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十二）

凡夫

灾情就是命令，二爻公社的全体行政人员冲向了抗洪救灾的前线。父亲去柏树墩的一路上，见到低洼的田里还有残留的积水，庄稼东倒西歪的竖在地里，倒伏严重的都已枯萎了。看到灾情如此严重，父亲不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社员们正在地里整理排水沟和田间管理，葛玉明见到父亲忙赶了过来。他说:“这次水灾损失太大了，接下来怎么弄呀？”

父亲安慰说:“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先将受灾的情况评估出来，再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走过一片玉米地，看到许多秸秆倒伏在那里，玉米叶子也泛了黄。父亲卷起裤腿跑到地里，他掰开了玉米苞叶，只见玉米穗均已灌了浆，叹息道:“正是关键生长期呀，竟遇上这样灾情，实在太可惜了。”

葛玉明说:“这块玉米地的情况还算好的，秸秆没折断的就有希望。将它们扶正壅好土，再补施一次追肥，估计还能挽回六、七层的收成。”

经过实地察看和评估，这次水灾对水稻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株形较矮的旱作物，如棉花、黄豆等就严重多了。有的排涝不及时的低洼地，地里庄稼都淹死了。

前面这块黄豆地的情况就很严重，大多数秸秆都倒伏在地上，叶子泡在水里都腐烂了。

“抓紧时间把这块地清理出来，及时补种上其他作物。”父亲又说，“要合计一下，补种什么品种比较好？要力争多产出弥补损失，也要充分考虑秋播工作，千万不能影响到秋播。”

“田里株苗短缺情况严重，可以补种晚熟水黄豆、赤豆等较恰当，时间上也来得及。”葛玉明说，“大面积种植还是胡罗卜比较好。现在播下种，到了种麦辰光，胡罗卜也可以吃了。抽麦槽时顺带将胡罗卜也挖了，也算是一举两得。空行距上长的胡罗卜先留着，既不影响种麦也不耽误麦子的生长，这样地里的胡罗卜，就能多收不少呢。”

“这个好主意好。”父亲说，“胡罗卜的种子缺少，公社想办法从外地调剂。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的，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社员们积极行动起来了，打响了一场抗灾救灾的硬仗。公社调来了胡罗卜、大白菜的种子，失收田块都尽可能补种上了晚熟作物。

父亲和社员们同吃同住，一直坚守在抗灾救灾的最前线。等抗灾工作告了一阶段，父亲回到家中时，他身上晒得就像黑炭一般，身上留着许多被蚊虫叮咬的疙瘩。母亲心疼的说:“一点也不晓得保护自己，被蚊子咬成什么样子了？”

我家在水灾中也有损失。因住的地方地势太低，大量的雨水涌了进来，将房屋彻底淹了。屋顶又是四处漏雨，家中衣物都被淋湿了。家里小坛子里放了近十斤大米，平时都不舍得吃。因两个妹妹太小，吃纯糁子粥难以吞咽，母亲煮粥时就抓一拳头米掺和进去，这样的粥吃起来口感会好一些。谁知坛子上方的屋顶漏雨，竟将坛子里的米全泡了水。大米肯定留不住了，母亲只好放锅里全煮了，让全家人吃了两天的大米饭。

日子虽过得很艰难，母亲却从没让姊妹们饿上一顿。粮食实在不够吃，她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许多蔬菜，平时就搭配掺和着吃。二爻纸厂有时来了玉米苞皮的原料，母亲在拣货时，就将残留的玉米籽挑出来。聚拢后带回家，炒得香喷喷的让我们吃。

1961年末，母亲又怀了我的大弟弟。她当时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不管吃下什么就呕吐，甚至将黄胆都呕破了。母亲难受得要命，还是不辞劳苦的操持着这个家。她在病孩子时想吃山芋，就在集市上买了两个山芋种。但看到我和妹妹口馋的样子，母亲一口也吃不下去了，将山芋全分给了我们兄妹三个。

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六O年的那场水灾，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困难。然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进行生产自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父亲说到这个话题时，总是告诉我:“面对严重的灾情我们没有后退，积极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国家还拨来了救剂粮，帮助困难群众共度难关。在这样大的灾情下没有饿死一个人，可真不简单呢。”

父亲还告诉我:“六O年的这场水灾，比邵伯在1937年的那场大得多了。而邵伯的那次，许多房屋都冲垮了，还淹死了不少人。新旧社会对比，真是两重天啊。”

我慢慢长大，也逐步体会到了父母亲的艰辛，总想着为家庭分担些什么。每天放学回家，我总是挎上篮子外出挑兔草，有时候帮着带两个妹妹，或是跑到地里帮忙干些农活。

听说二爻纸厂里收购稻根，每斤稻根两分钱。我得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每天放了学就兴致勃勃跑到稻田里拾稻根。一季的稻根拾了下来，我共卖了三元多钱，挣足了学校一个学期的书杂费。

父母亲总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尽力改善家里的生活。母亲从市场上捉了十几只小鸡，将母鸡养大了留着生蛋，公鸡养大了杀了吃。父亲也捉回了一对种兔，兔子繁殖能力很强，家里的兔子最多时竟达到了二十多只。每过几天，父亲总会杀一只兔或公鸡给全家人打牙祭。日子过得虽艰难却也是苦中有乐，家里一直扬溢着和谐、温馨的氛围。

1962年初，地方上的行政区城进行调整。将二爻公社爱儿河西至十总店东的区域及新华公社原管辖的十总店西的部分区域划出来，另组建了十总人民公社。二爻人民公社的好几位干部，如王美䒦和父亲等都抽调到了十总公社任职。

我们全家随之也搬迁到了十总，落户在了十七大队的一生产队。当时居住在一所停办的农中里。母亲每天到生产队里干活，我也很快和队里的小伙伴们打成了一片。

经过几年农村工作的锤炼，父亲已深深地融入了这片热土。他继续保持雷厉风行的作风，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到群众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努力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柏树墩是十总人民公社的十大队，也是公社最边远的地方，父亲主动要求到那里蹲点。每次到了那里，他总是跑到地里察看庄稼，总是找群众了解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春季青黄不接时，有些群众家的粮食短缺，父亲总是想法调拨一些救剂粮，帮助当地困难群众共度春荒。

我多年以后又遇到了葛玉明。他见到我就称赞起了父亲:“杨书记真是党的好干部（后来他担任了乡镇的党委书记）。他待人十分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总是脚踏实地的办事。”

葛玉明还说:“你父亲在我们大队蹲点，中午有时赶不回去吃饭，我留他到家里吃顿便饭，也就是一些地皮小菜，根本不值钱的。而他每次都坚持交饭钱，我不肯收都不行。杨书记真是太清正了，干部如果都像他那样就好了。”

父亲工作中干出了一些成绩，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组织上也看在眼里。1964年初，十总公社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经全体人民代表选举并经县委组织部考察，我父亲担任了十总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相当于乡长）。

父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中。他跑遍了公社的每一个角落，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处理问题做到有的放矢，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1965年秋天，南通县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来十总调研，父亲汇报了十总公社的现实情况及工作思路。据说父亲的汇报数字翔实、条理清晰、工作思路有深度，还引起了这位负责人的兴趣。

这位负责人还征求了公社书记的意见:“如果把老杨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你看行不行？”回答:“一句话，笃定呀。”

听到这个传闻，父亲自然也有点沾沾自喜的感觉。说它是传闻，其实也有一定的依据。1966年3月，南通县委组织部来了一纸调令:杨希庵同志，担任南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