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姓读《周氏家世》

谱牒收藏家

引言：

即墨金口周家屯周氏，亦称即墨雄崖守御所周氏，明初先祖自扬州军籍来即墨雄崖所戍边（主要任务是抗击倭寇）担任实职百户并世袭。

自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中期奉调分屯守堠，自雄崖所移至今即墨金口周家屯。明朝结束后，雄崖守御所周氏成为平民。清初，十一世祖新法公隐居不仕，提出“以耕读为家范”的家训，体现了家族对文化教育的基因传承。现将与“家族源流”相关研究发表。

山东即墨雄崖所周氏家族：基因与族谱互证下的迁徙史与寻根展望

一、 核心发现：

基因与族谱的完美互证通过对比23魔方家族基因检测结果与家族谱牒记载，让我们科学了解山东即墨雄崖所周氏家族迁徙史。

基因证据 ：该家族的Y染色体遗传标记为 O-MF568935。该支系的共祖时间约为360年前（明末清初），是一个典型的形成于山东即墨的地方性周氏家族。

族谱证据 ：据族谱记载，家族先世自宋代以来隶籍南直隶扬州府。元末吴元年（1367年），始祖“广陵公”由扬州周家桥从军，后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调任山东雄崖守御千户所，任世袭百户，自此落籍。

关键互证 ：基因测得的明末清初共祖时间（八世祖）（O-MF568935），与族谱记载的明初始祖（广陵公）落籍雄崖所的时间点衔接有序。

这清晰地表明， O-MF568935 标记的正是明初始祖在雄崖所开枝散叶后，于明末清初形成的生物学上最晚近的共同祖先。族谱记载了家族的“开基始祖”，而基因标记则锁定了家族的“生物学奠基人”。

二、 历史脉络重构：

从扬州周家桥到山东雄崖所基于互证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重构家族的历史脉络：

1. 宋代：定居扬州家族更早的根脉——遗传标记 O-MF282025 （O-MF568935的上游节点） 的共同祖先生活于唐代初期（约公元665年）。其一支后裔最晚在宋代已定居于扬州府，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

2. 元末明初：始祖的军事迁徙1367年，始祖“广陵公”从扬州周家桥投身明军，先拨调至广陵卫（扬州），后于1404年正式调任山东雄崖所。这一事件是家族从扬州北迁山东的决定性节点。

3. 明末清初：雄崖所家族的巩固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到明末清初，家族中一位男性的后代其Y染色体上产生了 O-MF568935 这一新突变。标志着雄崖所周氏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独立支系正式巩固。

三、 支系关系界定：根脉与分支

O-MF282025 ：代表整个家族的唐代根脉。所有分散在山东、江苏等地的宗亲，均共享这位远祖。

O-MF568935 ：是唐代根脉上，经过明初“扬州周家桥 → 从军 → 雄崖所”这一特定历史迁徙后，明末清初之际在山东形成的标志性地方分支。

四、 寻根展望：

寻找宋代扬州“老家”的亲族族谱中“自宋以来，隶籍扬州府周家桥”的明确记载，使得寻找宋代亲族的可能性大增，且目标极为清晰。

寻根概率 ： 有可能性。关键在于找到Y染色体同属 O-MF282025 大家族，但不属于 O-MF568935 分支的男性个体。他们极有可能是明初始祖“广陵公”留在家乡的兄弟或堂兄弟家族的后代。

不利因素：清兵入关及后续对日抗战期间后对扬州的破坏都极大，居民变动大。

核心寻根区域（按优先级排序） ：

○ 最核心区域 ：江苏省扬州市，重点结合已知历史地名“周家桥”周边明初之前就开始居住的周姓。

○ 重要区域 ：扬州市其他区县及紧邻城市（如泰州、镇江）。

○ 探索区域 ：关注现有基因数据库中，籍贯为河南、江苏等地的其他O-MF282025下游支系成员，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在宋元时期从扬州外迁的宗亲。

结论利用现代基因检测技术与传统族谱文献，让我们更多信息了解了山东即墨雄崖所周氏家族自明初以来的迁徙与发展史。将寻根问祖的目标进行了科学理性的分析。O-MF282025 代表整个家族的唐代根脉。O-MF568935即墨雄崖周氏家族基因的确立，也有利于清朝以后迁徙到外地，特别是迁徙到承德、东北地区的族人，进行寻亲归宗。

