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生的手足情 我和我的大弟

微笑

很多年过去了，有些人、有些事，虽早已离开了日常生活，却始终安静地留在记忆深处。童年，便是这样一种存在。无论时光多么悠长，回望时，它依旧带着难以复制的温度与甜意。写下这些文字，是一次回望，也是一声轻轻的呼唤。我想把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那些在时光中长大的孩子，以及被岁月磨砺却依旧温柔的亲情，重新拾起，慢慢讲述。故事，便从我的童年，从那个被我称做大弟的人开始。

一、童年、少年时的大弟

双手端着冲锋枪，头戴卷毛棉帽，身穿反毛大衣，小眼睛直视前方，又可爱，又威风。这是我的大弟，1963 年、三岁时的留影。

继三个姐姐之后，大弟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空前的喜悦，尤其是姥姥。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等大弟长到两三岁，我已经可以牵着他的手，一起玩耍。后来，小弟亚光出生，我们姐弟三人，便开始了那段天真、快乐，却又苦中有甜的童年生活。那时候，每逢年节，还没开饭，我们就早早爬到炕上，围坐在一尺多高的饭桌旁，吧嗒着小嘴，等着姥姥端上香喷喷的酸菜炒土豆丝、带点肉腥的白菜炒木耳，高粱米饭拌荤油，柴锅贴大饼子。北方的冬天，下午四点多钟就要点灯，为了省电，姥姥常常不开厨房的灯，把大圆菜墩搬到屋里的凳子上切酸菜。我们姐弟三人，就在炕沿上排成一排，静静地看着姥姥把外面的菜帮子一片片扒下来，切成细丝放进盆里。酸菜芯又白又亮，姥姥会一份一份递给我们，当白梨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虽是县长的孩子，也常常饥肠辘辘，总觉得肚子空空的。有时，我们围着铁炉子，眼巴巴地看着姥姥拿出一块豆饼，掰成几块放在炉盖上烤熟，分给我们当点心。我们曾一个盆里玩泥巴，一个灶坑里烤虫子吃；也曾钻进同一个被窝讲瞎话；手牵着手，到呼兰河沿看风景，到姥爷单位讨硬币；一起淘气，一起“大战王小二”。

1965年国庆节，我们全家在照相馆合影。左一是我，父亲抱着的是我的大弟弟。

时光荏苒，童梦长存。我和大弟的童年，像妈妈给的糖果，含在嘴里，甜到心里；像初升的太阳，温暖一整天，照亮一辈子。

二、乒乓球，改变命运的

那只拍子

1970年，父亲从省委调到依安县当县领导，全家也跟随父亲离开哈尔滨，搬到依安县。那年，大弟十岁，和小弟一起，转入依安县第四完全小学读书。

那时，每天午饭后，妈妈都催我们上炕睡午觉。我们躺在炕上，谁也没睡着，却谁也不敢出声，都假装闭着眼。

我眯着眼睛，看见大弟轻轻翻身坐起，从枕头底下抽出乒乓球拍，悄悄下地，像猫一样溜出家门，一溜烟跑到学校练球去了。

也正是从那时起，大弟迷上了乒乓球。春去秋来，他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交给了球台。

后来，父亲调到红光糖厂任党委书记，我们也举家搬到了讷河红光糖厂。糖厂举办乒乓球比赛时，13岁的大弟胸有成竹地报名参加成人组，接连击败所有成年选手，夺得全厂冠军。后来，他又代表嫩江地区参加黑龙江省少年乒乓球比赛，跻身前九名。1973年8月，我们全家从红光糖厂迁回哈尔滨。大弟凭借乒乓球特长，又被省重点中学——哈三中破格录取。

70年代，我和大弟一起复习功课。

1977年1月，大弟高中尚未毕业，便被来哈征兵的北京基建工程兵领队相中，他以乒乓球特长参军入伍。那时，国家还未恢复高考制度，那个年代能进北京参军入伍，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弟从小有主见，认准的事情便一往无前。一个小小的乒乓球，为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我常常想：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他不需要谁为他规划人生，他只需要一个热爱，就能把自己推着往前走，大弟就是这样的人。

这是大弟参军的头一年，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这是1977年1月9日，大弟参军那天我写的日记。这个发硬泛黄的小本本，半个世纪了，一直珍藏在我老家的柜子里。

三、北京筒子楼

他把体面留给了我们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相继工作、成家。大弟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转业到北京工作、安家。

1991年夏天，我带着七岁的女儿去北京。婆婆和小叔子也同行。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好几口人都去住宾馆，得花多少钱呀？一想到住宿，我就犯了难。我想到了大弟，却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家不宽敞，我怕给他添麻烦。没想到，大弟知道后主动说：“三姐，来我家住吧”。

