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回望---我大学时期的班主任张老师

徐梅影

有些人的出现，如同破晓时的微光，起初并不耀眼，却在漫长的时光里，一点点透进岁月的缝隙，最终照亮了整片原野。对我而言，张老师就是这样的一抹光。

即便隔着四十余年的烟尘，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1979年的那个初秋。

十六岁的我，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懵懂与莽撞，闯入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那是大变革时代的开端，社会各处涌动着新鲜而躁动的气息。在那个节点，我遇见了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张老师。

那时她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回老家上海，刚从师大毕业留校不久。

初见时，她穿着天蓝色的确良短上衣，搭配灰色的确良长裤。这身行头在当时的上海滩是极时髦的，但在张老师身上，却穿出了一种温婉而克制的中规中矩。

最有特色的是她的笑，那是一种从眼角眉梢一直流淌到唇边的、满心欢喜的笑。那时的我尚不成熟，并不懂得这种笑容背后，包含着怎样一种对生活重回正轨的珍视，以及对工作对他人最纯粹的热忱。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我并非一个让老师“省心”的学生。相反，我骨子里透着一股自由散漫的野性，早操迟到、课堂缺席，甚至会为了图书馆新借的一本好书、为了偷听中文系的文学赏析、为了蹭听复旦大学的艺术品鉴讲座，不惜翘掉自己的专业课。那时的我，像一棵在旷野里乱长的灌木，对规则有着本能的抵触。

张老师对我，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她善良、勤奋、笃守规矩，而我却在她的底线上不断试探。但是，最令我多年后动容的，正是她对待这种“叛逆”的方式。

她从未给我过任何冷脸，也从不曾疾言厉色地训斥，最多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忧虑与期许。那种不言而喻的慈悲，比任何严厉的惩罚都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底。

她对学生的爱和对自己职业的坚守，是带有某种神祗般的纯粹与自我牺牲的。

我们班24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心理学的“黄埔一期”。为了带好我们这一届学生，她曾许下诺言：带班四年，不谈恋爱，不结婚。这种在今天看来近乎执拗的职业荣誉感，在当时却是她最真实的行为准则。

大三那年，我和一名福建同学整个寒假都泡在图书馆，除夕夜，万家灯火，张老师把我们领进家门，亲手做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饭，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张老师私生活里的精致和典雅。在那个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那顿饭不仅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份异乡游子在成长转折期最温暖的心理锚点。

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也是张老师陪着我迈过去的。大学前三年的任性，导致我在毕业前夕突然面临体育综合成绩不及格的绝境。如果没有那个成绩，我将只能拿到一张肄业证书，我后来所有的职业梦想和人生坦途都将化为泡影。

在那段近乎绝望的日子里，是张老师带着我，一次次奔走于体育系各个办公室之间。她低声下气地沟通，不厌其烦地解释，最终为我争取到一个补考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周，我这个体育门外汉，在她严格的监督下于体操房的软垫上，死磕一个“肩肘倒立接后滚翻”。当我终于完成那个动作拿到及格分时，她才如释重负。

毕业聚会上，一向克制的张老师哭成了泪人。她说，她不再做班主任了，她要去深耕自己的学术领域。那一刻，被如山的愧疚包围着的我才意识到，由于我的“任性”，给她增添了多少本不该有的负担。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师。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我惊觉自己虽然在形式上没能做到像张老师那样“中规中矩”，但她那种尽责、善良、悲悯的特质，那份不屑玩弄心机的坦荡，早已透过四十年的烟尘，浸入我的骨髓，成为我为人处世里，最雅致也最时尚的修养。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面对同样迷茫、同样“麻烦”的学生时，我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张老师当年的神态与耐心；工作中遇到充满算计的人和事，也不屑重施于彼身。那种对他人的悲悯，不是刻意模仿，而像是一种精神基因的隔代遗传。

令人欣慰的是，上苍从未亏待过这样一个纯粹的灵魂。送走我们后，张老师才步入婚姻，她拥有了睿智和煦的爱人，生活被料理得整洁时尚又典雅。她的学术事业更是突飞猛进，最终成为了中国特殊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更令我感慨的是，她的儿子也极其优秀，在数学领域获得了含金量极高的“陈省身数学奖金”赴美深造。这种善果，仿佛是对她一直以来那些无私付出的最美回响。

我后来渐渐明白，所谓教育，并非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而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唤醒。张老师曾用四年的青春，为一个顽劣的灵魂垫了一块砖。而那块砖，决定了我一生行走的高度与温度。

岁月回望，那些曾经的“不乖”与“麻烦”都已远去，唯有那抹天蓝色的确良上衣映衬下的笑容，依旧定格在1979年的秋光里，温暖着我每一个不曾放弃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