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汉情谊的岁月回响

杜茂

　　前些日午后，我在村东马家田的机耕路上，偶遇了去菜地砍青菜的杨婶——她是老院子里的熟面孔。上前打了招呼，闲聊间无意间提起杨叔离世后，他那位罗么什咀的彝族朋友，杨婶便打开了话匣子：“自打1991年9月你杨叔走后，人家就渐渐和我们疏远了。二十多年前，他朋友家大儿子结婚，还请我们去做过客，就那一次，后来他家其他儿女成婚，便再没找过我们。算起来，那大儿子如今该当爷爷了。前些年我在街上碰到罗么什咀的熟人，说你杨叔那朋友两口子，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听着这番话，我心中感慨万千，思绪也随之翻涌。杨叔和西山彝族同龄人结拜兄弟“打朋友”的往事，在老院子生活的那些年，我早已耳熟能详，只是如今，这些温暖的过往，都已化作尘封的历史。自那日与杨婶闲谈过后，近来夜里独处静心，我总忍不住琢磨：在那个年代，彝汉孩童为何要互相结拜成兄弟、结为异姓朋友？记忆的时针，便这般拨回了五十年前的老院子时光，从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里，慢慢寻到了答案。

　　那时家家日子都过得清苦，寒冬腊月里，大人小孩大多还穿着单薄的衣裳御寒。一到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家家户户都围在柴火或煤火旁烤火取暖。印象里，每到傍晚，院子里各家都会生起一盆或一炉臭煤火。我们烧的臭煤，多是雨季时从村中小河里捞起的——那是上游煤矿被冲下来的小煤球。生火时，先拿火柴点燃松明，再在燃着的松明上搁上砍短的栎柴，等柴火烧旺，便用木瓢舀些干臭煤围在柴火边。这时，火盆里便飘出一股带着臭味的蓝烟，呛得人鼻涕直流、眼泪打转，只得憋住气，把火盆端到大院子里，让那刺鼻的烟味慢慢散去。生火的人则跑到大门外，大口大口吸着门前豆田飘来的新鲜空气。

　　彼时整个院子里煤烟滚滚，臭味呛人，在家打稻草席、做家务的人也憋不住，纷纷走出大门。刚从生产队收工回来的大人们，也趁机聚在大门石阶上，聊着一天的劳动收获。等火盆里的蓝烟散尽，煤炭烧得通红，各家再把那盆暖烘烘的臭煤火端回屋里。没电的年月里，家家点起煤油灯，大人在灯下赶工打稻草席，我们兄妹五人围着火盆烤火，院里的几位老人也常来我家凑着暖，天南地北地唠着家常。

　　有一回，杨奶奶来烤火时念叨：“明天是街子天，云贵的老朋友该下山卖山货置办年货了。等会儿回去，我得准备些粗糠、青白菜，还有腌好的几罐腌菜，让人家带上山，好过个年。”聊到彝汉“打朋友”的事，我无意间听爷爷说起，杨叔是独子，没有兄弟，会木匠活的杨爷爷，在杨叔小时候，帮罗么什咀的一户彝民家打了几件家具，那户多子女的彝民，便让自家二儿子和杨叔结成了异族兄弟，也就是“打朋友”。后来杨叔平安长大，这份情谊也一直维系到他离世后几年。

　　闲聊中，赵爷爷也提起我那脚有些跛的二叔，说他结拜的高基村郭姓彝族兄弟，近些年也断了来往，渐渐疏远了。父亲则跟我讲过，六十年代大旱那年，他和爷爷饿得实在没办法，曾去过高基村那户人家借杂粮，可对方不仅不招待，一粒粮食也不肯借，父子俩只能饿着肚子往回走，半路在没结蚕豆的山地里，掐了些嫩蚕豆尖和山芹生吃，才勉强撑着回了家，从此两家便断了往来。爷爷说，当年彝汉“打朋友”，是解放初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党和政府倡导汉彝一家亲，汉人要多帮扶山区的彝族兄弟。二叔的结拜兄弟，还是爷爷五十年代当土改工作人员时，和人家结下的。后来我在高坪教书，问起高基村的一位同事，他如实告诉我，那郭姓彝民如今是村里出了名的小气鬼、小财迷，风评不好，也没什么人愿意帮他。

　　第二天是星期天，恰是街子天，十点左右，刚到读书年纪的我，看见杨奶奶在院里忙着做饭、备粗糠，还时不时跑到大门外，望着路上下山的彝民。每当有罗么什咀的彝族青年赶着骡子路过大门去赶街，她总会热情地喊人家进来歇脚。早饭、茶水，杨奶奶早已备好，就连他们赶的骡子，杨叔也会亲自去饮水、喂糠食。每年彝族火把节，杨叔还会带着侄儿侄女们，上山去朋友家过节，热闹得很。

那些年的彝汉情谊，就像老院子里那盆烧得通红的臭煤火，虽有呛人的烟火气，却藏着最质朴的温暖。如今老院子早已物是人非，杨叔和他的彝族朋友、爷爷与二叔的结拜往事，都随着岁月慢慢淡去。可那些因民族政策而生的联结，因互帮互助而结下的缘分，却像刻在时光里的印记，藏在老院子的烟火记忆中，提醒着我们，汉彝一家亲的温情，曾在岁月里如此真切地流淌过，即便时光远去，那份纯粹的情谊，也永远留在了那段旧时光里，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图片，摄于红岩理卫民族学校六一活动中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