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真诚——纪念老社长严文井先生

宋红

本文初成于2015年，并未在媒体刊发。2025年，在纪念严文井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蒙《南方学刊》青眼邀约，刊发于2026年第一期“学林春秋”栏目，感谢学刊的信任。

宋红

《南方学刊》2026年1期 书影并目录局部

今年10月15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严文井先生（1915.10.15.—2005.7.20.）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百年诞辰之际，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馆B座联合举办了“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会上会下，大家回忆了文井先生历尽风霜却始终坦荡睿智、葆有赤子之心的人生。此文的主体部分就是那次会后写成的，刊诸我自己的博客，只为作一份永久的纪念。

与文井先生结缘，往极端处说始于大学二年级。那时北京大学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我就是与留学生同住的学生之一，当时叫“陪住”——千万别误会，这与后来百思莫名其荒诞的所谓“伴读”完全是两码事，有云泥之别。我们住在留学生女生楼（25号楼）二层的一间。我的留学生同屋是有一半台湾血统的日本人，她由日中友协选送，来北大读汉语专业，父亲与中日友协的孙平化会长是朋友。大约因为这一层关系，她有机缘拜见了严文井先生，忘记是以翻译的身份还是访客的身份，总之令我艳羡不置，因为严先生是文学创作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又执掌着号称“作家摇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而言，绝对高山仰止。严文井先生得知她喜欢儿童文学，就送给她两本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400字稿纸作为礼物，而同屋回来后就把稿纸转送给了我。接过那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稿纸，望着那淡绿色的方格与细细的夹行线，我心花怒放。

也许是这冥冥中的一点缘分，我毕业时真的就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古典文学编辑部的见习编辑，继之是助理编辑、编辑，直至编审退休。

进入人文社的1982年文井先生还是社长，但第二年就退居二线了。按理说，一个最基层的小编辑和老社长之间隔着很大的空间距离，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我这时接到了大学时认识的日本朋友的请托，他已成为我同屋的丈夫和神户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师，他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因苦于买不到严先生的作品，所以求我帮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书是紧俏商品，不赶在上市时买，以后就很难买到了。无奈之下，我斗胆给严先生写了封信，——那时社会上官本位还没有那么严重，出版社也没有以官职相称的风气，老同志称他为“老严”或“文井同志”，我从一开始就称他为“严先生”。没想到严先生很快就把电话打到办公室，约我到他家取书，并体贴地问：“你知道我家吗？”我答：“肯定会找到的。”他笑言“哈哈，只要你想来，就会找到。”

从此，严先生在红庙的家就成了我心中一处很明亮的地方。虽然只去过有数的几次，但终身难忘。

记得初次见面，严先生就对我这个刚走出北大校门的下属说：“我年轻时报考北大没考上，后来就去延安了。”先生的坦诚令我有点手足无措，我说：“是吗？我觉得您很像北大的，不像延安的。”先生说：“我去了以后就做了‘鲁艺’的教员。”先生的坦诚也令我很快放下局促。那应该是1986年严先生作为代表团团长赴日参加“国际少年儿童图书评议会”之后不久，他得知我一直在关注日本汉学并发表过一些译介文章，便问我日语掌握到何种程度，我说：“只能大致看懂日本人研究汉学的著作和论文，因为他们研究的主体我熟悉；口语只会简单的应酬，远没有达到自由表达的程度。”严先生说：“嗯，任何一门外语学到自由表达的程度都是很难的。”然后就对我讲了一句很长、很标准的日语，我大为惊讶：“先生の日本語はとでも上手ですね！（先生的日语非常好呀！）”知道严先生通晓英文，没想到日语竟然也说得这么好，他风趣地说：“是在日本临时抱佛脚现学的，就会这一句。”交谈中得知，延安时期身为“鲁艺”教员的严先生，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饱受摧残。他称红卫兵为“小将”，说文革初期“小将”大串联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小将”打扫厕所。——当时对“革命”对象的斗争是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罚跪、站高凳、“坐喷气式飞机”——胳膊被人从身后高高翘起，令你不得不弯腰低头，其间拳打脚踢、铜头皮带猛抽都是常规动作；批斗会后往往还要戴高高的纸帽子游街；批倒、批臭之后的惩罚与侮辱就是让挨斗的人扫大街、扫厕所，就如电影《芙蓉镇》里所揭示的那样。家母也受过那样的待遇，家里被抄家，我与弟弟被蔑称为“狗崽子”，所以对那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文化大革命，我深恶痛绝，也很能体会严先生当时的处境。严先生说：“串联的小将太多，厕所常常会被堵住，堵了就要下手去掏，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常掏出带经血的卫生棉，还掏出过早产的胎儿。”——那也是“小将”们革命的产物。

