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礼教的短暂回潮，从请安到二十四拜

扬茗海外

八十年代的豫东平原，风里总裹着麦香和尘土，也裹着老李家一辈子掰扯不清的礼数。

老李头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镇上上班，穿了一辈子中山装，领口永远扣得严丝合缝。他家院子里，长着两棵老枣树，枝桠伸得老高，每年枣子熟了，都要按规矩分：最大最红的归他，次之是老伴，再往下是儿子，最小最青的，才轮得到家里的女人和晚辈。在他眼里，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比天还大，家里不仅有长幼尊卑，更有男尊女卑——吃饭要按辈分、按性别坐，说话要论资排辈、男女有别，连颗枣子、个鸡蛋，都得分出三六九等。

儿子没娶媳妇时，家里的请安规矩就严得吓人。每天老李头下班，儿子要第一个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枣树下，恭恭敬敬喊一声“爹，您回来了”；进屋后，按顺序先给老李头请安，再给母亲请安——在他的规矩里，儿子是家里的男丁，地位比母亲还高，请安顺序绝不能乱。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虽不算热络，却也按着他的礼数，规规矩矩地过着，枣花落了一地，也没人敢乱踩。

直到儿子娶了邻村的秀莲。秀莲性子烈，手脚勤快，却最烦那些虚头巴脑的礼数。刚进门时，老李头就把规矩加码：不仅儿子要按顺序请安，秀莲作为儿媳妇，必须排在最后，等儿子、婆婆都请完安，她才能上前，恭恭敬敬喊一声“爹，您回来了”。一步错了，就是不懂规矩，就是忤逆。

起初秀莲忍着，可日子久了，心里的火越攒越旺。老李头连吃个枣、分个蛋都要分尊卑、分男女，好的全归他和儿子，秀莲和婆婆只能捡小的；家里大事小情，秀莲连插嘴的份都没有，稍有不慎，就是“妇道人家懂什么”的呵斥。她看着院里的老枣树，不明白好好的一家人，为什么非要被这些长幼、男女的繁文缛节捆得喘不过气。

分田到户那年，家里的田分在了一处，却各耕各的。老李头总说秀莲家耕过了界，占了他的地，三番五次找儿子麻烦。那天午后，日头毒得很，儿子牵着牛在田里耕地，老李头拎着鞭子就冲了过去，不由分说，一鞭子抽在儿子背上：“瞎了眼的东西！耕到我地里了！我看你是娶了媳妇忘了爹，连规矩都不守了！”

他哪里是真怪儿子，不过是做给田埂上的秀莲看——他治不住儿媳妇，总能治住儿子，杀鸡儆猴，看她还敢不敢坏了他的规矩。

秀莲站在田边，看着丈夫挨抽，脸憋得通红，却没说一句话。她转身回了村，一路小跑到老宅，把正在晒谷子的公公公——老李头的亲爹，给拉了过来。

老爷子八十多岁，腰板还硬朗，手里攥着根旱烟袋，一听孙子被打，火就上来了。到了田边，二话不说，一把夺过老李头手里的鞭子，吼道：“你个老东西，自己不讲理，还敢打我孙子？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

鞭子扬起来，带着风，抽在老李头身上。他僵在原地，既不躲，也不跑，更不敢反抗。在他的礼数里，爹打儿子，天经地义，当着儿媳妇的面躲闪，就是不孝，就是丢了大家长的体面。他就那么直挺挺站着，像根钉在田里的木桩，任由老父亲左一鞭、右一鞭，横一鞭、竖一鞭地抽，疼得龇牙咧嘴，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秀莲站在一旁，安安静静看着，没劝，也没笑。这顿打，是她算准了的——她知道老李头的死穴，知道他这辈子最敬的就是辈分，最守的就是男尊女卑那套规矩，只要老爷子出手，他只能乖乖受着。

这一顿抽，把老李头抽得在家躺了三个月，班也上不了，中山装换成了粗布褂子，身上的鞭痕，过了好久才消。

可他的规矩，没消。

伤好后，他依旧每天下班回家，只是不再进门。秀莲不按顺序给他请安，他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从日头西斜坐到满天星斗，烟袋锅子抽了一锅又一锅，就是不迈进门坎。偶尔秀莲不在家，他才按着老规矩，让儿子先请安，再让老伴请安，一步不乱，进屋转一圈，饭也不吃，又走了。

秀莲也硬气，偏不遂他的愿。私下里，她该做饭做饭，该干活干活，就是不跟他说话，更不按那套顺序请安。可偏偏，每当街坊邻居聚在门口聊天时，她就像变了个人，快步迎上去，扶着老李头的胳膊，声音甜得很：“爹，您回来了，快进屋歇着，饭都做好了。”

老李头僵着身子，脸上没半点笑意，心里却堵得慌。他想反驳，想告诉众人秀莲私下里不按规矩请安的模样，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是大家长，不能说自家儿媳妇的不是，那是丢面子的事。