吴丽娱女士，1949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隋唐五代史与敦煌学研究专家。

她撰写的书评：读《周恩来家世》辨绍兴周氏族谱中的真伪问题，刊登于1999年第3期《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书评中，吴丽娱女士指出：“此书所引用的族谱等并不可靠，有的属伪作；同时指出，唐宋后历代所修谱牒普遍存在作伪问题，使用古代族谱家乘必须进行辨伪工作，不可轻信并以之为据。”

一、谱序真伪吴丽娱女士重点辨析了两篇关键谱序（朱熹《克顺公紫岩谱序》、周恪《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的真伪，指出其均为后人托名伪作，核心问题及理由如下：

1、朱熹《克顺公紫岩谱序》的问题及理由时间与史实矛盾，存在时空颠倒：序文题署时间为1196年，但内容提及“伯五、伯八、伯九迁南郭”，而据族谱记载，伯九周恪迁居南门是1240年的事，1196年的朱熹不可能预知后续迁徙事件。 《周恩来家世》一书的编著者认为朱熹序文参考了李大同《周靖墓志铭》，但李大同中进士在1223年，作墓志时间更晚于中进士，而朱熹死于1200年，不可能看到死后多年才出现的墓志，存在明显时空颠倒。 人物交往逻辑可疑：按世系表，周敦颐曾孙周直卿与周靖是同辈从兄弟，朱熹与周直卿有来往，依亲属交往惯例，最多延伸至子侄辈，不可能与周靖的曾孙（伯字辈）有过从，交往关系不合常理。 回避周敦颐的理由不成立：《周恩来家世》一书的编著者称朱熹因1196年党禁高峰不敢提及周敦颐，但朱熹一贯推崇周敦颐理学，党禁期间仍坚持讲学，未改变立场；且谱序是“藏之家柜”的私人文字，若周靖确为周敦颐曾孙，朱熹无理由刻意回避，此解释不符合其行事风格。

2、周恪《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的问题及理由 内容与题署年代不符，预知未来事件：序文题署作于1225年，但提及“周勤次子迁剡之开元”（1255年）、“周和任大理卿”（1233年）、“周恪迁南门并致政”（1240年后）等事件，均发生在1225年之后，周恪不可能预知二三十年后的事，对宋代官制认知错误：序中称周谨任“行军司马”，该官职在北宋为从八品散官，多安置贬降官，南宋已几乎不存在，无故授予周谨不合制度；称周恪由“宣义郎（文阶官）迁殿前承旨（宋初武阶官，991年已改名）”，文武官换阶有严格规定，且“殿前承旨”南宋已无此名，明显违背宋代官制常识。 无独有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郭齐、尹波刊登在《儒藏论坛》第十四辑（2020年5月）中的《“朱熹谱序”五篇辨伪》一文，同样认为《诸暨周氏谱序》、《诸暨南门周氏宗谱序》等五篇所谓朱熹之序作伪，详见下文。

二、墓志铭真伪吴丽娱女士认为李大同的《周靖墓志铭》是唯一明确周靖为周敦颐四世孙的材料，但仍指出其存在多处可疑之处，理由如下：官制与纪年矛盾：墓志称周靖在1133年（绍兴癸丑）任“国子正录”，1134年任“国子博士”，但据史料，南宋初国子监曾罢置，绍兴三年（1133年）复置时未设“正、录”官职，直至绍兴十三年（1142年）才增设，而此时周靖已去职还乡，任职时间与官制设置史实不符。

地名无考，来源可疑：墓志提及周靖“世居祥符之东镇关”，但遍查《元丰九域志》等宋代权威地理书籍，祥符县（属开封府）无“东镇关”这一地名，且祥符县地处平原，关隘设置极少，该地名真实性存疑。 与其他文献记载矛盾：若墓志为真（约作于1234年前后），周靖之子周克顺、孙周恪理应知晓其与周敦颐的关系，但后续1255年后编造的《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仍称“我族繁衍未详”，未引用该墓志作为关键证据，逻辑上无法自洽。 存在作伪可能性：墓志自述作于周敦颐去世160年后（非《周恩来家世》一书所说的100年），期间经历宋室南渡、战乱频繁，谱牒散失严重，假冒认亲现象普遍，周和可能自编家世，李大同存在“以讹传讹”的可能；对比三篇文献（朱熹序、周恪序、李大同墓志），题署年代越晚，关于周靖官职、与周敦颐关系的记载越详细圆满，符合“层累地造成古史”的作伪特征，进一步佐证其可信度不足。