交谈之间，一只黑白花的猫咪缓步踱过来，严先生风趣地介绍道：“它叫欢欢，按人的标准衡量，是个老实人。”我也是爱猫一族，抚弄了几下欢欢就乖乖卧到我的腿上，严先生觉得很神奇，我说：“我家也养猫，大概欢欢觉得臭味相投。”

时间已晚，告辞时严先生刻意叮嘱：“回去后一定来个平安电话。”——我当时以社为家，夜晚睡在办公桌上，只在周末才回父母那里，所以是用晚饭以后的时间去拜访先生，而先生的一天通常都是从午后开始，所以很乐意晚上会客。——赶在出版社21:30关闭楼门之前回到办公室，立即拨通严先生家电话，报告已平安回社，先生在电话里说：“那我就放心了”，最后又跟了一句令我意外的日语“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哇，先生您不止会一句啊！”先生得意地笑着说：“哈哈，我还隐瞒了一句。”顿时，心中那个通脱、睿智的长者形象又叠加了一个顽童的影子，让我切实感受到儿童文学泰斗所葆有的一颗童心。

将拜访严文井社长的感受告知编辑室业师林东海先生，林先生说“文井社长头脑之清醒，反应之机敏不减当年。”“当年”，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林先生后来在他的著作《文林廿八宿 师友风谊》中记述了那段特殊年代里他与老社长之间“不一般”的关系。再次拜访老社长时，我把林东海老师“不减当年”的评价告诉他，通常对一位老者来说，“不减当年”即使不是恭维也是相当的肯定了，不想严先生并不领情，说：“我只能比当年更好啊。当年我也就六十岁吧，如今已经七十多了。你想想，我又多读了十年的书，即使再愚钝的人，学习了十年，也该有点长进吧。”先生的这番道理，逗得我哈哈大笑。的确，老社长晚年回归书斋，广泛阅读。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答，我就去向古代的智者和当代的求索者求教，按照一个明确的目的，我打开了一本又一本书。”“书籍，在所有动物里面，只有人这种动物才能制造出来。读书，人才更加像人。”——“读书，人才更加像人”，说得多好！所以每次过去，都是先听严先生谈他的所读所思，一番畅言之后则对我说：“好了，我说完啦，下面听你的。”一次他对我说最近在关注道教，但没看到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我说：“最近我的同学葛兆光写了一本《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年上海人民社初版），不错，应该是道教文化研究中最好的一本。”严先生说：“你拿给我看看。我是借书，不是‘借荆州’噢，一定会还的。”于是我择日把书送过去。下次再去严府，严先生上来就问：“书是你同学送的还是你买的？”我说：“我买的。我们是同级同系不同专业，他是文献专业的，但有好几门课都在一起上，找他讨要也行，不过有点不好意思，重要的书我宁可自己买。”严先生说：“宋红不错，读书很认真。我看你在书上画了很多红道道。”——可知严先生已经把书读了不少。不过那本书还是成了“借荆州”，老社长一直没还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要，直至他离世。我知道老社长的很多书在他身后流散到社会上。林东海先生题赠老社长指正的一本著作，忘记是《诗法举隅》还是《古诗哲理》，竟然被人文社外文部的一位同事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买到，林先生赠书时写给老社长的信也还夹在书里。同事把书留下，把信还给了林先生。从一本书的流转，就可体悟出财物的聚散了。我那本书上留有我的名字，不知是否还在世间。幸好是自购本，不是题赠本，如果题赠本这样流出，面对朋友就很尴尬了。

文井社长是那种高屋建瓴的领导，只管大政方针，具体事项由各部室去自由发挥。他拍板让出版社招来的工农兵学员脱产两年，在社内办培训班，补习文化知识；也一手促成人文社创办大型刊物《当代》《新文学史料》，都是大手笔。他风趣幽默，但不怒而自威；和煦如春，却心如明镜，感觉做他的下级必须努力地、富有创造性地工作，任何阿谀奉承、花拳绣腿都不好使，因为他太聪明了，洞若观火。对有才干的下属，他会倍加呵护。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林东海先生在《小溪流的歌——记严文井同志》一文中说：“……从那（“那”是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以后，在我的眼中，在我的心上，文井同志即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自然也是肝胆相照。”在“五七干校”被莫名其妙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阎纲先生于《严文井二三事》中说：“天天审到黑夜，天天饿得难受……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到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那就是文井先生的手臂！要知道，当时严文井先生也是身处逆境，每天拉着板车，颠簸在湖北咸宁干校的丘陵地上，危险又辛苦。然而他却仍要为落难的下属、晚辈送去温暖，没有他的一块桃酥，我不知阎纲先生是否能从非人的折磨中挺过来。这是他对人才的爱惜，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已非“领导艺术”几个字所能概括。——后来听说：当年严先生带到延安的弟弟在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中自杀未遂，落下精神残疾，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怪不得他那样痛恨极左思潮，怪不得为保护下属，他可以在办公会议上和主张整人的人拍桌子，他对体制内的很多东西都有更为深刻的思考。从“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的规模和与会者的言谈即可推知，他扶持、帮助、保护、激励、影响了很多人。而我只听他批评过一个下属，一个已经调走的部室主任，说他“写封信都文理不通，这样的人怎么当编辑？”我当时心中打鼓，暗想：“不知严先生对我写给他的信怎样看。”严先生仿佛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接下来就说：“你的信当然是写得很有文采的。”——果然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呀！

