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我太难了

龙飞凤舞

　　1967年10月中旬，党中央终于发布了“停止武斗，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各派逐渐停止武斗，开始陆续返校。到了1967年底，绝对多数的学生返校，征兵工作也就此开始。 ‌

1968年的征兵除了执行《兵役法》的相关规定以外，更加强调“面向工农兵”，优先征集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优秀青年。

别看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我是逍遥派。可是到了征兵的时候，我比谁都积极。稍加思索，我就写了申请书——

“敬爱的领导；敬爱的首长：

1967年底，武斗终于熄火了，我们回到了校园。眼下征兵的消息传来，我心里的精忠报国的劲儿一下子涌了上来，郑重写下这份入伍申请书，志愿参军入伍。

有诗为证：

征兵喜讯暖心田，

面向北京发誓言。

永远跟党志不移，

誓死捍卫我河山。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若得沙场杀敌去，

不破楼兰终不还！

我一心想穿上军装，跟着党走、为国出力，哪怕奔赴战场、流血牺牲，也绝不退缩。只求能投身军营，扛起钢枪保卫祖国山河，不达报国之志，绝不回头！

申请人：王绍福

1967年12月日XX日”。

写完了申请书，我第一时间就呈交给了革委会领导。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参军不仅是青年最光荣的选择，更是我改变命运、践行理想的唯一出路，因此从递交申请的那天起，我便期待着体检通知的到来。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左等右盼，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一向自尊心极强的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在那个特殊年代，征兵的话语权应该集中在革委会，但是，革委会是大联合后的结果，各派都各持己见。为了打探消息、争取机会，我放下身段，先是主动向造反派头头示好，小心地询问征兵相关事宜，却只得到含糊其辞的敷衍；继而又转向保皇派头头套近乎，试图从另一渠道获得转机，可依旧毫无进展。两派虽然各持己见，但是对我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不待见我，让我的努力一次次落空，让我的情绪低落，感觉到了参军的梦想就要化为泡影。

就在我们几近绝望之时，与我交好的魏鲁田同学悄悄找到我，他压低声音告诉我：“如今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你去找工宣队领导试试，还有希望。”这一句话，真的是指路明灯，令我倍受鼓舞。

我遵照魏鲁田的话，找到了工宣队领导办公室。面对领导，我抛开所有顾虑，推心置腹地讲述了自己的参军心愿，表达了渴望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我的真诚与执着终于打动了领导，他听完后沉吟片刻，答应会向革委会如实反映我的情况，为我争取体检的机会。

紧接着，我又拜访了所有能想到的关键人物，一遍遍重申自己的参军决心，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我正在四处奔走想办法的关键时刻，革委会突然派人通知我参加体检。那一刻，我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压在心中的石头暂时落了地，感觉到我的参军的梦想终于触手可及。

我正在梦想着参军以后的事情，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最终首长带人把兵接走了，却没有接走我。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一盆冰水从头浇下，让我的满腔热血瞬间凝固，所有的期待、努力与喜悦在这一刻化为泡影。

我的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同学中，只有魏鲁田对我一如既往，再就是有几个逍遥派还能够安慰我一下。他们一再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还强调前面还有许多条路任我选择，没有必要在参军问题上较劲。可是，我看到我曾经的成绩，再想看到光明，就感觉我太难了。

1968年1月20日，我年满18岁，几位同学陪着我到松花江畔，给我拍下一张照片

小学毕业，我获得优秀毕业证书；参加全市统一考试，我考上了吉林市五年一贯制实验中学；参加实验中学中段考试，我晋升四年级继续学习。同年，我基本学成了长穗双剑，人称“龙飞凤舞”。正在设想将来考上国家重点大学，学什么专业更适合我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令人始料不及。

学校停课了，学生都去破四旧、立四新，批斗地富反坏右、继而批斗老师、校长、党支部书记直至各级走资派、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等等，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却逐渐地减少了参加运动的时间。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武斗正式开始。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化解不了的仇恨，要互相打打杀杀？明白这个道理，我退出了保皇组织，又拒绝了造反派的邀请，一心逃避武斗，先躲到了关内；武斗在全国广泛展开，我又躲回了吉林市近郊。为此，返校时，哪一派的同学都不待见我。我太难了！以至于、甚至于连参军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我真的是太难了！

……

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结束了，我的事情才有了结果。我虽然未能穿上军装，却在总后下属单位找到了归宿。没有戎装在身，我却始终以军人般的赤诚与坚守，无论份内份外，我尽力做好每一项后勤保障工作，出了我应尽的力量，实现了当年报效家国的心愿。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以半个军人身份献身保家卫国的事业，再难也没有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