吴丽娱：读《周恩来家世》辨绍兴周氏族谱中的真伪问题——兼谈如何科学使用古代族谱家乘 郭齐、尹波：《“朱熹谱序”五篇辨伪》．书评．

读《周恩来家世》辨绍兴周氏族谱中的真伪问题

-﹣兼谈如何科学使用古代族谱家乘

吴丽娱

提要：《周恩来家世》一书征引方志、族谱、墓志等材料，考订周恩来家族世系，提出其出身的绍兴宝桥周氏始祖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本文进行详细辨析考证，指出此书所引用的族谱等并不可靠，有的属伪作；同时指出，唐宋后历代所修谱牒普遍存在作伪问题，使用古代族谱家乘必须进行辨伪工作，不可轻信并以之为据。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百年之际，读到由李海文、张能耿、周秉宜等主编的《周恩来家世》一书。此书从研究周恩来的出身家族出发，详细地排比叙述了有史可考的周氏祖先世系，及有关的周恩来内外家族亲属事迹。书中征集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族谱、墓志等材料，以及报刊文章、照片与采访记录等，许多尚属首次发表。本书编著者抱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在陈述有关人物事迹及与周恩来的关系时，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使得本书具有了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各种族谱、家传的综合利用，使得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出身家系，有了比较完整而清晰的面貌。而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

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家庭结构，及中国人重视家族渊源和延续的文化心理，使族谱、家传的修撰可以上溯至上古周秦而相沿至今。记载一家一姓的族谱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儒家思想与精神在社会中传播的具体表现。近年以来，关于族谱、家传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但将族谱、家谱研究与今人事迹相结合的著作尚不多见。本书通过对周恩来家族世系和家庭成员事迹的详尽阐述，儿时及青年时代所受来自家庭及家族的教育、影响与熏陶，因家族变故而受到的锻炼，以及周恩来本人对家族谱系、家庭成员的承认与尊重，清楚地呈现了周恩来个人生活经历的另一侧面及其重视传统、尊重历史的态度。使人对于形成周恩来人格的深厚传统文化底蕴有了切实的认识与了解。它的写作和出版，说明编著者抛弃了以往关于阶级出身的简单化概念，而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绍兴周氏族谱完整、丰富，在现存家谱、族谱中具有典型意义。本书作者用力于此，可能引起人们对周氏族谱乃至各地族谱、家谱的重视。不过，本书对族谱的运用也令人感到有某些不足。本书从某种角度说是关于周氏族谱家系的研究，应当注意到这些世代流传的族谱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考证辨析，而不应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轻易相信。本书的编著者对此显然注意不够。笔者愿就周氏族谱存在的一些疑问提出看法，以与编著者交流。

这里，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历代谱牒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族谱、家传的修撰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郑樵《氏族略序》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谱牒之兴，据说始于殷商，但正式出现，应在周代。两汉之际，谱牒已长期存在官谱、私谱之分。魏晋门阀士族制发展，"选士而论族性阀阅","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世资、门第、姓氏成为取士的唯一标准2，谱牒成为别贵贱的依据，而私谱复为官谱之基。世家大族修撰私谱由此更加盛行。

隋唐以降，取士标准发生变化。唐太宗修《氏族志》,"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其结果便造成了门阀制解体而"冠冕之家兴衰不一","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的局面。世人也开始因姓氏而攀附。唐人柳芳即明确指出："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所以修《新唐书》的宋祁批评唐人"公靡常产之拘，世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至于封爵，亦复如是""。可见由唐至宋，利用姓氏相同来作伪，编撰自己的谱系，已经成了社会风气。这样一来，唐以前人所重之姓氏、郡望，

唐代以后便逐渐变得不值钱了。后世的族谱、家谱便不能单纯以姓氏来标榜门第，而是往往千方百计挂靠上某位或有权势，或有声望的历史名人以提高家族地位。这种做法差不多已成为宋以后编纂族谱、家乘乃至墓志的共性。

绍兴周氏族谱显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本书编撰者首先便指出周恩来出身的绍兴宝桥周氏始祖是宋代理学家、曾著有《爱莲说》的濂溪先生周敦颐①，认为通过诸暨紫岩周氏﹣﹣诸暨南门周氏﹣﹣绍兴周桥周氏﹣﹣绍兴后马周氏﹣﹣绍兴宝桥周氏这样的迁徙与传承关系，可以上溯至周敦颐的四世孙周靖。以下便是书中列示的周敦颐至其七世子孙的世系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寿（下略）

