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柏林的美篇

寇柏林

父亲的日记

寇柏林

书房里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旧纸张和樟脑丸的气味，忽然就压得人有些透不过气来。午休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来，浮尘在光柱里懒懒地旋着，像许多赶不完的旧梦。我本是来寻一本旧书的，指尖在一排排书脊上无意识地逡巡，却触到了一个异样的硬壳。抽出来，竟是一本褐色封皮的日记，边缘已磨损得发了白，像老人松垮的皮肤。我愣怔着翻开，那里面是父亲的字，用一支也许早已干涸的钢笔写下的，一笔一划，笨拙而用力，像田垄里犁出的深沟。纸页停在了一处，字迹断了，仿佛一个走到半途便疲惫睡去的人，连叹息都来不及落下。那最后一句，写着：“今日磊磊娃来信，说北大图书馆的窗子很大，阳光能一直照到书桌上。”

窗外的桂花树静默着，叶子一动也不动。我捧着这未竟的日记，仿佛捧着一块他生命骤然冷却后留下的、尚有微温的琥珀。记忆便从这小小的缺口，决了堤。

我看见了那个13岁的少年。一场风寒，也许仅仅是一场风寒，便夺去了他生命里那座沉默的山，我的祖父去了，像秋后田里被骤然掠走的一株最结实的庄稼。黄渠小学三年级的课本，合上了，再也无须打开。他站在空旷的打麦场上，身后是我祖母无言的泪，面前是财东家那扇黑漆大门，高得望不见顶。羊群“咩咩”的叫声，成了他少年时代最悠长而孤寂的牧歌。他那时是否回头望过村口那条通往县城的小路？是否在梦里，还嗅到过劣质纸张与墨汁混合的、属于学堂的气味？这些，他从未说起。他后来只说，给东家放羊，最怕丢了一只，“赔不起的”。那“赔不起”三个字，轻飘飘地从他口中落下，却在我心里砸出一个深坑，积满了岁月的雨水。

我总疑心，那三年有限的学堂光阴，是他一生用之不尽的灯油。在生产队当会计时，一盏煤油灯，一架旧算盘，他能陪到深夜。算盘珠的脆响，是那个清贫年月里最精确、最可靠的音乐。他管的账，在“四清”运动的风暴里，清得像门前沟那一汪泉水，一眼便能望到底下的鹅卵石。他凭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将那三年里学得的“认真”二字，像种子一样，埋进骨血里，用一生的汗水去浇灌，竟也长得枝叶繁茂，荫蔽了我们一家。

而对我的荫蔽，来得更为具体而滚烫。1981年，高考前一个月，父亲给我送来卖了家里仅存的100斤小麦所得的21元。那21块钱，是一家人勒紧裤腰带，从口里省出的希望。他把它一股脑儿地，塞进了我的未来里。

他不独对我如此，对其他姊妹也是这样。分队之后，大姐家夏季做场活总少不了父亲的身影；二姐家在许庄的山坳里，他记挂着，竟拉着一辆架子车，装上自家舍不得烧的煤和刚腌好的咸菜，一步一步，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我无法想象，在那些崎岖的山道上，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是如何弓着背，绷紧肩上的绳套，与漫长的坡道和自身的喘息较劲的。那深深勒进他肩胛的，不是麻绳，是沉甸甸的、无声的牵挂。三姐远嫁长安成了那些年父亲最牵挂的人；为了小妹读书，他在龚庄村包的地里栽种烤烟；还有那辆翻倒的架子车，为了给小弟送粮，它轰然倒下，砸断的何止是他的双腿，那分明是他本可挺直的腰杆。从此，他的脚步里，便拖上了一条看不见的、沉重的铁链，走起路来，身子微微地斜着，像一张被风撕破后仍竭力想绷紧的帆。

此刻，我翻动着日记，那些他自豪的时刻，墨迹似乎都要润开一些，我考上大学，小妹考上外语师专，长孙寇磊入了北大。父亲过去也确实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儿女的成绩，母亲总嫌他“张扬”，数落他，我也曾轻慢地劝他：“大，谦虚些好。”，他总是不语，默默地点上一支烟，烟雾模糊了他满是沟壑的脸。如今，隔着生死，隔着这泛黄的纸页，我终于听懂了那沉默里的轰响。那不是虚荣，那是一个耗尽了自己全部燃料，终于看见儿女的航船驶入光亮海域的老舵手，所能发出的、最质朴的欢呼。他不夸耀，谁来夸耀？他不骄傲，谁有资格骄傲？他毕生的辛劳，不就是为了换取这一点点可以昂起头的、微甜的滋味么？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他还有许多话没写。他想写孙儿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的阳光，想写院里那棵桃树今年结得特别繁，想写母亲的咳嗽入秋后好些了……可是，笔停下了。像他的一生，总是在为别人奔走、筹算，轮到自己，却总是省略，总是来不及。

我合上日记。夕阳的余晖已经爬满了东墙，把那本褐色封皮染得一片温暖的金红。我忽然觉得，父亲或许从未真正离开。他就活在那片他耕作过的土地里，活在母亲清晨依然习惯性摆上的那双碗筷里，活在我此刻胸腔中这阵钝重的悸动里。他平凡得如同黄土高原上一粒最普通的尘埃，却用这尘埃之躯，为我们垒起了一座可以瞭望远方的山丘。

窗外，暮色四合，儿子在杭州的住宅小区西边的楼群稳稳的、缓缓的接住了正在沉落的太阳。

我抚平日记封皮的褶皱，将它放回原处。父亲，您未写完的句子，我们都替您，在生活里，一笔一划地，接着写下去了。

2025年10月18日于杭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