1989年，我在编辑室策划并责编了一套“古诗类选”，将古诗分作纪游、咏物、咏史、品艺、节令、从军、怀亲、友谊、恋情、宴饮等十类，每类选为一册，加以注释。这套书每本印数都在八千至一万册，第二年又加印了一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出版已经很不景气，不少书都为达不到三千册起印数而发愁，所以我对自己这套两年单本印数达到两万册的丛书颇为自豪，因为全套十本就是接近二十万册的体量。后来也确有多家出版社模仿我的创意出版了自己的分类丛书。

“百度百科”关于“古诗类选”《宴饮诗》的介绍文字

“类选”中《宴饮诗》没有约到合适的人，编辑室决定让我担任选注者，由室里同仁担任这一本的责编。出书后，我把得意之作送给严先生一册，没想到后来东海老师告诉我，严先生和他谈到这本书时说：“有人送给我一本《宴饮诗》，做这样的书有什么意义？应该多研究近代，近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后来严先生也当面提醒我：中国近代的文学与思想很值得关注，研究古典的人不要只钻故纸堆。

1991年春节，严先生从冰心大姐（严先生对《小桔灯》作者谢冰心的称谓）那里得到三首她集龚自珍诗而成的绝句，玩味再三，觉得很有意思，就请冰心大姐将同类“少作”都抄给他，说“谢集实乃谢作，自珍原句变成了冰心风味……后学者势必要下一番功夫，才能真正体会其中味也。……这不仅是为了研究谢，同时也是为了研究那个‘五四’。”于是他征得冰心老人的同意，又联络《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何启治先生，准备将冰心贝满中学时期集龚诗所成的八首绝句和三幅对联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他自己亲自撰写了《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记冰心》一文，又打电话给林东海，要他为冰心所用到的龚自珍诗句加上注释。并敦促说：“你不要老搞那些老古董，多研究研究近代。”谢诗、严文、林注都发表在1991年《当代》第三期上。严先生以极大的热情促成此事，因为他自己也正在关注龚自珍的作品。他先打电话给林东海，说要看龚自珍的东西，林老师给他找了一个龚自珍的选本，以为看看选本就可以了，谁知他看后还不满足，又让我给他找来龚自珍的全集。可见严先生自己对近代已然下了很大的研究功夫。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二十一世纪之初，我在编辑室真就又策划并责编了一套“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整合旧资源加上开发新选题，整套推出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则徐、翁同龢、秋瑾等七人的诗文选集，并自己动笔，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为这套书写了一篇总前言——《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文中说：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南社诗选》 林东海 宋红选注

《南社诗选》精装版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与林东海先生又共同完成了《南社诗选》的选注。焚膏继晷作选注的一百天，真像是“与有肝胆者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一百天，不仅看到一百年前一群80后、90后热血青年的肝胆、抱负、学养与牺牲，看到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探索，也大大丰富了我们过去缺失的近代史知识，尤其是近些年披露的史料，使我们更近地接近事件背后的真相，对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有了更为深刻的思索。至此，我们才深切体会到老社长要我们多关注近代的良苦用心，也更加想念他这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智者。
遗憾的是，老社长已经于2005年离我们远去。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没有再去他的府上，不是不想去，而是客观上感到再去只能给他增加麻烦。好在他还是属于“古典-外文党支部”的一员，虽然我是“不党”之人，但总还能从编辑室侧面听到一些他的消息。直至2005年7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室里，最后一次见到鲜花丛中、党旗之下的严先生。我所撰写的挽联，悬挂在正对告别室大门的庭前：

用兵以将 看手下 马壮弓强 开创人文新事业
举重若轻 叹先生 涛惊浪险 从容中道旧精神

严先生自我总结曰：

我最珍贵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我最厌恶的是：伪善。我对幸福的理解：一个一个疑问相继得到解答。我对不幸的理解：以谬误为真理。

他把“以谬误为真理”视为最大的不幸，话语中寄寓着深刻的内涵。1995年6月7日，他写下《我仍在路上》，在这篇可视为绝笔的小文中说：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

——这愿望让我流泪。他是智者，更是勇者，他用全部生命书写了一个伟大的、完美的“人”字，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他。

老社长，一路走好！一名小卒永远怀念您。

2015年10月23日草成于北京和平里

2025年8月改定于京东香溪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