周敦颐 ↑→（下略）↑勤→

↓→焘→□→靖→亥→谨→

↓→（下略）↓和

六世 七世

勤→荣 行伯一

↓→华 行伯二

↓→茂 行伯三

谨（克顺）→治 行伯五

↓→门 行伯八

↓→恪 行伯九

和（克贵）→雍 行伯十一

表中作为周氏四世孙的周靖，其事迹与传承，族谱均有记载，由于他是周氏建炎随扈南迁的第一代，所以也往往被周氏各分支族系奉为始祖。而绍兴周氏与周敦颐的关系，关键在于证明周靖是否真为周敦颐的四世孙。

本书作者论证周靖与周敦颐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被收入《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署名为（南宋）李大同作的《周靖墓志铭》，以及保存于《越城周氏支谱》，题为"晦庵朱熹叙"的《克顺公紫岩谱序》（此文也见于《诸暨宗江周氏宗谱》，题为《南门周氏谱序》。其中李大同的《周靖墓志铭》是唯一明确说身为"诸暨紫岩族始祖"的周靖是周敦颐四世子孙的。其文述撰写之由：在馆阁时，即倾慕周濂溪，欲与其子孙交而不获。"一日，大理寺周子和以著作陈耆卿氏书，求铭其大父国子博士墓上之碑，因阅其家世，则开封之子，而开封之子则濂溪之孙也。"

据墓志所言，周和之"大父（祖父）讳靖，字天锡，其先本南康人，自其先君彝起家至开封，因留居祥符之东镇关。思陵（即宋高宗）南渡，博士（即靖）从以迁，因侨居于杭，再迁而为诸暨人。"周靖死于隆兴癸未年（1163年），享年62岁。

另一件题朱熹作《克顺公紫岩谱序》，并未提到周敦颐，但提到周靖。内中叙曰：

予观周克慎之世系，本出姬姓。黄帝之裔，以国为氏，绵千余年，支分派别，蔓延天下，而尤望于河南。至始迁祖讳靖，字天赐（锡），世居祥符，为国子正录；扈跸南渡居杭，迁于诸暨，历四世祖；伯五、伯八、伯九迁南郭于今，凡几世矣。其谱系所集，灿然明备；先世之泽，至今赖以不堕者，克慎之力也。

此序末题："大宋庆元岁次丙辰秋月中浣晦庵朱熹叙。"

对于以上两文，《周恩来家世》一书编著者认为，由于前一文的作者李大同是"南宋嘉定的进士，嘉定年间是1208-1224年，距周敦颐去世仅一百年，此时周敦颐已被尊为理学（道学）鼻祖，一般人也不敢冒认其后代的"，因此碑文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题为朱熹的序文，编著者据文末所题"大宋庆元岁次丙辰"，认定应写于1196年，"是朱熹离开杭州的第三年。朱熹迫于反理学的形势，文中没有提到他所尊敬的周敦颐，但是提到周敦颐的四世孙周靖。那时李大同为周靖写的墓志铭一定还在，在墓志铭中将周靖与周敦颐的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也不必朱熹赘述。"由此可见，编著者认为两文可互为补充，并对所述事实完全相信。书中并一再引用后世族谱及世人沿用其说的情况，以证明其可靠性。但是，关键在于，李大同的墓志及朱熹序文究竟是否可靠？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朱熹的序文。这篇序文并不见收于《朱文公全集》，这已经使它的真实性画上了问号。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它的题署时间与所述内容方面的出入和矛盾。如上所述，此文被收在两个不同的族谱中，有两个不同的题目，其一为《克顺公紫岩谱序》，一为《南门周氏谱序》。周氏自周靖迁居后，至其孙克顺公周谨一直住在诸暨紫岩，至周谨子排行伯字辈的兄弟才迁居诸暨南门。所以紫岩谱与南门谱分别为父子两代所作。在确定朱氏序文究竟为何者所作的问题上，编著者认定是前者，理由是据《越城周氏支谱》中所录题伯九周恪所作《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末题"宋宝庆致元乙酉仲春望日，四世孙恪谨序"。宝庆元年即1225年，时在朱熹序后29年，两者在年代上的差距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为同一事而作。但是，编著者也同时注意到："从文中看，此时周谨（克顺）的儿子伯五、伯八、伯九已迁居南门，伯九周恪与朱熹友善，常通书信。"也就是说与朱熹来往的是伯字辈兄弟。这里，我们并不想就序文为何者而作进行辨析，我们想知道的仅仅是1196年的朱熹能不能看到序中所说"历四世祖，伯五、伯八、伯九迁南郭于今"的事实。