他住在北京万寿路总后大院，进出有哨兵站岗，出入管理严格。楼是老式筒子楼。记得主卧里一张双人床，旁边组合柜；对面有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公用卫生间在走廊，厨房也在外面。他把主卧让给我、孩子和婆婆，把我们三个人“安顿得像住在自己家一样”。而他和弟妹、孩子，却挤进那间小屋。现在想来，那真是委屈他一家三口了。可当时他没有一点为难，更没有一句“你们别住太久”。他只是笑着说：没事，住吧。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些亲情，不是靠嘴说，是你在犯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日子挪一挪，让你稳稳落脚。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那次拖儿带老、第一次住在大弟家的经历，心里仍然充满感激、温暖与幸福。有些情分，正是在那样并不宽裕的日子里，显得格外珍贵。

四、我的第一件羊绒衫

1997年农历十月初五，是父亲七十周岁生日。

那一年，大弟和二姐商量，决定为父亲办一场隆重的生日庆典。

二姐和大弟慷慨解囊，各自拿出一万元作为庆典经费，还特意叮嘱父母：“专款专用，多退少补啊”。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样说，不过是怕老人舍不得花钱，只想让他们高高兴兴。

筹备工作提前了好多天，定预算、选地点、请主持人、拟名单，连庆典当天爸妈穿什么衣服，都一一考虑周全。

那天，儿女们陪着爸妈去商场选衣服。除了爸妈的服装外，还用这笔“专款”为大姐和小弟各买了一件雪莲牌羊绒衫。

生日庆典十分圆满。

可以说，这是袁氏家族前所未有、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大聚会，爸爸非常满意。

庆典结束后，大姐、二姐和大弟很快就要离开哈尔滨。临走那天，大弟把我和小弟妹叫到屋里，从包里掏出两叠早已准备好的现金，塞到我们手中，说：“这次爸的生日，你们俩忙前跑后，出力最多。我和二姐商量了，你们也买件羊绒衫吧。”

那一刻，我又惊又喜，也格外感动，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其实，真正出力最多的，是二姐和大弟。若没有他们的重金支持，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实现。

几天后我去远大商城买了一件鹿王牌红色羊绒衫。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商场买羊绒衫。直到今天，它还挂在衣柜里。看到它，就想起了那被体谅、被疼爱的姐弟之情。

这就是那件鹿王牌红色羊绒衫。

五、姐弟情深

那大概是二〇〇几年吧。

有一次，大弟来哈尔滨办事，在我家住了几天。

那时女儿在国外读书。我把女儿的房间收拾出来，铺上新被套。

每天早上，我都会尽我所能，换着花样给大弟做他爱吃、也讲究营养的早餐：小米粥、牛奶、面包、煮蛋、煎蛋，再配上几样清爽的小拌菜，为新的一天提供足够的能量。有一天，他提议去香格里拉吃饭，说要请我。我笑着回他：“这些年，每次去北京，都是你请我们，大宴小宴的，即便爸妈不在北京，也没少让你破费。这回，也让我尽一次地主之谊吧。”

那顿饭很平常，却让我记了很久因为它像极了我们长大后的关系：不是轰轰烈烈，是互相照顾；不是说很多“我惦记你”，是把你放在心上。

大弟弟走那天，我送他下楼，看他上车去机场。车子越走越远，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回到家，打开门，我坐在门口的穿鞋凳上，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我自己都惊讶：我怎么会哭成这样？后来想明白了：

不是几天相处让我难过，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都在变老，能这样见一次、住几天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而手足之情，越到后面越像一根线，牵着你，不让你在茫茫人生中变得孤零零。

六、一条珍珠项链

2007年冬，父母去三亚过冬，我们姊妹轮换着去陪伴。

那时女儿还在英国读书，我接替大姐去三亚，大弟也从北京赶来陪父母过年。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没有独立厨房，炉灶在客厅尽头。客厅里一张桌子，既是餐桌，也是大家围坐聊天、爸妈喝油茶的地方。那种“挤在一起过日子”的感觉，特别像小时候。

那天吃过早饭，大弟笑呵呵地对我说：“三姐，今天陪我去逛逛街吧，想给妈买条珍珠项链作为新年礼物。”

我们在解放路，逛了好几家首饰店，终于挑到一条温润好看的白色珍珠项链。

付款时，他忽然说：买两条，一条给妈，一条给你。

我也是真的很喜欢这条项链，于是我说：我回去把钱给你。

回到家，把项链送给妈妈时，她高兴极了。两千多元的价格，在当时也并不便宜。

当我执意要把钱给大弟时，他却一脸认真地说：“三姐，这是我送你的五十岁生日礼物，你一定要收下。”

那一刻我才知道——

他不是“顺手”，他是把你的生日记在心里，提前准备好了。我既高兴又感动，只好领情地收下。

后来我一直舍不得戴这条珍珠项链，只在重要场合才佩戴。可每次戴上，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稳：原来有人会在意你的年龄、你的生日、你的心愿。

十几年过去了，这条高贵而典雅的珍珠项链，无论春夏秋冬，始终是我衣着配饰中的首选。

2007年，我和大弟在三亚陪父母过春节。

七、相聚澳洲：世界之远

家人很近

2015年10月25日，我和二姐一起飞抵墨尔本。

走出机场到达大厅，我远远就看见，大弟在人群里，翘首以望的等着我们。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无论走多远，只要有亲人在等你，你就会不慌不忙，安然自若。

