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走进浙江省博物馆（四）

春深日暖

一楼通史陈列馆A参观后，来到二楼通史陈列馆B 参观。想了解通史陈列馆A的详情，请点击链接<a href="https://www.meipian.cn/5jun2x2p"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2026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三）</a> 吴越胜览五代十国时期的浙江 立业安邦 五代时期，钱镠以杭州为都，建国吴越统治中国东南部“十三州一军”之地。吴越国时期，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贸和文化扩建杭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吴越国的经济和文化居于当时诸国前列，不仅开创了以杭州为枢纽的两浙政治经济新格局，而且为两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吴越建国 唐末时期，身兼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的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占据了浙江大部分地区，并因战功被累封为彭城郡王、南康王、彭城王、越王、吴王。后梁建立后，开平元年(907)封钱镠为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钱镠为吴越国王，吴越国正式建立。吴越国最强盛时，拥有今浙江省全境和江苏、上海、福建的部分地区。吴越国在宋代演变为两浙路，成为后世浙江省的雏形。 吴越国疆域图 钱镠金书铁券 (复制品)唐乾宁四年(897)1951年浙江嵊州钱氏后裔捐赠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朝廷赐给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郡王钱镠的金书铁券，以表彰其讨平董昌的功绩。采用铁券形式，取其坚固耐久之意，表示誓约世代相沿，永远遵守。铁券上嵌楷书金字 333 字，内容包括“卿恕九死，子孙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件铁券一直由钱氏后裔珍藏，1951 年由浙江嵊州长乐镇钱氏后裔献给人民政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钱镠钱弘傲批牍合卷(复制品) 吴越龙德二年(922)、吴越显德五年(958)1959年浙江象山钱氏后裔捐赠该合卷分为二段，前段为钱镠发给杭州祟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牍文，内容是褒奖嗣匡在住持崇吴院期同的功绩，由钱镠亲笔书于吴越龙德二年(922)十二月。展文行楷书，字体用笔圆润，柔中有刚。后段为衣锦军宝庆禅院知院僧素定的上奏文书，内容为请求批准宝庆院动用寺院周围树木用以修缮扩建。奏文楷书，结体严密，质补敦厚，由祟定书于吴越显德五年(958)闰七月，后有钱俶的批字和花押。台卷留有吴越两代国王钱镠和钱俶祖孙的墨迹，也是研究吴诊国历史和佛教制度的重要史料。 十三州一军 钱弘俶在位时期(948-978)，吴越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内有13个州和1个军，共86个县，号称“十三州一军”。十三州: 杭州、苏州、湖州、秀州、睦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婺州、衢州、处州、福州; 一军: 安国衣锦军。疆域北起苏州，南抵福州，盛极一时。 三世五王 吴越宝正七年(932)，钱镠逝世于西都杭州，其子钱元瓘(guàn)继位。之后,，又历经元瓘子弘佐、弘倧、弘俶(chù),，共三世五王。历代吴越国王，都谨奉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并受其封赐。 吴越国王室墓葬 吴越国王室墓葬，主要分布在吴越国都城杭州、故里衣锦军(今临安区)两地。据北宋苏轼《表忠观碑》记载，“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经考古发掘的有钱镠之父钱宽墓、母水丘氏墓，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墓，钱元瓘正室恭穆夫人马氏墓(康陵)、侧室恭懿夫人吴汉月墓。吴越国王室墓葬多有壁画或石刻，置四神、十二生肖像，墓顶有天文星象图。随葬品以越窑秘色瓷、官款白瓷、金银器、玉器为主。 吴越国王室墓葬分布图 钱宽、水丘氏慕 钱宽、水丘氏夫妇为吴越国王钱镠的父母。1978 年、1980年，考古部门两次对位于杭州临安明堂山的钱宽、水丘氏墓进行发掘。钱宽墓早年被盗，仅存墓志1方和白瓷22件；水丘氏墓保存完好，出土墓志、瓷器、金银器等100 余件。两座墓葬的顶部均绘有天文图，是目前国内已发现保存时代最早、绘制最准确的古代天文图像之一。钱镠墓 吴越宝正七年(932)，钱镠卒于杭州，终年81岁。934年，葬于故乡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即今杭州市临安区太庙山的钱王陵，墓上有大型封土堆。后唐朝廷赐谥曰“武肃”，诏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立于墓前。现墓碑为清代重立。 官款定窑白瓷唐光化三年(900)1978年临安钱宽墓出土吴越国王钱镠的父亲钱宽死于乾宁二年(895)，光化三年(900)归葬临安明堂山。钱宽夫人水丘氏，死于唐末天复元年(901),也葬于同处。两墓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官款白瓷。在瓷器和窑具上刻“官”字，是为了将官方订烧的瓷器与其他商品瓷加以区别。钱宽墓中出土有壶、杯、盘、碟等整套官款白瓷器，应为唐朝赏赐钱氏之物。 01 官款定窑白瓷花口盘 02 官款定窑白瓷花口碟 唐光化三年(900)1978年临安钱宽幕出土 官款定窑白瓷海棠杯 唐光化三年(900)1978年临安钱宽幕出土 钱元瓘墓 钱元瓘，钱镠第七子。吴越宝正七年(932)即位。天福六年(941)，卒于杭州终年55岁。后晋朝廷赐谥曰“文穆”，葬于国城龙山(今杭州玉皇山)之南原，墓前原有后晋宰相和凝撰写的神道碑。该墓早年被盗,1965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钱元瓘墓进行清理发掘，出土墓志、青瓷龙纹罂、方盘、执壶、金带扣等文物。 越窑秘色瓷龙纹罂 吴越天福七年(942)1965年杭州钱元瓘墓出土这件龙纹罂是秘色瓷中的精品之作，出土于杭州玉皇山吴越天福七年(942)钱元瓘墓中，残高29.5厘米。瓷罂圆肩深腹，圈足外撇，肩颈部安对称双股双腹系，器身浅浮雕双龙戏珠，周绕云纹。造型浑厚庄重,通体施青绿色釉，釉层匀净润泽。出土时龙鳞上残附着三片金箔，这印证了文献中所谓“金银陶器”和“金棱秘色瓷器”的有关记载。 越窑秘色瓷方盘 吴越天福七年(942)1965年杭州钱元瓘墓出土这套方盘出土于杭州玉皇山钱元瓘墓中，釉色精美，造型新颖，也是秘色瓷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盘口边长12.7厘米，底边长13厘米，高6厘米。盘呈委角正方形，敞口，平底，下承委角须弥座式圈足。座四壁每面饰一起线捆门，并镂一水滴形孔。同墓出土数件，可单件使用，也可套叠组合，又可称“套盘”。This set at ola 越窑秘色瓷执壶 吴越天福七年(942) 1965年杭州钱元瓘墓出土 马氏墓 (康陵)马氏为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的正室，卒于939年。墓葬位于杭州市临安区玲珑镇祥里村庵基山东北坡，考古部门于1996 至1997年对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墓为砖石构筑，后室刻天文星象图，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绘的牡丹、四神、十二生肖像。墓内出土312件精美的随葬品，有越窑青瓷器、玉器、金银器、铜器等，是吴越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吴汉月墓 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侧妃，谥号“恭懿”，葬于杭州慈云岭之西原。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杭州师范学院组织考古队，对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施家山南坡的吴汉月葛进行了发掘，该墓早年已被盗，墓室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钱元玩墓钱镠第十九子钱元玩出家为僧，法号令因。兼杭州安国罗汉寺和城真身宝塔寺主，授吴越国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924)园寂，终年 24 岁。