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观察】纸墨芬芳：香港回归后文学的憧憬与流变

庐陵茶人阿鹏

黄昏的维多利亚港，天星小轮缓缓驶离中环码头。船舷旁，海水被犁开一道深沉的墨痕，随即又被涌来的浪抚平。对岸的九龙半岛，楼宇的灯火次第亮起，像一幅正在显影的巨型胶片。渡轮发动机的嗡鸣，与船舱内粤语、普通话、英语的低声交谈混响，构成了这座城最日常的背景音。手中是一本略显陈旧的《香港文学》合订本，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泛黄、发脆。翻开目录，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刘以鬯、西西、也斯、黄碧云、董启章、葛亮——如同星图上的坐标，标记着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文学航程。

从1997年7月1日那历史性的一刻算起，至今已近三十个春秋。这三十年，香港文学便如这艘渡轮，在历史的峡湾中穿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暗涌，但始终承载着一城人的记忆、想象与追问，驶向未知的彼岸。

文学之于香港，从来不止是风花雪月。它是身份的铭文，是现实的镜鉴，更是无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试图锚定自身意义的努力。回归，不仅是一个政治与地理的坐标，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与心理节点。它意味着一种熟悉的“之间”状态（既非完全英殖，也非即刻全然融入内地）的终结，以及一种新的、更复杂的“之中”状态的开始。

近三十年的香港文学，便是在这“终结”与“开始”的张力间，不断书写、撕毁、重写的一部长卷。它见证了从“失城”的忧惧到“我城”的建构，从本土意识的勃发到跨界融合的探索，从纸媒的辉煌到数位的挑战。这是一部集体的心灵史，以文字为砖石，在时光的滩涂上，筑起一座座语言的城池，又看着它们在潮汐中变形、消散，或获得新的轮廓。

回溯近三十年来香港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核心嬗变与当下生态，循着时间的河流，探访不同代际的写作者及其文本，聆听他们如何以小说、诗歌、散文、非虚构等各式文体，回应时代的叩问，并最终拼贴出一幅属于香港的、流动的文学心灵地图。

回归前夕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对未来的憧憬，更有对未知的深切焦虑与身份迷茫。这种集体心绪，成为当时文学创作最直接的动力与底色。文学，成了记录这座城“心电图”最敏感的仪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香港回归的来临，“失城”一词，精准地捕捉了那种普遍的、关于失去与漂泊的忧惧。黄碧云早年的代表作《失城》（1994）虽成书于回归前，但其阴郁、暴烈、充满存在主义绝望的笔调，预言了后殖民时代港人可能面临的精神流放感。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在历史的夹缝中挣扎，找不到归属。这种情绪在回归后延续，并转化为更为宏大的历史书写野心。黄碧云其后耗费七年心血写就的《烈佬传》（2014），将目光投向香港黑帮底层，以极简主义与粤语口语体交织的叙事，描绘草根人物阿难沉沦毒海又艰难自救的一生。这部作品因其深刻的现实关怀与精湛的文学技巧，荣获第五届“红楼梦奖”首奖，成为香港文学的一座高峰。它不再仅仅是“失城”的哀歌，更是为这座城市被遗忘的边缘人立传，在个体的磨难中折射出香港复杂的历史层理。

同样致力于为香港立传的，还有陈冠中。他的“香港三部曲”（后两部《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出版于1999与2003年），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专业经理人的跨国生存状态与本土市井的杂交文化，展现了香港社会多元乃至分裂的面貌。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种寓言式写作，将个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紧密捆绑，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开辟出无数条幽微的个人史小径。

与“失城”的忧患并行不悖的，是对“我城”归属感的积极建构。这一脉络的源头可追溯至西西1979年出版的《我城》。回归后，西西的创作力依然旺盛，出版了《飞毡》《我的乔治亚》《缝熊志》乃至庞大的《钦天监》等作品，持续以童真与奇想的视角，构筑独特的香港寓言。她与也斯（梁秉钧）等人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及《素叶文学》杂志，曾是本土文学的重要阵地。

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则开始以更富哲学性与形式实验性的方式，勘探“我城”的边界。董启章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997年出版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堪称一部后现代的城市研究文本。它通过虚构的地图学，解构和重构香港的空间与历史，将城市本身变为一个可被阅读、阐释和书写的文本。这种写作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摹写，标志着香港文学进入了高度自觉的“元叙事”阶段。董启章其后的“自然三部曲”等作品，持续在家族史、写作史与虚构之间进行复杂对话，巩固了其作为香港最具思辨力小说家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回归这一历史转折，也促使香港文学内部原本分散甚至对立的派系开始走向整合。1985年创刊、由内地出资、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杂志，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的发刊词明确宣称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其沟通中西、联络华文世界的特殊作用。刊物有意识地团结了左翼、现代主义、本土等不同背景的作家，力匡、黄崖、慕容羽军、李英豪、戴天、叶维廉等名字同时出现，在当时堪称奇观。这本杂志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香港文学在回归后寻求新定位、新共识的一个象征。主编先后由刘以鬯、陶然、周洁茹接任，但兼容并包的传统得以延续，成为推介老、中、青三代作家的重要平台。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本土意识进一步觉醒并复杂化。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也呈现出题材、风格与媒介上的多元拓展，进入了“众声交响，锐意求新”的活跃期。

