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永不熄灭的光

杜建林

　　大地还在熟睡的时候，车已驶进柳林东高速口。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窗外沉睡的群山在晨光中缓缓苏醒。腊月的吕梁山，寒气仍重，车窗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霜。车内暖气开得足，但心是凉的。后排坐着两位老同学，彼此无言，只有车轮碾过柏油路的沙沙声，单调而绵长，像是时光流过的声响。

今天是邢利斌同学逝世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几个在柳林的老同学，约好了去太原天龙山仙居园祭奠。五点半集合，没有一个人迟到——这种默契，仿佛还停留在四十年前的高中时代。

车过吴城时，东边的山脊线开始泛红。那红先是极淡的，像是宣纸上晕开的水墨，渐渐浓了，成了胭脂色，又成了橙红。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到达天龙山时，天已大亮。仙居园坐落在山顶，苍松翠柏夹道，冬日的肃穆在这里被演绎到了极致。树荫间还残留着前几日的积雪，星星点点，像是时光撒下的盐粒。我们下了车，寒意立刻包裹上来。已经有很多多人到了，有我们当年的同学，也有利斌的亲属、他生前的同仁。彼此点头，握手，没有寒暄——在这样的场合，语言显得多余而轻薄。

仪式九点半开始。我们捧着白菊，排成一列，在低回的哀乐中缓步走向墓地。墓碑很朴素，黑色大理石，碑上“邢利斌”三个字格外显眼，右方一行小字：“一九六五—二0二二”。我忽然有些恍惚——五十七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阅历最丰、可以大展宏图的年纪。他却在这里，化作了一方石碑，一抔黄土。

献花，鞠躬，默哀。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不是这肃穆的墓园，而是四十年前的柳林一中，那个秋日的午后。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第一次走进柳林一中。校园绿树成荫，几排砖平房教室，操场是黄土地，风一吹就扬起沙尘。但对我们这些从各个公社初中考来的学生来说，这里已经是“高等学府”。我分在高54班，班里五十多个学生，来自全县各个角落，口音各异，但眼里都闪着同样的光——那种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光。

利斌是高二才转来的。从柳林二中转到一中，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个子高挑，很精干，眼睛特别亮，说话时总带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在班级里脱颖而出，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能量。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里的铁炉子总烧不旺，煤是班费购买的，数量有限。我们冻得手都伸不出来，写字时笔尖都在抖。利斌发现这个问题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没来上课。班主任问起，有同学说他去了矾水沟煤矿。下午放学时，一辆拉煤车开进校园，车上装满了乌黑的块煤。利斌从驾驶室跳下来，满脸煤灰，只有牙齿是白的。“快，帮忙卸车！”他喊道。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走了十几里路到矾水沟，找矿长软磨硬泡，说动了人家赞助一车煤。那车煤让我们温暖地度过了那个寒冬。许多年后，同学聚会时还会说起这件事。有人说：“利斌那时候就有企业家的潜质了——知道资源的重要性，更知道怎么获取资源。”

高二暑假，利斌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联系了各科老师，利用假期给同学们补课。这事本来只是班内的小范围活动，不知怎的消息传了出去，一中、二中的学生都来了。教室挤满了人，走廊里都站不下。老师们都被这种阵势感动了，讲课格外卖力。多年后，我们班高考升学率在全县遥遥领先，那次暑假补课功不可没。

也就是在那时，利斌发起成立了“清河文学社”。社名取自流经柳林的三川河（当地人叫清河），他说：“清河虽小，终汇黄河。我们的文学梦虽小，也能汇入时代的大潮。”文学社吸引了一批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不仅我们班的，还有高一届、低一届的。文学社还编辑了自己的报纸《晨曦报》，有策划、总编、编辑、编审等严密的组织，一篇篇美文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掀起了人人写作、个个投稿、热爱文学的高潮。

