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儿时母亲做的新年棉鞋

落雪霏霏

腊月底，商场里涌动着办年货的人潮。鞋履区更是琳琅满目，棉靴、皮鞋、运动鞋……在明亮的射灯下静候挑选。这轻易获得的丰足，却让我在暖气氤氳里，忽然记起儿时那一双双手工斜纹布棉鞋，和母亲那双一到冬天就绽满血口子的手。

记忆里的腊月，风是紧的，日子却被母亲手里的针线活撑得满满当当。邻家的婶子有时会掀了棉帘进来，向母亲来讨一个鞋样，一家人的鞋样都压在炕席底下。而且不定期的更换。

可有一年，母亲手上的裂口实在厉害，深的地方像是干旱土地上的沟壑，她用烧软的沥青小心涂抹，黏住那些总在半夜疼醒她的口子。实在做不动了，她便让姐姐捧上两双纳好的鞋底和裁好的鞋面，去请家里没孩子负担轻的婶子，帮忙上一下鞋帮。

姐姐去了，又原样捧了回来。婶子掀了掀眼皮，指了指炕上的鞋簸箩，说：“没空。”

母亲看着低头不语回来的姐姐，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就着昏黄的煤油灯，重新拿起了鞋和针。把针扎进厚实的千层底时，手上的裂口被撑开，沁出血珠来。她随手拿起一块破布抹了抹，麻线却已被染上一段暗红。那一针一针纳下去，鲜红的血便一点点、无声地渗进洁白的鞋底布里，泅开成小小的、散落的痕，像雪地里悄然绽开的梅花。尽管血口裂得更大，她纳鞋的动作一丝没有慢下来，因为孩子还等着穿，害怕冻坏那一双双小脚丫。或许是因为心里装着对儿女的这份心疼，又或许，她心中的那份期盼——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未来，儿女长大了，自己就不用这么操劳了。

那时我们姊妹每人最少得有两双的棉鞋。冬天雪大，上学路上都喜欢踩雪玩，踩湿了，晚上就得并排放在灶口边，借着柴火的余温烘烤。第二天一早已经烘干，穿在脚上暖暖呼呼的。母亲总得赶在年前，把这一双双“备份”也都做出来。

真正的功夫，全在纳底上。几层浆得硬挺的“骨子”，母亲就这样忍着疼，一遍遍纳紧。针钝了，她便侧过头，用牙齿轻轻咬住针尖一拔，裂口又被牵扯一下，她只是微微蹙眉。或是将针往额边抿了抿——仿佛头油能润滑针线，也能暂时麻醉那些细碎的疼痛。那一抬手，一抿发，在摇晃的灯影里，弧线依旧温柔，却浸着无声的汗与血。

鞋面用的厚实斜纹布，母亲总选最深最耐脏的蓝。滚边的浅色布条，此刻看来，倒像为衬托那鞋底里看不见的“梅花”而存在。

年三十晚上，锣鼓喧天。我们挤在人堆里看热闹，半夜裹着寒气跑回家，母亲还在灯下，就为了大年初一孩子们都穿上新鞋。光影摇曳，她手上的血口子结了深色的痂，像地图上蜿蜒的河流。炕沿上，一排新鞋已经摆好，深蓝的鞋面，素净的滚边，只有凑近了细看，才能在某些鞋底的针脚附近，发现一丝擦过却未净的、淡淡的赭红。

后来姐姐长大一点，也会揍鞋了，母亲在针线活上才稍微轻松了些。

如今，我在商场里轻易地获得一双新鞋，指尖触到的，是流水线织就的光滑与齐整。可当我闭上眼，手心里仿佛还能感受到那种粗粝的、布满裂痕的温暖，鼻尖似能嗅到那股混合着沥青、血腥与棉布纤维的复杂气息。

那气息，来自一双斜纹布棉鞋，来自一盏照亮血与梅花的灯，来自母亲沉默的、绽开又愈合的双手。它纳进了雪路的潮湿、灶火的余温、被拒的难堪，以及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期盼。它是我脚下所有道路最初的版本，也是我走向任何繁华时，最后总想回归的朴素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