这一时期，长篇小说成为香港文学的标杆性体裁。作家们不再满足于片段式的描摹，而是试图通过史诗般的架构，捕捉香港的精神全貌。马家辉在年过半百后推出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龙头凤尾》（2016），以日占时期黑帮人物陆南才与英国官员的禁忌恋情为主线，笔法生猛，粗口淋漓，直写湾仔的江湖恩怨与人性幽微，被誉为“港版《教父》”。这部小说将历史传奇、地缘政治与个人情欲熔于一炉，以其原汁原味的“港味”获得市场与评论界的双重认可。

与此同时，一批南来作家（即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美学。葛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北鸢》（2016）虽主要书写民国家族史，但其“新古韵”的典雅叙事，糅合了古典雅致与现代 sensibility，展现了华语书写的另一种可能。而他描写香港的短篇集《浣熊》等，则聚焦“新香港人”的融入与疏离，观察细腻。葛亮的成功，体现了香港作为文化“容器”的容量——它既能孕育极其本土的叙事，也能容纳并滋养跨越地域的中华文化表达。

科幻文学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成为香港文学另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势力。潘国灵的首部长篇《写托邦与消失咒》（2016），创造了一个“写作疗养院”的奇幻设定，探讨文字、记忆与存在的哲学命题，充满了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与后现代迷宫感。这类创作打破了写实主义的垄断，为思考香港的未来命运提供了寓言和隐喻的新空间。

非虚构写作也迎来风潮。黄碧云的《烈佬传》便是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历时七年探访）为基础的典范。此外，关于城市变迁、社会运动、家族历史的纪实作品不断涌现，文学与新闻、社会学、历史学的边界日益模糊，显示出作家介入现实的强烈企图。

本土性（Localness）的探讨从一种情感诉求，日益深化为具体的美学实践与出版行动。在诗歌领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诗歌在商业上始终处于边缘，但近年来却呈现出一种“喧闹”的复兴迹象。一批年轻诗人如周汉辉、关天林、池荒懸等活跃于《字花》、《声韵诗刊》等本土文学杂志，他们书写公屋、街市、移民经历，诗风多样，从抒情到实验不一而足。诗歌出版虽印量小、销售慢，却形成了一种坚韧的“反资本”生态，维系着纯粹的语言艺术探索。诗歌的活跃，可视为在高度资本化的都市中，一种保持精神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文化姿态。

步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香港文学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全球疫情、社会情绪的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数字媒介的深度渗透，共同塑造着文学创作与传播的新生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界定香港文学的价值与位置？2023年的一场研讨会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隐喻：香港文学是一个“容器”，一个“路径”，一片“园地”。作为“容器”，它汇聚了中华文脉（金庸）、文化综合（董桥）、生命意识（也斯、刘以鬯）等多种创作范畴，形成了别处难及的丰富生态。作为“路径”，它一直是中西文化、海峡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的重要通道。正如学者许子东所言，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这一定位，既肯定了其国家文学的属性，也珍视其独特的国际性与中介性。

文学代际的接力赛持续进行。前辈作家如西西、董启章依然笔耕不辍；中年作家如葛亮、潘国灵、马家辉处于创作黄金期；更年轻的“90后”、“00后”作家开始通过文学奖项、网络平台崭露头角。出版媒介也发生深刻变化。虽然报纸文学副刊空间萎缩，但独立出版社、网上文学平台、社交媒体上的创作与评论却日益活跃。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模式都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数码转向。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也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想象框架。作家们开始思考香港在与广州、深圳、澳门等城市联动中的角色，题材上出现超越地理阈限、追求更广阔历史与文化空间的叙事。这既是机遇，也带来挑战：如何在区域融合中保持香港文学独特的 voice 与关切，避免被同质化，将是未来创作的重要课题。

天星小轮靠岸，尖沙咀的霓虹将夜空染成一片温柔的紫红色。手中的《香港文学》，那些文字却仿佛活了过来，与眼前这座城的夜景重叠。近三十年的香港文学，恰似这维多利亚港，表面上波澜起伏，内里却有着深邃而复杂的洋流。它从“失城”的彷徨中启航，在“我城”的建构中确立自我，在众声喧哗中拓展边界，如今正驶向“容器”与“路径”所指向的、融合与自持并存的未来。

文学不会提供简单的答案，但它记录问题、保存记忆、激发想象。从黄碧云笔下底层人物的挣扎，到董启章哲学地图上的城市考古；从马家辉江湖传奇中的快意恩仇，到年轻诗人诗句中对日常的细微捕捉；从《香港文学》杂志三十多年的坚守，到网络空间中新锐的尝试……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香港回归后近三十年的文化心灵史。它告诉我们，这座城的灵魂，既在于其国际都会的繁华表象，更在于其市民用母语书写时的每一次犹豫、每一次坚定、每一次创新。

墨水为舟，文字为桨。香港文学这艘航船，承载着一城的记忆与梦想，仍将继续它的航行。前方或许仍有风浪，但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在阅读、在思考，这艘船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因为，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是关于人如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努力理解自己、理解他人，并试图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而这，正是香港文学过去三十年、以及未来无数个三十年里，最动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