一九八五年，利斌入了党，还进了学校学生会。他开始组织更大的活动。先是“青春之光”文艺晚会，在县大礼堂公开演出，居然座无虚席，赢得社会的一致好评。接着是演讲比赛。利斌自己报名参加了，题目是“假如我是县委书记”。比赛那天，他站在台上，气场十足。他的开头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早晨起来，我夹着公文包，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进县委大楼……”台下有笑声，但他继续说着，讲柳林的未来，讲如何利用资源优势，讲教育的重要性，讲要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他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投入，仿佛真的已经是县委书记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利斌，心中已经装着一个柳林县了。

高中毕业后，利斌上了山西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分配的工作，一头扎进了商海。先是去了中阳县，承包了一个小铁厂。我们听说时都吃了一惊——那可是九十年代初，铁饭碗还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再后来，他成立了德瑞焦化公司，回柳林购买了金家庄煤矿，接着是兴无煤矿。成立了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形成了采矿、洗煤、焦化、发电的产业链。那些年正是煤炭行业的黄金时期，他赶上了。但利斌不止步于此，他开始投资农业，建教育园区。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已经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但说起话来，还是当年那个利斌。“企业要反哺社会。我建学校，建农业园区，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上缴多少利税，我是要改变柳林人的观念，让柳林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条件，让农民有更多的出路。”

那些年，柳林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企业纳税。他资助了无数贫困学生，有的我们认识，有的只是听说。他修路架桥，建公园宝塔。柳林人都知道利斌，有人说他是企业家，有人说他是慈善家，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那个普渡众生的活菩萨。

然而，时代的浪潮起起落落。煤炭行业的调整、政策的变化、资金的紧张……他的企业遇到了困难。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二0二一年的冬天，他明显瘦了，鬓角有了白发，但眼睛还是亮的。他和我们同学们共进晚餐时对我说：“建林，把我们同学聚会的周期由原来的10年变成5年吧，年龄越来越大了，谁能等行了？！”谁也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在那新冠疫情肆虐的一个冬天，传来他突发疾病在上海去世的消息。由于诸多原因，我们没能赶去上海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几个同学在柳林南山公园的宝塔下，面向上海方向，相隔时空，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悼念仪式，来寄托我们的哀思。

祭奠仪式结束了。我们慢慢走回停车场。天空中忽然传来轰鸣声，抬头看，几十架喷气式飞机列队飞过，在蓝天上划出长长的白线，久久不散。那景象壮丽而庄严，像是天穹也在举行某种仪式。

坐上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下行。天龙山在身后渐远，松柏的墨绿、残雪的白、墓碑的黑，在视野中模糊成一片。车里依然安静，但气氛松了些。有人开始说话，说起利斌的轶事，说起这些年的变化。

“清河文学社那批人，现在有好几个都是柳林的文化骨干了，”我说，“白海峰担任过作协主席，郭彩琴在文联，……利斌当年播下的种子，都开花了。”

午餐后，我们踏上返柳的路。车窗外，吕梁山的群峰在冬日的阳光下绵延起伏。这片黄土地，见证了多少人的生老病死、荣辱沉浮。利斌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奋斗。他像吕梁山的一块石头，坚硬、质朴、沉默，但组合起来，就是巍峨的山脉。

我想起他以前跟我说的那句话：“当我躺下，就是一道山梁/当我站起，就是一座山峰。”此刻的他，已经化作吕梁山的一部分了吧。他建的煤矿还有人下井，他修的路桥还有车往来，他建的宝塔游人如织，他的农业园区里，虽然冬日萧索，但来年春天，又会是瓜果飘香。

只是，他再也尝不到那些果实的味道了。

车进柳林地界时，太阳已经西斜。远处的三川河泛着金光，河边的柳树虽然叶子落尽，但枝条在风中摇曳，依然有生命的力量。县城的高楼多了，街道宽了，四十年前的黄土操场，现在已经是塑胶跑道。变化真大啊，但有些东西没变——就像这冬日的阳光，依然温暖；就像这黄土地，依然厚重。

我们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包皮面，并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后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橙亮，彩灯闪烁，柳林的年味越来越浓。

抬头看，南山宝塔上传来一束光，像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后来人前行的路。

2026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