钱镠下令在“锦里功臣山两直峰峦营建塔院”，塔名“净土”，钱元玩同时按俗世身份葬于塔后的墓中。1962年发掘。 其他吴越国墓葬、墓志 除吴越国王室墓葬，近年来在杭州、苏州、常熟、宁波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墓葬和墓志。如钱镠的盟友危仔昌，在虔州失陷后，全族投奔钱镠，子孙均在吴越为官。宁波发现其妻氏(去世于924)、其子危德图(后改姓名为元图)(去世于 951)、危德图妻徐氏(去世于924)的三方墓志，记载了危氏流亡吴越，移居明州，成为吴越国栋梁元氏的历史。越州刘珂(去世于919)、越州滕氏夫人(去世于941)、常熟金氏夫人(去世于 942)、苏州李章(去世于 943)、苏州霍彦(去世于 943)、苏州钱君义妻殷氏夫人(去世于945)、明州袁从章(去世于946)、苏州钱义光(去世于955)、常熟陈绾(去世于 958年)、杭州赵昭文(去世于 971)等墓志陆续发现，是深入了解吴越国中下级官员和地主生活情况的一手资料。 01任链墓志罐 02越窑青瓷器足 吴越宝大元年(924) 1962年临安钱元玩墓出土 03越窑青瓷四系瓶 吴越开运三年(946) 1955年宁波袁从意墓出土04越窑青瓷碗 吴越开运三年(946) 1955年宁波袁从章墓出士05越窑青瓷瓜棱执壶 1979年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士06越窑青瓷盏托 1979年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士 01男木俑 02女木俑 03武土木俑 04镇木兽杭州五中出土 杭州罗城 唐末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需要坚固的城池。唐大顺元年(890),钱镠在隋唐杭州子城的基础上，修筑夹城；景福二年(893),又在夹城的基础上修筑杭州罗城。罗城东西狭而南北长，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形状，因类似腰鼓，又被称为腰鼓城。杭州罗城的兴建，奠定了杭州城的基本格局，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至关重要。 吴越国杭州子城大致范围和吴越国杭州罗城大致范围 杭州富阳新登古城遗址唐大顺二年(891)，钱镠命杜棱筑东安罗坡(今杭州市富阳区听登古城)，后凭城阻挡杨行图的入優。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20-2021年对新登古城进行考古发掘，井对局部位置进行解剖，取得要成果。该发掘成果印证了新登古城的历史真实性和传承性，证实了古城围山建墟、单面城墙的独特性，为研究唐代以来城城门的结构和营造授术提供重要材料。 捍海石塘 唐代及以前的钱塘江海塘由土料筑成，质地松软，难以抵御急流的冲刷。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征发数十万兵民，用“石囤木桩法”自今六和塔起至艮山门，沿钱塘江修筑捍海石塘，以防海潮。吴越捍海石塘的兴建，保障了江浙地区的农桑经济发展和杭州的城市建设，并在后来的近千年时间里影响了钱塘江的海塘修筑。 杭州凤山道口五代捍海塘遗址 1983 年，在建造凤山道口的江城路立交桥时，发现钱镠兴建的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遗址出土大量木柱，柱长约 6米,直径约13~39 厘米，柱后为装满石块的竹笼，竹篾编织痕迹十分清晰，其后为夯土,最后一排为木柱与竹编。 杭州平安里五代捍海塘遗址 2014年，在凤山道口遗址以北1公里的江城路平安里，再次发现五代捍海塘遗址，并首次发现铺垫柴草加固的做法。结合平安里五代捍海塘遗址发掘，考古人员对沿线进行物探考古调查，确认五代吴越捍海塘的线位，在今建国路、江城路、复兴路至六和塔一线。 投龙 吴越国上承唐代传统，每年举行道教特有的投龙仪式，祭祀境内的洞天水府，以为国家祈福，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考古所见的吴越国投龙遗物，主要有金龙和银简。1955-1957年，杭州西湖疏浚时发现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等历代国王的8枚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1977 年,绍兴宛委山河道中也发现了3枚钱镠的射的潭水府告文银简。 鎏金铜龙 1950 年代杭州西湖出水钱镠66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 吴越贞明二年（917)1950 年代杭州西湖出水 铜龙 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钱元瓘53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 吴越天禧四年(939)1950 年代杭州西湖出水 铜龙 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钱弘佐15 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吴越天禧七年(942)1950 年代杭州西湖出水 钱镠62岁杭州钱唐湖银简钱镠62岁越州射的潭银简钱镠63岁杭州钱唐湖银简 钱镠75岁越州射的潭银简钱镠77岁越州射的潭银简 衣锦军 天祐四年(907)，唐敕升钱镠故乡临安县石镜乡为安国衣锦军。衣锦军不受杭州节制，为吴越直辖之地。近年来，杭州市临安区一批晚唐至宋初的建筑遗存相继被发现，这些遗存都与吴越国衣锦军密切相关，且规模宏大、营建考究，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技艺，是反映这座城市发展的最好实物例证。 吴越国衣锦城遗址 吴越国净土寺遗址 功臣塔 潘山吴越国建筑遗址 花纹砖临安净土寺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 临安潘山遗址出土 农业发展 吴越国时期，大兴开荒和水利建设，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大量因战乱迁入吴越的人口需要开拓新土地进行安置。钱镠鼓励流民开荒，加快土地开发。江南地区土地分散，不利于系统灌溉，且洪涝灾害多发，则通过设置圩田、修筑海塘等方式，并派遣军队协助开展农业生产，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设兵治田 撩湖兵吴越初期，钱镠设“撩湖兵”，专事治理西湖，规模逐渐发展至千人。蓄湖水灌溉农田，疏通涌金池,，引西湖水通运河，恢复西湖旧观。 撩浅军钱镠又设置都水营使，作为水利专门机构,设立由士兵组成的“撩浅军”，规模达到万人，负责太湖及诸水道的疏浚工作。 营田军钱镠还设立“营田军”，专门从事农田水利工作，修治水利，整治圩田。募民开荒 吴越建国之初，土地为官僚和地主阶层所有，能够分配给外来移民的土地有限。为安抚移民，钱镠募集人手开发低洼地、圩田、湖田、盐碱地等，增加土地供应。钱元瓘、钱俶即位后，均宣布免除荒田租税，以示劝农。 圩田体系 钱镠设置了都水营使和撩湖兵，负责西湖、太湖等水道的修治、疏浚以及导河筑堤。大量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堰闸，进一步发展了太湖平原的圩田系统。太湖“五里七里一纵埔，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塘浦圩田体系，纵横交错，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集防洪、灌溉于一体。 国家粮仓 两浙地区自中晚唐以来，一直是国家主要粮食产地，每年作为赋税上缴的粮食足以影响朝廷的政局。钱镠说吴越国“斗米十文”，“岁岁丰盈”，范仲淹说吴越国“民间钱五十文，采 (di) 白米一石”。宋开国之初，吴越给朝廷提供了大量粮食，每年向中原输送数十万石军粮。吴越纳土归宋后,更是每年向中原输送四百万石稻米。 吴越国铸钱 据历史资料记载，吴越国于“丁巳四年(957)春正月，始议铸钱”。但由于文献未载吴越国铸造钱币的具体种类，故只能通过出土实物来判断。从吴越国杭州雷峰塔、苏州虎丘塔、东阳中兴寺塔等佛塔出土钱币来看，吴越国境内流通和铸行的货币主要为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 手工技艺 吴越国承袭了前朝的瓷器、金银器、玻璃器和铜镜制作工艺，并进行了改良优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业产品门类。这些精美的器物被广泛运用于朝贡、宗教供奉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当时吴越国经济、文化的反映。 秘色瓷器 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被称为“秘色瓷”。五代时期，越窑制瓷业进入全盛期，慈溪上林湖一带窑场密布，见证了吴越国高度发达的制瓷业。越窑青瓷从晚唐开始就是地方土贡，供给宫廷使用。吴越建国后，越窑青瓷也是最重要的贡品，秘色瓷闻名遐迩。 