根据族谱所列的上述周氏世系表，伯五等的祖父是周亥，父亲是周谨，也即周克顺。根据一般的惯例，伯五等从紫岩迁徙到南门，一定是在其父祖亡故之后，否则周氏后世子孙也不会将他们这一辈视作南门始祖。但是，本书关于周亥的记载说，他绍兴八年（1138年）20岁中举人，卒于89岁。根据这一记载来计算，周亥应卒于开禧三年（1207年），也就是说，朱熹作序时，周亥还没有死。至于克顺公周谨，生卒年虽不详，但在庆元丙辰朱熹为其家谱作序时，恐怕也应当是活着的。即使他们都死了，伯五兄弟等彼时也不会已迁徙南门。因为本书根据族谱已明确说明伯九周恪是"宋绍定五年台332年）进士，授翰林殿前承旨，宋嘉熙四年（1240年）随兄迁居南门。"伯 九迁居南门，是1240年的事，1196年的朱熹又如何能见得到呢？

其次，作者指出朱熹为周氏族谱作序，是因与伯九有来往。而以伯九周恪名义作的《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说到自己"从兄治，共居之，世与廖枢密亲谊，暨晦庵先生友善，书札往复，及家刻警禄，皆摹石，位列于图，以家藏旧书考正异同，我族繁衍未详。"也表明是因他与朱熹相识，才有了请朱熹对家谱"考正异同"之事。但朱熹事实上是否有可能与其兄弟辈相来往呢？

按《朱文公全集》收朱熹纪念周敦颐的文章共10余篇，多作于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年）。这些文章不仅表达了朱熹对周敦颐思想学术之景仰，也反映了他对周敦颐事迹与个人生活的了解。如《濂溪先生事实纪》就是关于周敦颐个人经历的介绍，其中也涉及他的家庭。而淳熙六年（1179年）秋八月甲午《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一文内称："濂溪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尤表明朱熹与周敦颐后辈亲属有所往来。不过按本书所列世系表，周直卿父是周靖父（彝）之亲长兄。周直卿是其次子，下尚有二弟。周直卿与周靖是同辈从兄弟，即使年龄略有差异，也不会相差甚多。凭朱熹与周家的关系，既与直卿相熟悉，则来往者也应当是其兄弟，最多至子侄辈，而轮不到曾孙。说朱熹与伯字辈兄弟有过从，实在令人感到可疑。

再次，本书编著者认为，朱熹之所以没有在序中提到周敦颐的一个原因是"那时李大同为周靖写的墓志一定还在"，也就是说，认定朱熹的序文是写于李大同作的墓志之后。这就又一次犯了颠倒时空的错误。我们且不说李大同是朱熹的学生，学生的文章会不会写于先生之前，并被先生依之为据；就说编著者已经知道朱熹是死于庆元六年，也即1200年，而李大同中进士却是在嘉定年间，也即1208-1224年（据《宋史·李大同传》，准确时间应是嘉定十六年，也即1223年），李大同文中既提到受委托作墓志事是在任职馆阁后，则其作文时间就至少不会在中进士前，那么，朱熹何能在死了多年之后，还看到李大同写的墓志？换言之，如果朱熹真的是在1196年为周氏族谱作序，又怎么会有李大同的墓志同时存在！

朱熹的序文既与李大同作墓志无关，则熟知周敦颐家世的朱熹如何能对周靖、周克顺之祖先无语及之，而仅以周靖为周氏"始迁祖"呢？

复次，本书编著者提出朱熹序中对周氏之祖含混其辞的另一原因是1196年正当宋朝党禁的高峰，朱熹"迫于反理学的形势"，故不敢在序中提到周敦颐。这一点也令人不敢认同。因为朱熹对于周敦颐及其理学的推崇和宣传是一贯的。《宋史．朱熹传》称，党禁兴起，朱熹去国。"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制其非党。"但是朱熹怎样呢？据说他"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由此可见，朱熹不但立场未改，也对党禁无所惧怕。更何况如为周氏族谱作序乃是藏之家柜，并不是公开宣言。如果周靖真是周敦颐之曾孙，对周敦颐如此景仰的朱熹又怎能一句不提呢？即使朱熹惧怕党禁，身为周氏子孙的伯九周恪为什么也对周敦颐一句不提，反而在自作的《梅轩公家乘》序中说什么经过朱熹的考证，"我族繁衍未详"呢？须知按此文题署的年代，这时已是宝庆元年，也即公元1225年。党禁已被解除，理学重放光辉，身为周敦颐子孙何等荣耀，家乘自序不提，岂非咄咄怪事！