大弟弟开车，从机场接我们到他墨尔本的家。他把主卧让给了我们，卧室里挂着他，特意为我们新买的浴巾、毛巾。我和二姐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为了这次相聚，大弟提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两周时间去哪儿、看什么、怎么玩，时间、路线、行程，一一落实，真是煞费苦心。

他把行程安排得周密且有序：墨尔本两晚，悉尼四天三晚，再回墨尔本走大洋路。

在悉尼，我们入内参观了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皇家植物园等很多地方。异国的时尚之都，留下了姐弟三人共同的足迹，一幅幅珍贵的照片终身难忘！

在大洋路，我们看碧波万顷，无垠的海岸线；看坎贝尔港，自然变迁的伦敦桥；看十二使徒岩壮美的落日余晖。

海风大得把人吹得站不稳，心却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填满。

那两周很短，短到你还没来得及细细说完“这些年”，就要分别。

忘不了，清晨阳光下的温馨早餐；

忘不了，大洋路途中香脆的薯条；

忘不了，十二使徒岩的落日余晖；

忘不了，墨尔本植物园里的水木清华；

忘不了，赛马节上的时尚绽放；

更忘不了，悉尼旋转餐厅共进晚餐的幸福时光。

11月9日清晨 6:35，大弟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回国。我们走进安检，回头望过去，大弟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此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原来人到中年，最怕的不是远行，而是离别。

2015年11月，在墨尔本参加赛马节合影。

八、陪父亲走完最后的日子

他选择留下

2021年4月28日，我和丈夫、小外孙女正在西安旅游，忽然接到小弟的电话：爸爸要住院手术。情急之中，我改变行程，与他们分手，独自一人飞往哈尔滨，他们按计划飞敦煌。计划许久，我心心念念的到大西北旅行，只能戛然而止。

傍晚抵达哈尔滨。那天天很冷，费尽周折才打到车，我一个人辗转赶到酒店，早已精疲力尽。一下车，就看见大弟在酒店门口等着我。他接过行李，径直把我送到房间安顿好。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改变行程，和亲人分开，从大西北飞到大东北。以为自己很坚强，可有人默默地等候你时，你的心会瞬间被融化。一奶同胞的亲情，像一束光，温暖到心底。

2021年，正值疫情期间，医院管控严格，陪护只能一人且不能更换。

我们在医院外等、急、盼，却连父亲一面都见不到。那种无力感，使我们吃不香，睡不好，只盼着父亲好好的早日康复出院。

后来父亲出院，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哈尔滨。

退房那天，大弟坚持不让我们付房费，他一个人结了三个人多日的住宿费用，那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他总是这样：不声不响，把最难的部分自己扛。

2021年12月24 日，父亲再次住院。父亲九十五岁，生命进入倒计时。

疫情期间的医院依旧严格，我们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

2022 年1月5日，我们把父亲接回家。

那段时间，父亲状态竟出奇地好转——能吃、能坐、还能走到客厅。现在想来，那像是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调整到“体面告别”的样子。

1月17日，我和二姐见父亲身体暂时稳定，先行返回。

大弟却默默地选择留下。

他守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程。这一守，成了我们心中最深的感念。

1月31日，大年三十，父亲病危送往医院。2月1日大年初一，我急飞哈尔滨。父亲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2月8日，我守在父亲床边，为他洗脸擦身，剪了指甲，涂上了他喜欢的欧莱雅面霜。

2月 9 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九，我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陪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在那段最难的路上，是大弟毅然走在最前面。

2021年5月，我们姐弟三人看望父亲后返程，在哈尔滨机场合影。

九、大弟走得很远

也活得很丰富

这些年，大弟走得很远。他一步一个脚印，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他热爱生活，热爱世界，更热爱用镜头记录时代与山河。多年来，深耕摄影，逐渐形成了成熟而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屡获业内认可，多次发表在《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等专业摄影媒体，还多次入选全国摄影展。在新疆、西藏、欧洲、南美、南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大量动人心魄的影像。在美篇平台，他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者，《美篇报》和《大众摄影》都以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过专访。在墨尔本，他应邀为多个华人摄影团体举办摄影讲座。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热爱，也一点点带给了我。在他的鼓励下，我也走进了美篇创作的世界。晚来的写作热情，让我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与认可。在我心中，大弟才华横溢、志存高远，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他的人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成功人生——多彩而浪漫，充实而从容。

在2022年首届美篇杯全国摄影爱好者大赛（北京赛区）中，大弟应邀作为专家评委主席。

尾声

手足情长，岁月为证。

如今回望，我们都已跨过花甲。

可童年的炕头、炉盖上的豆饼、枕头下的球拍、北京那间筒子楼的小屋、红色羊绒衫、三亚的珍珠项链、澳洲机场的等待、父亲最后那段路……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

我越来越相信：

人生暮年，最值得庆幸的，不是你去过多少地方，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当你回头看时，还有一个手足亲情的兄弟，与你心意相通、悲喜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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