金银釦(kòu) 秘色瓷 吴越秘色瓷多用金银䦄边，当时被称为“金楼秘色瓷器”“金釦越器”“金银饰陶器”。《吴越备史》引《供奉录》载，吴越国共计上贡北宋朝廷“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即用金银装饰的秘色瓷。秘色瓷烧造难度极高，体现了吴越国时期高超的制瓷技艺和发达的手工业水平。 01越窑青釉褐彩宝珠纹瓷器盖1970年临安板桥吴随□墓出土 02 越窑青瓷宝珠钮盖盒 1959 上海博物馆拨交03 越窑青瓷鸽形哨征集购买04 越窑青瓷刻花盒 旧藏 鎏金银腰带 2001年杭州雷峰塔出士 金花银器 吴越国金银器种类齐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有食具、酒具、带具、陈设用具、首饰，还有专门用于供养舍利的容器。加工、装饰工艺多采用捶、镂孔、錾刻、焊接、鎏金、铆接等，錾刻花纹部位鎏金技术，在金银器上得到广泛使用，即文献中提到的“金花银器”。 出土的各类金银器 玻璃玉器 吴越国玻璃烧制技艺精湛，器型精美。现存吴越国时期的玻璃器，多出自佛塔地宫之中，多为舍利瓶、供养品。两浙地区素有琢玉传统，吴越国也将玉器列为上贡品类。现存吴越时期玉器多出自高等级墓葬及佛塔地宫之中。马氏墓和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雕刻精湛，代表了吴越国的治玉水平。 玉观音 2001年杭州雷峰塔出土玉帽花1979年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土 玉步摇1979年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土 玉台鸾镜 吴越国铸镜工艺上承唐代，整体工艺朴素，风格趋向简约，造型更为轻薄，向实用型过渡。镜背多素面，有纹饰的大多较为模糊。镜形有圆形、方形、亚字形等。吴越国铜镜的使用材质，处于从唐代的高锡青铜合金向宋代锌锡青铜合金转变的过渡时期。镜面有线刻图案的铜镜，为吴越国时期独创的铜镜类型。 出土的各类铜镜 阿育王塔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该塔外观模仿吴越国圣物--明州阿育王寺释迦真身舍利塔。塔顶盖四角耸立四根蕉叶状山花，中为塔刹。山花焦叶外侧以众多画面表现了佛诞生、在家、出家、成道与传教等佛传故事。塔身四面均为透雕的佛本生故事画面，内容分别为“萨捶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月光王施首”。据钱俶《华严经跋》记载，塔身内部安置有“佛螺髻发”舍利。 富足两浙 “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常年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吴越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达，手工业产品兴盛，越罗吴绫、秘色瓷器、金花银器名扬海内外。吴越国拥有发达的官营手工业，史称“奇器精缣(jiãn)，皆制于官，以充朝贡”。 东南佛国 唐代会昌灭佛之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吴越国历代国王敬天礼佛，奉佛至诚,以“转轮王”自居，企盼以佛法护佑国家。他们建寺起塔，开龛造像，刻经造幢，礼遇高僧，大兴禅宗，复兴天台宗。吴越国都城杭州，至今保存了大量石窟和塔幢遗迹。佛教文化遗址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和经卷，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色。 杭州吴越国石窟造像 吴越国历代国王大力扶持佛教，建寺立塔，开窟造像。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了凤凰山圣果寺、慈云岭资延院、将台山石龙院、玉皇山天龙寺、慧日峰永明院、九曜山香严院、满觉陇石屋洞、南高峰烟霞洞、飞来峰神尼塔、飞来峰灵鹫院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国家敇建。吴越国时期的石窟造像，主尊主要有弥陀、弥勒、释迦、观音等题材，又以西方三圣组合最为流行。唐代流行的杨柳观音、水月观音之外，更有自行创造的白衣观音形象。罗汉造像尤为丰富，是中国罗汉造像遗存最多的地区，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石龙院)、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烟霞洞)、中国现存最早的五百罗汉造像(石屋洞)等，极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世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反映。 杭州慈云岭资延院地藏龛 寺塔林立 钱镠一生礼敬僧人。钱元瓘、钱弘佐时期，为吴越禅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末代国王钱俶，更是一生崇敬佛法，广修寺塔。他任用高僧德韶、延寿、赞宁等主持佛教，大兴禅宗，重振天台宗。希望以佛法之力，保全祖宗家业，护佑国家人民。至吴越国末期，仅都城杭州内外,就有寺院460多所，其中350所以上为吴越国时期新建。 佛塔吴越国时期流行舍利崇拜，域内遍布舍利塔。子城南北，双塔凌云，成为西都杭州的独特景观。始建或重建的杭州六和塔、保傲塔、闸口白塔、灵隐寺双石塔，越州应天塔，湖州飞英塔等砖木混合结构楼阁式塔，至今仍有大量遗存，依旧屹立在浙江各地。喻皓吴越国杭州匠师喻皓，参与建造了杭州城南新宝塔，入宋后又建造了泗州普照王寺僧伽塔、东京开宝寺福胜塔。这些塔均为木结构楼阁式高塔，高达百米，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纯木结构建筑。欧阳修称赞喻皓为“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喻皓总结木构建筑经验,著有《木经》三卷，其精华为《营造法式》所吸收。 贴金彩绘石雕经函 吴越建隆二年(961)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经函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天宫之中。长方形，分盖、身两部分，子母口。通体浮雕，墨笔勾勒，敷彩贴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吴越国石雕艺术珍品。盖呈盡顶形，饰团花、牡丹、飞天、莲蓬、球路纹和菱形网格纹等。函盖内部涂黑漆，中间阴刻“建隆二年辛酉岁九月二十十五日勾当塔弟子军将/ 葛仁咬弟人吏葛仁遇造并经永充供养”题记二行共 36字。四壁为僧人取经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了僧人在取经过程中遇塔礼塔、遇寺拜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真经，以三头六牙白象驮伏经卷，从城门下徐行而入的情景。函座为束腰须弥座，前后共有伎乐童子九人，各持乐器，还有着红袍独舞一人，均坐于莲花座上；底有四力士分坐四角，肩负函身，力士间有金绘提手；须弥座下层雕饰覆莲。函内原存葛仁咬造墨书《妙法莲花经》七卷。 钱元造飞霞寺铜塔 吴越天福四年(939)1955年浙江天台出土小塔铜制，单层重檐仿木构建筑，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塔上为三层密檐，塔刹相轮五重，饰忍冬纹，顶部作火焰宝珠。塔身四面开龛镂刻佛像，底层原有勾栏、塔座均已毁缺。基座底部装饰覆莲纹，边沿两侧阴刻题记:“天福四年岁次已亥六月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吴越国王记。”“该塔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供养品。飞霞寺，位于天台赤城山。 经幢(chuáng) 经幢，原为丝织品，书写经咒，供僧侣礼拜瞻仰。石经幢起源于盛唐，兴盛于晚唐，吴越国时期，国家大寺所建的石经幢，往往是成对的双幢，寄托了镇一方土地、护佑国家的理想。有的经幢体量高大，高度可达15米，建造工艺高超，造型精美，结构复杂，其工艺水平远在唐代经幢之上。民同流行小型的墓幢，延续了度亡的功能。 杭州水心寺经幢 吴越天福六年(941) 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藏 造像 保留至今的五代十国时期佛教造像，以浙江发现的较多，亦较为精美。吴越国王室及民间制作的造像，大多保留了唐代丰满圆润、雍容华贵的神韵，具有宋代清秀朴素、写实自然的风格。造像种类繁多，有佛、菩萨、天王、罗汉像等质地丰富，有石、铜、铁、陶等类。石窟造像多位于杭州西湖周边，小型造像多出土于各地佛塔。 铜佛坐像和铁佛坐像 铜地藏像 1957年金年万佛塔出士 铜地藏像 1957年金年万佛塔出士 铜菩萨立像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士 石佛坐像 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士 写经 五代以前，卷轴装写本佛经是纸质佛经的主要形式。