据以上几点，所谓朱熹为周氏所作族谱序文是后人托名伪作的嫌疑很大，以之作为周靖是周敦颐子孙的凭据显然是不可靠的。

不但如是，证实朱熹为周氏考证谱系的题周恪作《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也有可疑。此文署明作于"宝庆改元"，也即1225年；但其文中提到祖亥"生三子，曰勤、谨、和。勤生三子，长居盛厚，次迁剡之开元，季赘山阴阮港唐氏，因冒其姓而居焉。和登进士，任大理卿，生二子，归隐江大。谨，吾父也，任行军司马，娶廖氏，讳淑，生三子：长曰治，行伯五，迁居南隅。仲曰，行伯八，赘本隅金氏，受宣义郎宁国府教授。季即恪，亦叨宣义郎，迁殿前承旨，奉诏致政，从兄治，共居之。"内中也有几点与所署年代不符。一是说周勤次子彼时已迁剡之开元。据本书叙周勤次子"伯二，名华，宝三年（1255年）迁嵊县西门开元"。二是说周和"登进士，任大理卿，生二子，归隐江大"。周和登进士在绍定元年（1208年），但据本书任大理卿已在1233年，"归隐江大"当更在其后。三是周恪说自己"亦叨宣义郎，迁殿前承旨，奉诏致政，从兄治，共居之。""致政"即去官。据本书，恪"行伯九，字诚夫，号梅轩，宋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授翰林殿前承旨，宋嘉熙四年（1240年）随兄迁居南门。"恪既已"奉诏致政"，且"从兄治，共居之"，也就是已迁南门，时必在1240年以后。本书关于上述年代的记载多来自《越城周氏支谱》或诸暨宗江《周氏宗谱》等各类族谱。如果这些记载不误，则上述三事发生的时间无一不超过该序成文的1225年。其最晚者，甚至已过了宝三年，即1255年。周恪在作文的1225年当时，怎么可能预知二三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此点与文中所述他和朱熹的交往，显得同样荒谬可笑。

另外，此篇序中提到周谨（克顺）任行军司马，及周恪由"授宣义郎，迁殿前承旨"的官职也反映序作者完全不了解宋代官制。行军司马即节度行军司马，在唐后期虽为节度使参佐，至北宋却变为从八品散官，多用以安置贬降官，且往往不许签署本州公事，徽宗朝甚至规定只给半俸。这样的官不会无故而授，且至南宋也几乎见不到了。周谨怎么会任这种官呢？至于宣义郎，是北宋元丰乃至南宋政和以后的文阶官，殿前承旨却是宋初的武阶官，至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即改为三班奉职，两者不在一个时代。而且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文武官之间的换官或换阶是件大事。某种文阶官对应换某种武阶官，或者相反，武阶官换文阶官，制度上都有严格规定。武官换文官要经过考试，文官换武官一般情况亦为人所不愿。即使可换，文官的宣义郎按阶品也只能换武官的从义郎，而不能换比它低的殿前承旨或三班奉职，否则就太委屈了，又何能称得上是"迁（升）"呢？更何况殿前承旨之名南宋已无，身为宋人的周恪怎么能不知道当时这些起码的常识！所以这件家乘自序为后人伪造的可能性也很大。

下面再来讨论李大同所作的周靖墓志。与前两文不同，署名李大同所作的这方墓志不但是唯一明确周靖与周敦颐关系的文字材料，而且涉及的年代事件似乎也较为合理与可信。如墓志提到在馆阁时受"著作陈耆卿"之托为大理寺周和作这件墓志。

"著作"者宋以前为秘书省（监）著作佐郎简称，著作郎则俗称"大著作"。查《南宋馆阁续录》，陈耆卿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至六年十月为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至端平元年（1234年）二月改任将作少监。而李大同则于端平元年除秘书丞入馆阁，五月即改任右正言。端平三年（1236年）以后又再入馆阁，相继任国史院编修，同修国史及实录院检讨、同修撰官等。是李大同与陈耆卿先后曾在馆阁，而其时间与周和任大理寺卿的时间（1233年以后）也大体同时。

