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命惟新——观广东美术百年大展

william

粤沪两地文脉相承，血脉相连。20世纪初，岭南画派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掀起波澜。步入上海美术馆，八百余件佳作齐聚申城，百年广东美术画卷徐徐展开。最先打动我的，是那幅悬于中厅的《江山如此多娇》——云雾在山腰游走，松枝斜出如笔锋顿挫，一轮红日跃出峰峦，仿佛不是画出来的，而是从岭南的晨光里长出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其命惟新”不是口号，是山河在宣纸上重新呼吸的节奏。

转过回廊，黎雄才先生的《迎客松》静立一侧。那松不是盆景里的姿态，是扎进岩缝、顶开风雨长出来的筋骨。树干虬曲却挺拔，枝叶朝四面伸展，像在招呼远方来客，又像在向时代伸出手。我驻足良久，想起岭南人常说的“落地生根”——原来新，是把传统扎得更深，才敢往高处伸展。

再往里走，《长河颂》扑面而来。关山月先生笔下的江流奔涌不息，山崖却岿然不动。水动山静，一刚一柔，恰似广东美术百年来的步调：潮水推着船走，而锚始终沉在文化的深水处。我站在画前，听见了珠江的浪声，也听见了黄浦江的汽笛——两股水脉，在画里悄然汇流。

《黄洋界》的墨色更淡些，山在云里浮沉，林在雾中呼吸。那不是写实的战场，是记忆的留白。我忽然想起展厅入口处的展标：“其命惟新”四个字，底下一行小字写着：“惟其新，故其命不息”。原来所谓革新，未必是惊雷裂帛，有时只是山不言，而云自开。

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悬在暗色墙面上，断壁残垣间烟雾翻卷，灰黑里透出焦灼的赭红。这不是避世的山水，是睁着眼睛画下的痛。岭南画家向来不把笔墨当玩物，国难当头，宣纸就是战地日记本。我站在画前，没觉得压抑，只觉得一种沉静的力量——新，有时就从直面灰烬开始。

何香凝的《醒狮》蹲踞在展柜中央。狮子卧在岩石上，脊背绷紧，目光如炬，弯月悬于天边，草叶低伏，却无一丝怯意。它不怒吼，只是醒着。我忽然笑了：原来“新”未必是喧哗的号角，有时就是这一声不响的“醒”。

黄山松的枝干盘曲如铁，却托得起整片云海。画上题着“黄山之松”四字，印章鲜红如初。我凑近看，松针是用枯笔扫出来的，一笔一划都带着风霜的力道。岭南画人画松，从来不是画树，是画一种活法：弯而不折，老而弥坚，新芽总在旧枝上冒出来。

许钦松的《丰碑》是黑白的，山不是风景，是碑石，是脊梁。云雾在山腰缠绕，像未写完的碑文。我仰头看了许久，忽然明白：所谓百年大展，不是陈列旧物的橱窗，而是一面映照来路与去向的镜子——镜中人，正提笔蘸墨，准备落款。

郑爽的《黑牡丹、白牡丹》在柔光下泛着丝绒般的光泽。黑得沉静，白得清冽，金蕊一点，如星火初燃。牡丹向来是富贵花，可她偏把最浓的墨与最净的白并置，不争艳，只立骨。我站在画前想：新，有时就是把最熟的题材，画出最生的胆气。

何香凝另一幅《猛虎》里，虎跃竹林，爪尖离地一寸，风已先至。竹影斜扫，题字苍劲，整幅画像一声未出口的长啸。我忽然记起岭南童谣里唱的：“虎行不带风，风起虎已远”——新意，原是那阵先到的风。

关良的《三打白骨精》是另一番气象。人物歪斜如醉，线条稚拙似儿童涂鸦，可那棍影剑光里，分明有股子不讲理的鲜活劲儿。我笑着看，想起小时候在祠堂看粤剧，锣鼓一响，连神龛上的灰都跟着跳——原来传统最活的样子，就是敢把自己画“歪”一点。

余本的《奏出人间的辛酸》里，赤膊男子弓身拉琴，脊背的肌肉绷成一张弓。琴声无形，可那姿态里全是声音：粗粝、滚烫、不肯弯的调子。我站在画前，仿佛听见了西关大屋里的粤曲，也听见了深圳城中村出租屋里的吉他声——百年音律未断，只是换了调式。

荷塘里鸳鸯浮水，荷花粉白，荷叶青翠，水面如镜，照见天光云影。这画不争奇，不炫技，就安安静静开着。我忽然觉得，“新”未必是破土而出的笋，有时就是这一池不惊不扰的水，照得见古今，也养得活新荷。

展厅尽头，一幅城市全景悄然铺开：左是镬耳墙、满洲窗，右是玻璃幕墙、流线高架，红云浮在天边，像一纸未拆封的请柬。我久久伫立，终于明白——“其命惟新”，不是把旧的推倒重来，而是让镬耳墙的弧线，自然地融进玻璃的反光里；让粤语的尾音，轻轻落在地铁报站的电子音之后。

百年广东美术，原来不是一条单行线，而是一条不断回旋的河：它从珠江口出发，绕过南洋的帆影，折返沪上的霓虹，再逆流而上，回到岭南的山雾与松风里——水过处，新绿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