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妙法莲华经》，独具江南写经之神韵。苏州虎丘塔和瑞光塔出土的《妙法莲华经》，用泥金写就，金碧辉煌。 墨书《妙法莲华经》(复制品) 吴越建隆二年(961)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出土写本，卷子装，共有七卷。朱丝栏，墨书，楷体，但各卷书体略有不同。第一卷卷首残有“弟子葛仁咬奉为四恩”，第四卷卷首残有“生父母血书此经供养”，第六卷卷首残有“弟子葛仁咬”，第七卷卷首残有“弟子葛仁咬奉为四恩三有”等字样。内容为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巻佛经均藏于建隆二年(961)葛仁咬造贴金彩绘石雕经函中。 梵天寺经幢(南幢) 吴越乾德三年(965)模型比例1:4.5 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双幢位于杭州凤凰山梵天寺遗址，为吴越国城南宝塔寺山门前两侧的经幢，建造于吴越乾德三年(965)。经幢通体用太湖石雕刻而成。双幢均高约15.7米，形式、结构基本相同，南北对峙，高耸瑰丽，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双幢。北幢刻《大佛顶陀罗尼经》，南幢刻《大随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经》,钱俶亲笔题写造幢记。除佛经外,经幢上还雕刻佛、菩萨、天王、龙、迦陵频伽及佛顶尊胜经变等图像。 梵天寺经幢(北幢) 吴越乾德三年(965)模型比例1:4.5 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 闸口白塔模型比例1:325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白塔位于杭州龙山闸口，原应为吴越显德四年(957)所建的安吴塔。残高14.6 米，八角九层，仿木阁楼式，每层都由塔身、腰檐和平座三部分组成，逐层收分，是一座大型木结构楼阁式塔的等比例缩小模型。塔身实心，以太湖石分段雕凿而成，上下共28段，共由61块石块，拼接垒叠而成。塔身雕刻陀罗尼经，以及佛、菩萨、罗汉、天王、龙王等上百身造像。闸口白塔是研究吴越国建筑史、佛教艺术的绝佳材料。 烟霞洞白衣观音 吴越广顺三年(953)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位于烟霞洞洞口西侧，与杨柳观音相对而立，为吴越国烟霞院开凿。背光的火焰纹和缠枝花草纹，具有典型的吴越国时期造像风格。观音头戴高宝冠，中饰化佛。头戴风帽，身披大衣，为后世流行的白衣观音形象，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衣观音像，开启了宋代观音造像新风格。烟霞洞口的两尊观音造像，相对而立，守护烟霞洞主尊和十八罗汉造像群，承唐启宋，可称为是吴越国造像中的瑰宝。 飞来峰青林洞西方三圣 约吴越开运二年(945)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位于飞来峰青林洞高耸的悬崖之上，为吴越国灵鹫院开凿。龛内圆雕造像3身，一佛二菩萨，保存完好。中尊阿弥陀佛，左胁侍观音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即是后世通称的“西方三圣”，体现了吴越国的弥陀净土信仰。本龛的背光、台座、衣纹皆体现了典型的吴越时期造像特征，弥陀的中品上生手印、观音的净瓶等细节均保存完好，是吴越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龛造像。 烟霞洞罗汉 吴越广顺三年(953)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吴越广顺三年(953)，钱弘俶做开创杭州南高峰烟霞院，并在烟霞洞中开凿三世佛、十八罗汉、双观音、石塔、孔雀明王等造像。其中罗汉造像遍布全洞，体型硕大，造型精美，体现了吴越国流行的罗汉信仰。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遗存，体现了吴越国对罗汉造像的创新设计，在佛教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龛为禅定相的第十八罗汉，由钱弘做的母舅吴延爽舍财开凿，当时尚未确定罗汉的名号。侧面为武士形象的供养天人像, 阿育王塔 吴越国王钱俶在显德二年(955)和乾德三年 (965)，分别用金铜、精铁各铸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以藏《宝箧(qiè)印经》，掀起铸造阿育王塔的高潮。铸成后的阿育王塔,供养于全国各地的寺院和佛塔中，甚至远播高丽、日本。吴越国铸造的阿育王塔，在浙江及周边地区多有发现。雷峰塔地宫和天宫出土的两座银阿育王塔，尤为精美。 乙丑岁钱做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 吴越乾德三年(965年)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乾德三年(乙丑岁，965)，钱俶大规模铸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铁塔与铜塔形制类似，但山花蕉叶外侧改饰以双层的佛传故事。铁塔在塔座底部铁片上铸“吴越国王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4 行23 字题记。八万四千铁塔，内藏同年雕印的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 雷峰塔天宫出土银阿育王塔塔身图案 东阳中兴寺塔天宫出土“龙册寺弥陀会”铭铜阿育王塔 苏州瑞光寺塔天宫出土“乙卯年(955)铭铜阿育王塔 苏州虎丘塔天宫出土 “辛酉岁(961)铭铁阿育王塔 萧山衹园寺东方塔天宫出土“显德五年(958)铭铜阿育王塔 钱弘造铜阿育王塔残件 吴越显德二年(955年) 嵊州拨交 民间造铜阿育王塔残件 中兴小纪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宋政权在此设立两浙路，治所为杭州。经过吴越国和宋代的府州建置，浙江省境范围内十一个行政区域的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正月，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作为都城。浙江作为京畿之地，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南宋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 两京梦华 两宋时期的中国版图呈现多方政权割据的局面。北方地区先后崛起了辽、西夏、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将宋朗的疆城从华北压缩到淮河以南。宋代商业繁荣、儒学昌盛、科技发达，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北宋两浙路区划图 名士理政 浙江自然风光旖旎，经济发展富庶，人文底蕴深厚，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名土先后来到浙江为官，他们在任上勤勉工作，政绩斐然，对浙江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贡献了力量，确立了浙江的文化格调。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仲淹范仲淹(5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出知睦、明、越、杭四州。景元年(1034)至睦州任，修置州宇，建龙山书院，于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东汉余姚人严子陵不慕权贵，隐居钓合)建严子陵祠室，作《严先生祠堂记》。同年至明州兴修水利。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任越州知州，开办稽山书院。皇祐元年(1049)，任杭州知州，行 “以工代薪”法，救济灾荒。 王安石 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1047年，任鄞知县。三年治鄞期间，他疏浚东钱湖，在青黄不接时“贷谷于民”，整顿保甲，创建县学为日后推行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打下基础。 苏轼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曾以通判、知州身份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赈灾恤民、疏浚西湖、修筑长堤，以诗词佳作颂扬杭州，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是北宋浙江地方官中最负盛名者。 