皆用瓷”。洪武九年又明文规定“園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圆丘即天坛，是皇帝冬日祭天的地方。可见，形制庄重、体量硕大的青瓷大盘、青瓷墩碗都是用于祭天的，是重要的宫廷祭祀用器。整器光素无纹,形制规整,规格硕大,釉层均匀,温润如玉，足端裹釉，用玉环形垫圈支烧，外底露胎呈现美丽的朱砂红玉环。原藏故宫博物院，为明清宫廷传世之物。如此精美大气又完璧如新，诚为世所珍、国之重宝。 三楼打卡后，再上四楼。四楼16号展厅，书画馆B，我没有进去。 17号展厅，书画馆，我也没有进去。 14号展厅，富春山居馆，我进去想看一下，另外一件镇馆之宝。 该馆为《富春山居图》人文数字陈列 馆内是一场以数字技术呈现的视觉盛宴，画卷的滚动播放，将展馆氛围渲染得充满墨香，仿佛置身于古朴的书画世界。小动画的加入，为静态的山水画注入了活力，使其更加生动有趣。……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为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算我看到的第八件），但此次展出的是复制品《富春山居图》左上角有“吴之矩”骑缝白文半印，右下方有“其贞”朱文小印。画面前段引首有韩对行书题“富春一角，……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复制品)纸本水墨 /纵31.8厘米横51.4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为《富春山居图》卷前段。山势圆浑，树木葱郁，山头多矾石，山体以长短披麻敏写成，山脚、树根多以浓墨点苔，尽显葱翠郁勃之态。随着江天逐渐开阔，山势也渐趋平缓，林间村舍，草木掩映，远山坡渚相连，意境冲淡高远，笔墨苍诨滋润。画幅左上角有“吴之矩”骑缝白文半印，右下方有“其贞”朱文印。引首有韩所题“富春一角”、郑慕康画黄公望像、王同愈题画像，还有沈尹歌题的引首“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烬余残本”，前隔水有吴湖帆题篆字“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后隔水有潘静淑题记。拖尾处有王廷宾长跋，记载了该图卷遭火烧以后流传收藏的经过；又有吴湖帆所制《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连接处全影，以及吴湖帆对前后两段画卷连贯的火烧痕迹的辨识；又有吴湖帆抄录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古人题跋；最后是吴湖帆收此作后邀请时贤所作的题跋，依次有王同愈、叶恭绰、吴诗初、夏敬观、吴徵、褚德彝、冯超然、张珩、陈定山、马衡、张大千、王蕴章、汪东等人。 最后，来到13展厅，古琴艺术馆，寻找第九件镇馆之宝。 前言琴，俗称古琴，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琴，文献浩瀚、内涵丰富，音色深邃沉静、空灵悠远，气质圣洁高雅、坦荡超逸，蕴含着儒释道哲学和审美，因而成为历代文人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益友。几千年的深厚积淀，使琴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涵义，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在音乐方面最突出的代表。走近古琴，仿佛走进一个与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静听琴语，悠然神会,不亦乐乎? 祭台之上古琴在西周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它作为敬神祈天的媒介、教化民心的工具，与国家政权联系紧密，主要与瑟、鼓等乐器在祭祀等场合中合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乐队仍以打击乐器和管乐器为主，古琴作为弹拨乐器，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古琴溯源关于古琴的起源，历来有伏羲、神农造琴等传说，但实际情况无从考证。文献记载古琴最初为五弦，其后周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成为七弦。目前已知最早的古琴实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弦数、共鸣箱均无定制，部分琴的共鸣箱约为琴体的一半，被称为半箱式琴。 杭州府学是学庙合一的府级官办教育机构，因此抗州府学同时也是杭州孔庙。此琴琴背结文记录了年代、部署者、督造人、监造人、训导人、选材人等信息。 最后，再介绍一件镇馆之宝「彩风鸣岐」 谁斫制了「彩风鸣岐」杨宗稷认为此琴出自唐代斫琴名家雷威之手。雷威是唐代著名斫琴世家--四川雷氏家族中最负盛名的所琴师,北宋宣和内府中名列第一的"春雷"琴,即是雷威所制。四川雷家世代遺琴,三代共出了九位斫琴大家,分别是雷绍、雷震、雷霄、雷威、雷文、雷俨、雷珏、雷会、雷迅,被誉为"蜀中九雷"。北宋陈旸《乐书》载"唐明皇返蜀,诏雷俨待诏襄阳",可知皇家对雷氏的重视。雷氏斫制的古琴选材讲究、做工独到且音色出众,被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氏琴",从唐代起就被皇家、贵族和琴家所珍爱,历经千年,传世者非常稀少,是传世唐琴中的鸿宝重器。 如何欣赏「彩风鸣岐」琴名琴背“彩凤鸣岐”为原刻，杨宗稷认为是唐代书法家徐浩的书法。琴名寓意吉祥。《国语· 周语上第一》记载:“周之兴也，‌鸑鷟‌鸣於岐yud abud 山”。‌鸑鷟‌，风之別名。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北，相传周古公亶父迁此而兴。后以“鸣岐”作为吉祥之兆，又称“风鸣岐山”。音色“彩凤鸣岐”具备雷琴“岳高弦低”的典型特征，岳山高而弦面低，无抗指之弊，使得高音清润宽大，清越之音十分突出，“一二弦如洪钟，六七弦如金磐，四弦五微以上如羯鼓”，十分难得。 断纹琴背冰裂断兼小流水断琴面断纹隐约可见，在三、四、五徽部位，隐见类似梅花断的小圆圈。 铭文龙池上方刻琴名，另有杨宗稷的监藏赞美铭文围绕龙池四周，其中也记录了“彩风鸣岐”琴旧主之子--毓朗贝勒与琴重逢，证实其身份的故事。 龙池两侧有行书——『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署款：开元后卅甲寅荷花生日九疑山人杨宗稷自题』。 龙池下方铭文『庚申（一九二O)二月，与朗贝勒公祭长沙张文达公於岳云别业。贝勒见此云：定慎郡王旧藏百餘琴，庚子散失，此为第一，因赠长歌，有「曾存定府先人言，我持此琴三叹息】之句，定府琴有名于时，识之以来者。宗稷再题”」禅寮花落愔愔，猿嘯龙吟万籁沉，定府旧藏真第一，曲终人远晚烟青。辛酉（一九二一)上巳为当时伯先生题杨懿年时同居法源寺 开元二年，雷威制成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并在琴腹的龙池中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古琴大师杨宗稷，在此琴背面题下七言长诗。第一句便是「唐琴第一推雷公」，另有两句「落霞仿古神女制，如敲清磬撞洪钟」，则是描述此琴的形制和音色。 该文物为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是我看到的第九件） 在『彩风鸣岐』琴底下有杨时百刻的一段文字，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杨时百有一次在古琴雅集上弹奏此琴，而当时有一位听者，是乾隆的嫡系后人听到此琴音后触景生情，想到自己家里面也有一张自已特别心爱的唐琴，后面被八国联军抢去了。然后他便寻声而去，因为他听到此时的听到的琴音特别熟悉。而到音源之处，发现是杨时百先生在弹，而一看此琴发现正是好他家所失的那张琴。他当时十分惊喜，本来这张琴没有了，被人弄到国外去了，但没想到在几年以后还能跟这张琴重逢。后面此琴从杨时百手中转手於一位叫徐桴手中，然后徐桴的后人又将此琴捐给渐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