邻居们反倒笑他：“老李啊，你看你，一把年纪了，还说儿媳妇不孝顺，人家这不挺懂事的吗？别总挑理啦。”

老李头百口莫辩，只能闷着头，在众人的调侃里，被秀莲“恭恭敬敬”地扶进屋，坐不了片刻，又逃也似的回到大门口的石墩上。

这一坐，就是好几年。

他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每天准时坐在大门口，等一句按顺序来的请安，等一个早已破碎的体面。家里的房子没分，人却分成了两派，他守着他的长幼、男女规矩，秀莲过着她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却又处处针锋相对。

没人知道，那些坐在石墩上的夜晚，老李头在想什么。或许是后悔，或许是不甘，或许是还在执着于那套不能乱的请安顺序。他守了一辈子的规矩，最后把自己守成了孤家寡人，守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谈，最后抑郁而终。

多年后，秀莲坐在自家院门口，跟街坊邻居唠嗑，说起当年的事，笑得前仰后合。她说起老李头分枣分蛋、按长幼男女排顺序请安的古板，说起他蹲在大门口等请安的模样，说起他被老爷子抽得站在田里不敢动的样子，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活灵活现，听得众人捧腹大笑。

只是，秀莲或许没想到，当年被她“打败”的那些旧礼数，并没有真正消失。

旧社会是那样，新社会都这么多年了，可总有那么一批人，心里的旧魂还没散，总想着把那些老规矩再“复兴”起来。

这些年，红白喜事上，那套繁琐的“二十四拜”又大行其道。

本来，二十四拜是儿孙给亡者行的最尊贵的礼，是发自内心的悲戚与敬重。可现在呢？

彻底变味了。

两极分化得厉害：

没钱的想搞也搞不起来，干脆不搞了；

有钱的全请专业礼仪公司，花钱雇人在灵前磕得头头是道，动作标准，流程完美，孝子贤孙站在一旁看着，像看一场表演。

更离谱的是，本来是白事的礼，现在红事、喜事也瞎掺和着搞，甚至死了猫狗都有人搞，不伦不类，连礼仪本身的意思都搞丢了。

这哪里是敬人、敬祖？分明是商业化的道具，是互相攀比的排场，是一场没有虔诚的形式主义。

当年，老李头守着“请安”，想复兴旧礼，最后失败收场，把自己困死了；

如今，有人守着“二十四拜”，想复兴传统，结果也搞成了这副模样。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老李头那套礼教，最后只能困死在一个家庭里，以悲剧收场；而如今的“二十四拜”，却能大行其道，越搞越兴旺？

答案很残酷，也很现实：因为利益，也因为底气。

老李头那套旧礼教，是纯消耗、无产出的。

它只在一个家庭内部运转，讲究的是牺牲、服从、面子，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也牵扯不到外人的利益。它只能靠个人的执念、家庭的权威去维持。

而秀莲之所以敢不买账，敢跟他硬刚，是因为她有地、能干活、不吃他的饭、不靠他养活，她有独立生活的底气。

一旦经济不依附于人，人格自然就独立了，那些压在头上的旧规矩，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没有利益支撑，没有经济依附，这套礼教最后只能把自己困死，落个抑郁而终的下场。

而现在的“二十四拜”，完全不一样。

它背后站着一整条利益链：礼仪公司要赚钱，司仪要提成，相关的从业者要吃饭。为了赚钱，他们就会不断地鼓吹、包装、推广，把它吹成“传统文化的复兴”，吹成“孝顺的标配”。

有了利益驱使，就有人去推，有人去炒，有人去逼着你搞。

所以它才能从白事蔓延到红事，从儿孙自发变成商业表演，越搞越隆重，越搞越变味，甚至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只要你给钱，别说给人磕，给狗磕都有人干。

没有利益、没有依附的旧礼教，是家庭的枷锁，最后只能走向消亡；

有了利益、有了商业的“伪传统”，是资本的狂欢，反而能大行其道。

这就是最讽刺的现实：

真正的礼，在人心，无利可图，所以难以为继；

表演的礼，在金钱，有利可图，所以愈演愈烈。

老李头的悲剧，不是败给了儿媳妇，是败给了没有利益支撑、也没有经济依附的旧观念；

而二十四拜的“兴旺”，不是传统的回归，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场闹剧。

这些旧礼仪，未来会走向何方？

是会剔除糟粕，回归本心，变成真正涵养人心的教养？

还是会在商业化和形式主义的裹挟下，越走越偏，最后彻底沦为一场空洞的表演，被时代再次抛弃？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真正的礼，从来不在磕头的次数，不在流程的繁简，不在长幼男女的排序，而在心里有没有那份诚与敬。

没了人心，再繁复的二十四拜，再严苛的请安顺序，也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