胡则 胡则(963-1039)，字子正，浙江永康人。曾任睦州、温州、杭州知州，以兵部侍郎致仕。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胡则致仕当年年底印施的。此前一年江淮大旱，胡则奏免衢、婺两州身丁钱。死后被奉为地方神，被后世尊为“胡公大帝”，至今香火不绝。 风雅两宋 宋代时期的浙江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管辖权限的平稳过渡，为浙江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北宋时期的浙江富庶繁盛，成为“国用所恃”的财赋之区，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南宋时期的浙江凭借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全面发展，典章制度、衣冠文物，蔚为大观。 皇权更迭 从宋高宗赵构至宋幼主赵，南宋经历 9位皇帝，共152年。南宋前期曾以“内禅”形式传递皇位，高宗被称为“中兴之主”，孝宗、宁宗、理宗在位时或积极改革、内修政事，或励精图治、锐意北伐，但在政治军事上的效果并不理想；南宋后期权臣当政，国势衰微。 高宗坐像图 南宋帝王世系表 风凰山“忠实”题刻 建炎三年(1129)发生“苗刘兵变”，高宗被迫禅位，不久平定。题刻所在为南宋殿前司衙，宋高宗御书“忠实”以警诫军士。 高宗赐王安道款抄手式端砚 1956年朱家济先生捐赠铭文:“绍兴十九年十月辰，臣安道伏蒙皇帝宠赐端砚一只，获叨大赐，诚所谓千载一时之遇矣，传诸子孙，彰示宠锡之重，垂耀无穷，荣于兹时，臣安道拜手稽首谨题。”王安道为高宗御医王继先长子，官至武泰军承宣使、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王继先得高宗贵宠，与秦桧夫人王氏结为干亲。 制礼作乐 在王朝重建的各项措施中，尤以礼乐制度的恢复为重。南宋初陆续兴建太庙、園坛、景灵宮、太社太稷坛等礼制建筑，添制郊庙祭器，设立礼器局，颁布《绍兴制造礼器图》等。礼乐制度伴随着兴建礼仪场所、开展国家典礼而逐步推进。 兽面纹铜爵宋(960-1279)1954年杭州环城西路出土兽面纹铜尊宋(960-1279)1954年杭州环城西路出土器形、纹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宣和三年(1121)山尊极其相似,宣和山尊是宋徽宗祭地的仿古铜器,此尊可能也是朝延祭祀礼器。 官窑兽面纹陶卤(残) 南宋(1127-1279)杭州西湖出土南宋建立初期，因北宋青铜礼器在战争中大部分遗失，南宋官窑专为皇室烧制仿铜陶质祭器用于朝廷祭祀。 南宋临安城 南宋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定临安府为行在所，并开始进行城市建设。外城南北长，东西短，四周筑有城墙。皇城位于城南凤凰山东麓。临安城以御街为中轴线，街道两旁部署官署宅邸、宗庙社稷与市肆坊巷。临安城作为南宋都城，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经过考古发掘，南宋临安城的面貌已逐渐清晰。 《京城图》 建炎南渡 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后攻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宋王朝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因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在金兵的追击下，赵宋朝廷、宗室、士庶纷纷南迁，浙江地区成为避难定居之所。 宋哲宗第三女吴国长公主(秦国大长公) 南宋初年，吴国长公主因躲避战火辗转迁移到浙江杭州、绍兴、婺州(今金华)等地，后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1164年去世后葬于婺州。 吴国长公主南迁路线示意图 反映吴国长公主南迁的福建乌山石刻 “建炎后苑造作之印”铜印 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四月间(1127-1129)1971年浙江临海出土此为后苑造作所之印，其专掌制造宫廷生活所需及皇族婚娶名物。背款“少府监铸”。少府监于南宋建炎三年四月罢归工部。 “祥符开国”铜印 南宋(1127-1279)传1934年杭州塘栖出土史载南宋福王赵与芮(宋理宗胞弟、宋度宗之父)在塘栖建有庄院，铜印收藏者姚虞琴认为与其有关。 真正一色青铜镜东京宣太桥郭家 温州赵叔仪夫妇墓 2005 年，温州市景山公园发现南宋皇族后裔赵叔仪夫妇合葬墓，出土瓷器、铜器、银器、墓志等文物12件，铜钱 284 枚。赵叔仪(1093-1159)，字表之，是魏王赵廷美的玄孙。 桐乡赵伯泽家族墓 1979 年，桐乡市红旗漾村发现南宋宗室墓葬群，出土了宋宗室赵伯泽及其儿媳胡氏、沈氏以及孙子赵希励墓志石四方。赵伯泽(1134-1218)，字润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在宋宁宗时，因年高行尊而授潭州观察使，封安定郡王。 黄岩赵伯澐(yún)夫妇墓 2016年，台州市黄岩区发现赵伯澐与妻李氏合葬墓。赵伯澐(1155-1216)，系宋太祖七世孙。南北宋之交，其父赵子英徙居台州黄岩县。赵伯澐曾任平江府长洲县丞，墓中随葬投龙玉壁、水品壁(绦环)、丝绸服饰等。 李清照 南宋初年，李清照辗转避难于浙江台州、温州、越州、金华、衢州、临安等地，在金华时留下《题八咏楼》《武陵春》等诗词名作。 引自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 南宋临安城古河道遗址(密渡桥) “修内司”铭衔环铜虎 南宋绍兴五年(1135)1998年杭州市公安局移交铜虎腹部阴刻:“绍兴五年三月九日，修内司奉圣旨制造，并环重十斤。”修内司隶属将作监，是掌管官殿，太庙修缮事务的机构。南宋时也掌管宫廷内御用瓷器、铜器等物的制作，此件应是南宋时期修内司所铸造的御用之物。 01越窑青釉刻划海水摩羯纹盘、02景德镇窑青白釉三足炉、03白釉瓜棱式罐北宋(960-1127) 南宋德寿宫遗址出土 各类银铤 南宋皇陵 南宋皇陵位于绍兴市富盛镇攒宫山，包括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南宋六帝陵墓，故称宋六陵。实际还包括了北宋哲宗孟皇后、徽宗等共七帝七后陵寝。元初，总摄江南释教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等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两次洗劫宋六陵。 南宋皇陵陵园遗址分布示意图 2018年以来，宋六陵范围内共发掘了四座陵园遗址。一号陵园内基本明确了园墙四至、主轴线建筑布局、石藏墓穴的具体位置与规模；二号陵园内揭示了属于下宫(日常供奉)的门殿、享殿、配殿、庭院、东西回廊等基址；三号和四号陵园的建筑布局与一号陵园基本一致，应均为帝陵上宫(陵墓)基址。另前期勘探中还发现了五号陵园和疑似一号陵园下宫基址。 南宋皇陵一号陵园遗址全貌 南宋皇陵二号陵园遗址全貌 滴当火珠瓦饰 南宋(1127-1279) 绍兴南宋皇陵二号陵园遗址出土 陶套兽南宋(1127-1279) 绍兴南宋皇陵二号陵园遗址出土 绍兴平水兰若寺南宋墓地 2016年，考古人员在绍兴市平水镇兰若寺水库北岸、皇坟山南麓发现了南宋晚期墓地。该墓地由墓园、坟寺等组成，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墓园占地超过12000 平方米。应是宋理宗生父赵希的埋葬地。 绍兴平水兰若寺南宋墓地复原图 绍兴平水兰若寺南宋墓地全貌 迦陵频伽瓦当 南宋(1127-1279) 绍兴平水兰若寺南宋墓出土 朝野杂记 宋代以文治国，形成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具有文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群体崛起。南宋时期，浙江籍士大夫精英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庆元党禁自宋孝宗朝开始，非道学派士大夫和道学派官僚之争日趋激烈。宋宁宗庆元年间，南宋权臣韩胄在与右丞相赵汝愚的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把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称为“道学之人”，并斥其学术为“伪学”，排斥朱熹等人的义理之学和儒家经典，历时6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何澹 何澹(1146-1219)，字自然，处州龙泉人。何之子。庆元年间，任御史中丞，上疏言道学，主“伪党”之禁。主持疏浚处州通济堰，修撰《龙泉县志》。 胡纮(nóng) 胡纮(1137-1203)，处州龙泉(今属浙江庆元)人，官至吏部侍郎、华文阁待制，《宋史》有传。激烈抨击以朱熹、赵汝愚为代表的道学家群体，是反“伪学”的重要人物。