不过，细研此墓志，仍有数点可疑之处。一是墓志载周靖是在銮舆南幸，定鼎临安的"绍兴癸丑（1133年）"之际，由"朝廷收采舆望，谓宜甄录，以表遗直，起为国子正录"的，而且在次年又被任为国子博士。不过这一说法，与上述《克顺公紫岩谱序》及《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不同。此两序之前者仅简单地说周靖"世居祥符，为国子正录，扈跸南渡居杭，迁于诸暨"。后者则说他"当宣和间登进士第，受太学正录，升太常博士朝散郎"。则似乎作正录及博士不必是国子监，又可能发生在南渡以前。查南宋初，曾罢置国子监及太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称："建炎三年四月庚申，诏国子监归礼部。"但不久又有恢复。同上书卷六六称："绍兴三年六月丁未，诏即驻跸所在学置国子监，以学生随驾者三十六人为监生，置博士二员。"国子监罢而复置的情况在《宋会要》也有同样记载。不过绍兴三年国子监虽复而置博士，却并不曾置正、录。直至绍兴十三年才有正、录之置。据《宋史·职官志》,"（绍兴）十三年，太学成。增置博士、正、录。"与此同时，国子监设置也增加。《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称："绍兴十三年五月壬申，诏国子监置博士、正、录各一员，学生权以八十人为额。"绍兴十三年（1142年）周靖已去职还乡，彼时当然不可能再任正、录。奇怪的是，两篇序文对周靖的任为正、录和博士采取了含混的说法，而李大同所作墓志却发生了纪年明确而事实不符的错误。作为当代人，且曾居馆阁之职兼修国史的李大同怎么可能在官制上发生这样的混乱，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二是墓志说周靖"世居祥符之东镇关"。东镇关地名遍查宋代地理书籍不见。宋代设关的地方较少。比较权威的《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北宋后期，对于路府军镇、关隘设置均有比较清楚的记载。卷一开封府祥符县下有"八乡。陈桥、郭桥、八角、张三馆四镇。有夷门山、蔡河、广济河、金水河。"无关隘设置。祥符县地处开封府平原地带，高山很少，夷门山也是因其平缓而得名。较近的关隘设置地仅见于汜水的行庆关也即虎牢关。祥符"东镇关"的地名不知得于何处，令人生疑。

三、假令此墓志为真，则据上述内容分析约应写于1234年前后。此墓志是应周和请求而作。周和与周克顺是亲兄弟。若有这方墓志周克顺不会不知道，其子也不会不知道。更何况墓志成文后要立碑置于墓上，那么居住较近的周氏族人也不会见不到。墓志是周靖一系与周敦颐关系最有力的证据。上文已论证过《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至少成文于1255年以后。当时如果已有这方墓志，那么为什么序文作者还要闪烁其辞地说什么"我族繁衍未详"，而且至少是1240年以后编造的朱熹《克顺公紫岩谱序》谈到周氏世系也是含糊带过呢？

以上三点仅是对李大同作墓志的疑问，也许还不足以对这篇墓志的真伪作出判断，但疑问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即使是真的，也并非没有李大同本人对于周氏族系作伪的可能。须知作这篇墓志的最早时间是1234年前后，这个时间距周敦颐去世的1073年不是本书编著者所说的100年，而是160年。这160年是宋朝历史发生大变故的时期。在金人南侵，二帝被掳，宋室播迁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家族破灭，人户流亡。宗族的分崩离析，谱牒、书籍、图录的散失亡佚当然更是在所不免。唐朝安史之乱中，代宗沈后不知下落。德宗即位后想方设法寻找生母，当时即有原来的宫女冒充之事，而沈后最终不知所终。这还是发生在当时当代的事，而且是皇帝的母亲。可以想见，南北宋之际，假冒认亲之事也不会少，更何况是隔了数代之后。所以，所谓"不敢冒认"周敦颐后代，恐怕只是本书编著者的天真设想。试想如果周和自编其家世，李大同自然也会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为之美化。但周和、周克顺的子孙们可能认为这样说漏洞太大，所以才又编出朱熹的序来为之弥合。

当然墓志由李大同本人作假只是一种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件序文及墓志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如下特点：三件文按题署的年代顺序，最早的一件是朱熹的《克顺公紫岩谱序》(1196年），其次是周恪的《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1225年），然后才应当是李大同的《周靖墓志》。然而，关于周靖本人的官职事迹，是详细程度依次递增；关于周靖与周敦颐的关系却是前两篇未及，而唯有第三篇才明确。给人的印象是，题署年代越在前者越简单粗略，越在后者越充实圆满。

