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若水由之

2026年2月4日，星期三，昆明晴。上午，搭网约车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内，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八年的校本部所在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三校北返，联大师范学院整建制留昆独立办学，历经变迁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占地面积70余亩，内有14处历史遗迹，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原教室等。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旧址内常设西南联大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3个基本陈列。2011年成立的西南联大博物馆，有2个展馆及1个活动展厅，采用现代化声、光、电陈列布展方式，馆藏实物2000余件，历史图片5000余张，相关书籍及档案资料近万份。西南联大旧址是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海内外观众达90万人次以上，是传承西南联大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西南联大校友，获国家级重要科技奖项精简名录： 1. 黄昆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200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 刘东生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2003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 叶笃正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2005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 吴征镒西南联大理科研究所，2007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 郑哲敏西南联大机械系，2012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 邓稼先西南联大物理系，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7. 朱光亚西南联大物理系，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8. 潘际銮西南联大机械系，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9. 余国琮西南联大化工系，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0. 杨振宁西南联大本科+研究生，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1. 李政道西南联大就读，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2. 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西南联大校友，两弹一星元勋，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附录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高抬贵手，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别动他们。最魔幻的是，土匪们……居然真就没动手。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视线投向1938年早春的湘西群山，在连绵的暴雨和泥泞中，一支身穿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队伍正在蜿蜒前行。但这帮人背上背的不是步枪，而是油布伞。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手榴弹，而是采集标本的铁锤和素描本。眼前这支"湘黔滇旅行团"阵容不凡。它由三百余名男生与十几位顶尖学者共同组建而成。为免沦为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长沙临时大学毅然抉择远迁昆明。这所后来声名远扬的西南联大，于动荡中踏上漫漫征途。因为没车没船，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走过去。这一走就是3500里，整整68天。按照当时的江湖规矩，这群带着行李、细皮嫩肉的少爷兵，简直就是行走在砧板上的"肥羊"。湘西之地，山高路险，政令难及。常有数千匪众盘踞山头，占山为王。正规商队途经此地，亦不得不留下买路财以求平安。但这支队伍居然毫发无伤地走了过去。哪怕是最险要的山头，也就是看见几个人影在远处晃晃，始终没人下来劫道。为什么？因为一张纸。出发前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施展了一场堪称精妙绝伦的政治操作。他精心为沿途那些声名在外的土匪头子们各撰就一封亲笔信函。这信写得很有水平，一手软，一手硬。软的一面，他把这帮绿林草莽称为"好汉"，把姿态放得很低：如今国难当头，这几百个学生娃是国家仅存的"读书种子"，是我国人的根，求各位高抬贵手。硬的一面，他署名的头衔是"绥靖主任"。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潜台词就是：给个面子大家相安无事，要是动了学生，全省的正规军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山寨平了。这封信，成了一道看不见的护身符。最惊心动魄的一晚，队伍宿营时听见附近山沟里枪声大作，密得像炒豆子。学生们吓得以为末日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一打听，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是两股土匪在火并抢地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却愣是对旁边这块嘴边的肥肉视而不见。这大概就是乱世里最魔幻的契约精神：土匪们在"国家大义"和"正规军威慑"的双重夹击下，竟然真的守住了底线。但躲过了土匪，躲不过大自然的折磨。这3500里路，把一群天之骄子彻底还原成了"泥腿子"。行李限重8公斤，大家只能带必需品。每天急行军，脚底板的血泡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破。草鞋穿两天就烂，有的学生干脆光着脚在泥浆里踩。吃的是黑面饼和硬饭团，咬一口腮帮子疼。睡的是破庙、戏台和满是跳蚤的稻草铺。一开始大家还因为身上有虱子痒得不着，后来累极了，虱子在身上爬，照样呼呼大睡。就在这种苦行僧般的日子里，这支队伍干了一件很牛的事。他们把荒野变成了大学。闻一多先生拿着画笔，一路记录湘西黔东的山水风土。李继侗、袁复礼几位教授，带着学生敲石头、采花草，把路边的岩层当黑板。曾昭抡教授蹲在路边给学生讲地质构造，学生们钻进村寨去收集民歌，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贫困。以前在象牙塔里谈"读书救国"，多少有点虚。走了这一路，脚踩在泥里，这四个字才算是长到了肉里。路上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临近云南宣威之际，他们邂逅了一队刚自前线狼狈溃败下来的川军。士兵们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但一看到这群学生，这些大字不识的兵竟然把自己仅剩的压缩饼干分了出来。那个带队的军官眼圈红着说了一句："你们能活着走到昆明，读书，比我们打胜仗还强。"那一刻，拿枪的和拿笔的，在破败的国土上达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共振。1938年4月底，当这支面带菜色、衣衫破旧的队伍终于抵达昆明东郊时，全城轰动。这3500里路，零伤亡，零掉队。事后，为酬谢一路护送的中将团长黄师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层共筹资金，购置一块金表，另备五百元路费，郑重赠予黄师岳团长，以表感激。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但黄师岳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他回了一封信，信里那几话，哪怕放到今天读，依掷地有声。他说，护送这青年学子，虽苦犹荣。"为国家保护读书的种子里只觉得痛快和光荣。""为国家保护读书的种子，心里只觉得痛快和光荣。"他言辞恳切，称这一路已承蒙盛情款待，若再收下这般厚礼，内心着实难安，有负重托之感，实难坦然受之。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哪怕是在最混乱的年月，从写信的官员、让路的土匪、护送的将军，到送草鞋的苗族老妇、分饼干的溃兵，所有人都在下意识地维护同一件事，让文明活下去。这三千五百里，不光是一次搬家，更像是一场关于"中国靠什么立国"的社会实验。答案其实很简单：就靠这点读书的种子，和无数愿意为种子挡风遮雨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