2014年，庆元县发现胡纮夫妇合葬墓。胡纮墓已被盗，只留存墓志一方，追缴回青瓷器5件。胡纮夫人墓保存完好，出土金银器、瓷器、水晶、漆器等各类器物30余件。 史嵩之 史嵩之(1189-1257)，官至右丞相，《宋史》有传。南宋时期的宁波史氏家族，“一门三丞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门”，可谓盛况空前。史嵩之夫妇合葬墓是宁波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南宋墓葬。史嵩之木棺制作精美,棺内留存丰富的纺织品。墓志内容丰富翔实，可与《宋史》所记互相补证。 钱象祖 钱象祖(1145-1211)，临海人，吴越王钱镠裔孙。高祖母秦鲁国大长公主(宋仁宗女)南渡时居临海。祖父钱端礼，宋孝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钱象祖以荫入仕，宁宗时官至左丞相。 徐谓礼文书 徐谓礼文书出土于金华市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共有三部分:“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文书完整记录了徐谓礼(1202-1254) 从1221年至1252年间的仕宦经历。“录白印纸”首次得见实物，内容包括官阶升迁、委任差遣、治绩考核、担保举荐、丁忧守丧等，是研究南宋政务运作的绝佳材料。 浙江宋代窖藏 浙江多地发现的宋代金银器、青铜器、瓷器窖藏，多为学宫庙堂、富家大贾、官宦人家在一场场战乱中匆忙掩埋的，近千年后被不断发现，静静地向后世诉说着前世的繁华。 浙江宋代窖藏发现分布图 杭州武林门外青铜器窖藏 20世纪50年代，杭州武林门外南段取土过程中，发现宋代青明器9件，有长方鼎、…等。1954年，为修建环城西路挖掘钱塘门北段城墙时发现尊、爵等3件青铜器，两处发现地点相近，……。 雄豪千古 面对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社会局面，一批批仁人志士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挽狂澜于既倒，或为反抗压迫，或为抵御强敌，踏上了向死而生的征程演绎了一段段流传千古的故事。 方腊起义北宋末年，权臣蔡京、童贯为讨好宋徽宗,在苏、杭一带搜刮民间奇花异石，作为花石纲送到都城汴京。北宋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腊发动起义，自称“圣公”，率领头扎红巾的起义军建立政权，年号“永乐”。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控制了浙江、安徽和苏南广大地区。宣和三年(1121)，方腊战败被俘。 徽州修城砖 北宋宣和四年(1122)1978年朱孔阳捐赠这块徽州修城砖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资料。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十三日歙州城被起义军攻占，宣和三年(1121)五月十六日重被宋军占领，五月二十四日北宋王朝改歙州为徽州。宣和四年(1122)，知州卢宗原因唐代方清起义、宋代方腊起义致城墙受损，故烧砖修城。砖上印有 77 字铭文:“后唐石埭洞贼方清破陷州城，次年秋始平。至大宋宣和庚子，威平洞贼方腊窃发，攻陷徽州，烧劫净尽，盖缘城壁不修。至壬寅年，制砖缮完，可保永固。异时微有损圮，宜加补治。直徽猷阁领郡事卢记。” 宋金战争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军大举南侵，宋王朝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政策导致大片士地沦于战火。宋高宗即位后，组织抵抗，李纲、宗泽(今义乌人)岳飞等将领成为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之后的宋金政权长期对峙，直至被元所灭。 透雕练鹊衔蜻蜓玉巾环 岳飞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南宋绍兴十年(1140)，出师中原，收复郑州、洛阳等失地，大破金兵于郾城，是南宋北伐中战功最突出的。后被南宋朝廷逼令班师，解除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被害于临安府的大理寺，后归葬于西湖栖霞岭。韩世忠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人。南宋初年抗金名将，英勇善战，为“中兴四将”之一。公元1130年，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在黄天荡(今南京东北)阻扼金军四十余天，史称“黄天荡之战”。反对与金和议，被解罢兵权后，悠游西湖终老。 抗元风云 公元1234年，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在灭金后随即展开了对南宋的军事行动。南宋军民在钓鱼城、襄阳等地组织了一系列的保卫战。公元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1279 年，南宋流亡政权在崖门海战战败，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壮烈投海，南宋灭亡。 丁家洲之战 丁家洲之战，亦称池州之战。丁家洲位于今安徽铜陵东北7.5千米处，是扼守长江下游重要的河道。南宋德元年(1275)二月，宋军与元军在丁家洲展开激战，宋军主力被消灭。丁家洲之战后，南宋再也无法有效抵挡元军的进攻。杭州临安郎碧村临安知府洪起畏夫妇合葬墓 洪起畏(1216-1294),临安於潜人。祖父洪咨夔是南宋时期文学大家，累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端明殿学士。洪起畏曾参与丁家洲之战。2013年，洪起畏墓在杭州临安郎碧村西坟山被发现，墓志中记戴了丁家洲之战的相关信息。 南宋水军军印 德元年(1275)，元军分兵三路攻取临安，其东路向海盐澉浦进军。1978年，浙江澉浦出土了8枚许浦、澉浦、定海、金山四支南宋水军的铜质军印。军印形制相近，阳刻九叠篆，应是元军大举进攻，宋兵败退至澉浦后所埋。 皋亭抗论 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在临安东北郊皋亭山扎营，文天祥受命赴元营谈判，与元丞相伯颜抗论，被扣留。北上途中脱险,辗转至温州，在江心屿题壁《北归宿中川寺》(中川寺,即今江心寺)。明代建江心寺文天祥祠 江南首富 江南之地山水明秀，物产丰饶,民生富庶。两宋时期，浙江地区经济发达，冠于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发展，手工业发达，商业振兴，城市繁荣，海外贸易空前活跃，科学技术开始萌芽。南宋的浙江无疑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 国用所侍 经过吴越国的经营，加上政权的平稳过渡，北宋浙江地区已极为富庶，居全国前列。北宋中期，两浙路已成为国家粮库，征缴漕粮、上缴中央财政钱物居于全国首位。丰饶的物产、便利的水陆交通、繁华的城镇集市以及开放的经济政策为商业发展和海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时人称浙江地区是“江南首富”，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四季花卉纹金帔坠 宋(960-1279)龙游出土两片相合而成为帔坠，已分离。霞帔作为礼服出现在北宋，原属命妇之特赐，后来民间争相仿效。霞帔的佩戴方式可见于南薰殿旧藏宋宣祖后坐像，霞帔悬于身前，霞帔角下系着坠子。宋代富贵人家结婚时,准备“三金”作聘礼，金帔坠是其一。 农业经济 宋代浙江人口增长迅速，民田兴起，大量自耕农促进了农田的开垦、稻麦的培育、棉桑的种植、水利的兴建。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理论取得重要成就，农桑园艺专门著作大量出现,《农书》《耕织图诗》等流传至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北宋时期“占城稻”的引进、推广使太湖地区的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 01 聚八仙花形银盏宋(960-1279) 杭州西湖出土 02菊瓣纹银盏宋(960-1279) 1957年杭州西湖出土 景德镇窑青白釉葫芦形执壶 北宋(960-1127)2003年浙江省文物公司拨交景德镇窑青白釉堆花双耳瓶 北宋 (960-1127)1953年杭州老和山136号墓出土 棉业发展 北宋中期，棉花引入内地。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了。从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纺车、弾弓、织机等工具。