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载瓷来

文欢宇

昵称：文欢宇

美篇号：413419068

图片：自拍和网络

到醴陵陶瓷博物馆参观久了，我产生一个想法，想寻一寻醴陵窑的根，特别是那惊艳世界的釉下五彩瓷，它最初的窑火，究竟在何方？当我开始追寻，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越过宋元，投向了更遥远的唐代。

博物馆有一个展厅，陈列了数件来自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它们并非远道而来的客座展品，而是这片土地上陶瓷血脉的“先声”。一件绿釉鼎式炉，发现于新阳乡湖潭村；一把青釉瓜棱执壶，出土于渔梁桥村杨家坡——它们证明，早在千年前，长沙窑的器物已溯湘江、渌水而上，抵达醴陵。

而真正将“交流”升华为“扎根”的，是2018年发掘的毛家岭窑址。毛家岭窑址，位于醴陵市孙家湾镇西岸村，2018年考古发掘清理被破坏龙窑1座，其烧造年代为五代时期。这一发现，将醴陵窑烧造瓷器的历史由宋元时期推前至五代时期。考古结论清晰指出：其产品与长沙窑关联密切，烧制技术直接来源于长沙窑。换言之，在此之前，醴陵尚不能独立烧瓷；自此之后，窑火始燃，一脉相承。

醴陵窑的根，原来深植于那个被后世誉为 “彩瓷的革命者，世界的生意人” 的中晚唐长沙窑。若要为这份辉煌寻找一个诗意的注脚，莫过于唐代诗人李贺那石破天惊的想象。他在《李凭箜篌引》中，以“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来形容技艺通神的创造。这何尝不是长沙窑创新精神的写照？

第一、“以人为本”的民窑基因。这基因，首先在于器物为平民而造。长沙窑的核心产品， 无一是仅供陈设的礼器。它们是壶、碗、罐、枕、灯……是唐人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日用品。胎质或许不如官窑精细，却力求坚固实用；造型虽借鉴金银器之华美，却化繁为简，以适应规模化生产与平民消费。

这基因，更在于装饰为心声而歌。“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唆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诗文生动直白，记录生活情趣，抒发避世情怀。在瓷器上刻写诗句，是唐代长沙窑最独特的装饰方法，行楷居多，随意洒脱，一般写在盘碗的内底及壶流下面的外腹部，有诗歌、谚语、格言、警句等内容，目前发现的此类器物200余件。这些朴实自然、感情真挚的平民诗，大部分是不见于记载的民间诗歌，是唐代百姓生活写照。

第二、“技术至上”的彩瓷火种。长沙窑最有特色的装饰方法是釉下彩绘及模印贴花。长沙窑最先吸收唐三彩这种彩釉技术用于瓷器生产，也是唐代最早大规模生产釉下彩瓷器的窑口，是中国彩瓷的发源地。长沙窑釉下彩绘常见颜色主要有褐色、绿色、蓝色三种，褐色彩斑和褐色彩绘花鸟、植物纹比较常见。例如，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水草纹碗，器身施青釉，釉下以褐、绿双彩绘写意水草纹，笔触灵动洒脱。

模印贴花是长沙窑另一种独特装饰技法，所贴纹饰是单独用印模制作，然后在半干状态下贴于器物所需部位，一般还涂上褐色以突出此贴花，然后上釉烧制。长沙窑瓷器大量模仿金银器和使用西亚图案。例如，唐代长沙窑执壶，壶身模印贴花的椰枣纹立体生动，其原型来自西亚与北非。长沙窑巧妙化用异域纹样，将其融入瓷器装饰，精准销往海外市场。

第三，“对外开放”的商路视野。“黑石号”沉船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铁证，揭示出长沙窑是9世纪上半叶外销的绝对主力。船上约6万件中国陶瓷中，长沙窑彩瓷独占56500余件，其中5万件为碗，是大宗贸易商品。其航线从扬州启航，经南海前往西亚，标志着贸易主通道已从陆路转向海路。这一转变源于两方面：一是“安史之乱”后陆上丝路阻断；二是瓷器易碎、产地在东南，海运更具优势。长沙窑凭借其开创性的釉下彩瓷、贴近市场的纹饰（如西亚风格贴花）及民窑的灵活产能，精准契合了海外需求，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开拓者与最大供应商，实现了从“彩瓷革命”到“世界生意”的跨越。

我站在陶瓷博物馆展厅，凝视着来自唐代的瓷器，深深感到：从长沙窑的釉下三彩到醴陵窑的釉下五彩，变的，是愈加丰富的色彩与愈加精妙的工艺；不变的，是那深植于湘楚大地的胆魄——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