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兴修水利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和财产安全遭成相当的危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浙的自然灾害以水旱为主，因此,两浙地区一直都很重视海塘等水利设施的兴修与维护。《宋史· 食货志》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水利大兴，启动了西湖浚治、萧山湘湖围筑、钱塘江海塘和明州东钱湖水利建设等重大工程。 商业与货币 北宋以来，铜铁钱在流通中占据主要地位，金银日渐重要，纸币开始发行流通。南宋时期，为了解决“钱荒”，缓解巨额军费开支压力。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以便各地区间的商业往来。南宋金银铤牌的打造盛极一时，用于商业兑换、朝廷赏赐、军饷发放和税收支付。临安有百余家金银盐钞交引铺，主营金银打造和买类兑换。 会子 会子是宋朝发行最最大的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政府在全国发行会子，于临安府(今抗州)设立管理机构--会子府。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又增发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原规定三年为一界。但后来出现了两界、三界并行的情况,致使通货膨长，会子贬值。 临安府行用五百文铜质钱牌 南宋(1127-1279) 杭州西湖出土 各类铜钱、铁钱 宋代黄金货币 宋代黄金货币种类和数量远超前代，形态多样，有金(dìng)、金牌、金叶子等，戳印人名、铺名、地名、黄金成色等。黄金货币由于价值高，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商业流通，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开支等。 宋代银铤 北宋流行平首束腰铤，多五十两大铤；南宋流行弧首束腰铤，有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等多种重量。从银铤上的刻划文字和戳记，可知银铤在销铸和流通过程时的制作地、责任人、用途等信息。从用途来看，宋代银铤有上贡、常平、折博、课利、纳税、岁币等多种用途。南宋临安府银铤上多有“京销银"”和临安府地名等戳记。 海外贸易 两宋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等地设立市舶机构、管理对外贸易、人员出入和征收市舶税，市舶之利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贸易范国东到朝解半岛、日本列岛，南到东南亚，西至波斯湾和东非地区，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2021至2022年，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瓮城、水门、码头等建筑遗迹，以及沉船和数以吨计的各个窑口的宋代瓷片，证实了温州港是我国宋代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浙江龙泉青瓷对外贸易的重要出海口，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重要见证。 朔门古港遗址及遗址出土的南宋沉船及瓷片堆积 宁波和义门遗址出土南宋海船船为古代闽、浙一带常见的尖底船，属于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中的“福船”，从船的结构和规模推测，该船是可航行于近海的海船。伴随海船出土的还有银黑釉盏、“大宋国...殿示……永大吉祥”铭文长颈瓶等。南宋海船的出土见证了古代宁波作为浙江地区对外交通贸易和造船业中心的繁荣盛况。1123 年，徐兢随使高丽，自明州(今宁波)出海，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的重要史料。 百工竞巧 两宋浙江地区工商贸易发达，手工业兴盛，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兴起。至南宋时，随着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和生产技术的传入，手工业迎来了南北技艺相互碰撞融合创新的崭新局面。龙泉青瓷、湖州铜镜、温州漆器、杭州丝绸等，成为宋代浙江手工业高速发展的见证。 宋代浙江制瓷业 北宋时期，浙江制瓷业空前繁荣，越窑、瓯窑、婺州窑等充分发展。南宋时期，南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民窑全面繁荣，青瓷、青白瓷、黑瓷、彩绘瓷等异彩纷呈。龙泉窑是南宋窑业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南宋官窑 宋室南迁初期，御用瓷器主要来源于各地的窑场，由州府管辖，属于广义上的南宋官窑；而郊坛下官窑则由朝廷亲自掌烧，属于狭义上的南宋官窑。南宋官窑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官窑，又吸收了南方余姚窑、龙泉窑的优秀制瓷技术，在中国青瓷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郊坛下官窑狭义上的南宋官窑，指南宋朝廷在今杭州乌龟山西麓设立的窑场，时人名其为“官窑”或“青器窑”，今人谓之“郊坛下官窑”。1956年发现了一条长 23.5 米的龙窑，并出土了许多乳浊釉青瓷残片。1985年第二次发掘时，又发现了一条长达40.8米的龙窑。南宋官窑青瓷器的釉以粉青色为主，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碧玉的质感。产品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这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釉水垂流，使胎色略显，即“紫口”；“铁足”则是指圈足露胎处呈铁黑色。老虎洞窑址 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距南宋皇城北城墙百余米。1996年至2001年清理出宋元时期龙窑窑炉3座、素烧炉4座、作坊10座、澄泥池4个、辘坑12个、釉料缸2 口、原料开采坑2个、瓷片坑24个，出土数十万片瓷片、数千件可复原的瓷器。元代地层出土“修内司窑”铭荡箍，发掘者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地层是修内司官窑。 龙泉青瓷 龙泉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南宋。宋室南渡，人们对瓷器的需求激增，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朝廷为克服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龙泉青瓷大量外销，进一步推动龙泉窑的繁荣。南宋龙泉瓷器，强调厚釉薄胎所显现的釉色之美，造型端庄，装饰纹样趋于简练，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代表龙泉窑青瓷的最高艺术水平。 粉青、梅子青南宋人将龙泉出产的厚釉瓷器的颜色称作“粉青”，是指龙泉窑乳浊釉青瓷的一种接近淡天青的釉色。清代出现“梅子青”之名，是指南宋龙泉窑白胎厚釉瓷的青绿色调。“梅子青”釉在强还原焰中烧成，“粉青”釉在中等强度的还原焰中烧成，釉中铁离子还原率不同。 金村窑址 金村地区是北宋最早的窑址区，并迅速发展成为龙泉窑早期的生产中心，龙泉窑在此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向外辐射至包括大窑在内的整个龙泉窑地区。2013至2014年，考古人员对龙泉窑金村片区的34处窑址进行考古调查。 大窑窑址大窑窑址是宋代至明代龙泉窑的代表性窑址，出土了大量龙泉青瓷、窑炉与窑具，反映了龙泉窑悠久的烧制历史与高超的烧造工艺。2022 年，属于大窑片区窑址群的亭后窑址发现2条龙窑窑炉。 龙泉窑窑址分布图 出土的各类龙泉青瓷 温州漆器 温州是宋代全国漆器制作的中心，所产漆器的髹漆工艺以素髹为多，也有戗金、识文、描金、描漆等，素彩兼备。温州漆器上常有干支年份、制造地点、髹工姓名、作坊名称、“上牢”等铭文，“上牢”为质量坚固耐用之意。北宋开封城、南宋临安城设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漆器铺”等温州漆器专营店铺。 湖州铜镜 湖州铜镜的生产兴起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中期发展到高峰，成为宋代铜镜的典型代表，畅销全国。湖州镜简洁实用，形制多样，有圆形、方形、长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心形、钟形、带柄镜等，镜背多有铸造者姓名等招牌式镜铭。南宋湖州镜既有官营作坊铸造，也有民间商铺所铸。南宋后期以湖州石家镜为代表的私家铸镜发展繁荣。 湖州铸鉴局 两宋时期，政府不断采取禁铜的措施，加强钱币及铸造原料的管理。湖州铸鉴局、湖州照子局等官营作坊相继成立，管理铜镜的生产与流通。部分铜镜的镜铭也显示官营铜镜的官民协作，即官府提供原料，支付工钱, 商家铸造铜镜，按时交货。 湖州石家铸镜 宋代湖州石家是名扬天下的铸镜世家所铸铜镜质量上乘。石家的铸镜技艺在家族和父子之间传承，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石家念二叔、十五郎都是著名的青铜镜铸造师。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改为“照”或“鉴”，称铜镜为“照子”或“铜鉴”。 湖州仪风桥 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在仪凤桥附近。据《喜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处于闹市区。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发现许多铜渣，可能与古代在此铸镜有关。当时的铜镜上往往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表明可能存在冒充名牌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01“湖州铸鉴局炼铜铭八出葵花形铜镜 南宋(1127-1279) 杭州老和山206号墓出土 02 “湖州铸鉴局”铭六出葵花形带柄铜镜 南宋(1127-1279) “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铭八出葵花形铜镜 南宋(1127-1279) 浙江丝绸 两宋时期，浙江的丝织业十分发达，无论官营、民营，发展水平都很高。浙江的丝织品产量居全国首位，品种多样，有绫、罗、绢、锦、缎、纱等。南宋《蚕织图》中的脚踏缫丝车、提花楼机反映了高超的织造技术。浙江作为丝绸生产中心的地位在宋代已经形成。 科技之光 经济的富庶、政策的支持促进了宋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南宋重视文化教育和发展经济将我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推到了新的高度。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著《梦溪笔谈》，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等多方面文献材料，记录了大量科学技术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印刷术 雕版印刷业在宋代处于全面发展的阶段。浙江、福建和四川是雕版印刷的三大中心，杭州是北宋全国四大刻版中心之一。临安国子监所刻图书被称为“监本”，印刷技术高超。南宋，杭州书坊和私人刻书颇多精本，城内雕印市场繁荣，店铺林立。除了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也在此诞生，发明者毕昇是北宋杭州人。 天文地理 黄裳《天文图》《地理图》黄裳(1146-1194)，字文叔，号兼山，四川普城(今四川剑阁)人。黄裳精通天文、地理和制图，绘成《天文图》《地理图》，在宋宁宗赵扩登基前进献，体现了宋代天文学、地理学的成就。淳七年(1247)，永嘉人王致远任浙西路提刑时摹图、书文、刻碑。赵汝适《诸蕃志》 汝适(1170-1231)，字伯可，南宋地理学家。浙江台州人。宋太宗八世孙。他编纂的《诸蕃志》为宋代海外地理名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记载了海外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所达航期。赵汝适墓在浙江临海。 建筑技术 北宋崇宁二年(1103)，官方颁布建筑技术规范《营造法式》，该书借鉴了江南地区的建筑技术经验。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为浙江现存最早木构建筑，比《营造法式》早90年，其厅堂式构架、用材制度、拼合瓜棱柱等与《营造法式》记载一致。 保国寺大殿模型 斯文在兹 宋室南渡对浙江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孔府后裔随宋室南迁，在衢州建立南宗孔氏家庙，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浙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崇学重教之风蔚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文化的繁盛，文人墨客齐聚江南，文学、艺术得到全方位发展。 教育科举 宋代尊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以儒立国”，优礼文士，提倡文治，重视科举，官学、私学得到有力扶持，书院发展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举科举制度在南宋进一步得到完善，趋向成熟。朝廷重视科举，增加取士名额，将其作为求贤纳士以治理天下的途径，并且取消了门第限制，士、农、工、商阶层都允许应举入仕。科举制度不但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人才，稳定了统治秩序，而且推动了社会崇文治学之风。 学校 两宋学校救育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曾及。北宋浙江地方官学兴起，以“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着名学者胡瑷在湖州创立的“湖学”最具代表性。南宋学校教育分官学、私学、书院等。州、县一级官学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曾及。南宋书院数量远超北宋，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 州县学宋代渐江的州县官学发达，基本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其中，以北宋胡瑷主持的湖州州学声名最著，湖州教学法为后来的太学所采用。宋代各地州县学常与孔庙结合，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仪，湖州、武义出士的青铜器即是州学祭孔礼器。 府学临安府府学属于地方官学，是临安府的官办学校，有“京学”之称。位于府治东北，有养源堂、御书阁、先贤祠堂和众多斋舍。2003 年，在杭州市荷花池头发现一处与临安府府学相关的建筑遗迹，包括夯土地面、砖砌夹道砖墙、散水、廊庑、天井等。 太学太学是中央官学的主体，是南宋的最高学府。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重建太学，翌年以岳飞故宅作为校舍。太学实行“三舍法”(外舍、内舍、上舍)。 宗学宗学是为皇室子孙设立的教育机构。绍兴十四年(1144)，宗学始建于临安。南宋时期，宗学所收的学生多为赵氏宗室子弟。2012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滨地区发现以南宋为主的不同时期建筑遗迹和“宗学升俊同舍题名”残碑。综合文献记载及其特征，推测该地区为南宋宗学所在地。 文艺璀璨 宋元时期的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南宋偏安一隅，但此时士人的创作依旧充满活力，文学创作繁荣，成就堪与北宋比肩。绘画、刻帖和戏剧等文化艺术，也在南北方文化的碰撞中得以突破和发展。绘画…… 刻帖 宋代书法尚意。以“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核心的北宋书坛熠熠生辉，南宋也不乏陆游、张孝祥等诗书兼擅的名家。南宋碑刻与法帖盛行，《淳化阁帖》宋刻石，东阳本《兰亭序》宋刻石，《姑孰残帖》《忠义堂帖》等，均为传世碑刻与法帖中的珍品。 文学 两宋时期文学昌明，诗词、散文、话本小说、戏曲(温州杂剧即南戏出现)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宋诗开辟出新境界，宋词成一代文学的标杆。北宋隐士诗人林通、词坛领袖周邦彦，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留诗九千余首)、“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都是宋代浙江籍文人的代表。未完，如想了解后面展厅的详情，请点击链接<a href="https://www.meipian.cn/5jvlr9r6"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2026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五）</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