顾颉刚先生早年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谈到古史的辨伪方法。他将《诗经》、《尚书》和《论语》记载的古史人物加以比较，发现禹的传说西周时就有，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流传起来的，伏羲、神农是在战国以后出现的。于是他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观点。解释这一观点时，他指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他的这一著名论断，被作为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而为学者所普遍接受。事实上辨伪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古代的经史子集，即较后的族谱、地方志虽取用材料未必相同，但伪造的方式却十分相似。除了顾先生所指出的材料愈在后者传说的人物，事实愈在前之外，罗根泽先生还指出战国诸子书有"伪托古人以坚人之信"一条，而这也是族谱中伪造先人或先人事迹所常见的。因此，使用族谱必须先做或同时做辨伪的工作。有的时候，将疑问提出并保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他幼年认为所出身的顾家是吴中著姓，自汉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自己一支的家谱只始于明成化中，又标上维亭的地名，似乎显得太狭隘。应与距维亭不远的鹿城（昆山）顾氏连为一宗，并根据顾氏某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余、勾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再从禹上溯到黄帝、少典氏，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几百几十世孙了。但后来才知道这种想法的荒谬，明白先人采取"所以宁维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的"信信疑疑"的态度，才是非常正当和正确的。

回到原题上来，我们认为，绍兴周氏族谱也同样存在以上所说作伪的问题。用题名朱熹、李大同作的族谱序或墓志及周氏历代留存族谱所记载的周敦颐为绍兴周氏始祖的说法，显然并不完全可靠及可信。正确的方法固然是一方面将前人的说法尽数拿出，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些说法进行详细的考订。而所谓详细的考订，也不是仅拿几件现存族谱简单对照，再加上一些古今名人的说法作旁证就可了事的。而是应将这些原始材料中涉及的年代、人物、史实逐一与其他史料进行对照比较。如果是属于后人托名的伪作，那就一定会在上述基本的年代、制度方面露出诸多破绽，而这些正是我们判断问题的关键。由于愈是年代久远而看起来愈圆满的说法，往往愈是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在使用宋元以前的族谱材料时，尤其需要非常谨慎。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王曾瑜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作者吴丽娱，1949年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0730]

（责任编辑：高世瑜）

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国知》第四册上编《战国前无私家著述说》。

"朱熹谱序"五篇辨伪

郭齐尹波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近年发现和披露的"朱熹谱序"五篇，未经甄别鉴定。论文经仔细分析考察，确定其皆为他人伪托，以正视听。

关键词：朱熹朱熹佚文宋明理学辨伪

石氏宗谱序

熹策甲第，仕同安簿，石君子重为同安丞；熹尝知南康军，石君子重亦知南康军，心同道契，相与讲究理学。越明年春，熹有事新昌，访石君于石鼓书堂，眷留弥月，乘间以重修谱牒见示。熹穷目历观，甚有感激。夫姓氏以人物为荣，不以人物为辱，彼区区改氏冒姓者何益哉。能言其祖，则子见称；不识其先，籍谈贻笑。甚矣，世系不可不明也。夫世系明逆顺之埋，别亲疏之分，封建之所以久长，统绪之所以继述，其有关于世教也至矣。古者别生列数，时则有著姓之书，分世系，叙昭穆而命小史；时则有姓氏之官，璇源仙派，绳绳有序，金枝玉叶，秩秩可考，故订正甚易也。自谱牒久废，源流无据，崛起草野之夫而求附圣明之后，生长夷狄之部而懵紊帝王之裔，噫，可慨巳！窃观石氏之相承，无非出于黄帝之后。考之史迁世表，至周成（武）王封康叔于卫，靖伯食采于石，受就石氏。春秋石磺为卫上卿，暨汉时石奋为赵国人。赵亡，徙河内。

汉兴，高祖召为小吏，升为中涓。孝文时，官至大中大夫。及景帝即位，以奋为九卿。奋子建、甲、乙、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国朝敬惮之。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后以上大夫禄老于家，孝谨恭敬，虽齐鲁诸儒皆自以为不及也。接踵登仕，世不乏人。八世孙浑尚书，昶东莱太守。又八世孙渊建安太守，从晋元帝渡江，家于丹阳，徙于会稽之新昌。讳元遂者仕至太保，厥子昉官至镇东军节度使，孙湘东都勾覆，渝吏部尚书。曾孙环苏州检校，琪殿中丞，延俸、延翰司空右丞，（五世）孙匡邺、匡建两副使，匡瑾太保，渥大理评事。六世孙显达盈朝，若待旦开府仪同三司（开义塾，筑三区），身自设教。明道先生尝寓馆，谨诊道学。登科甲者七十余人，学行鸣于东南，可谓盛矣。噫，世人以一己之见论他人之谱牒，难矣。虽然，不可不论也。先哲姓氏之权出于上，易明；后世姓氏之权出于下，难考。以国赐姓，为鲁为宋。以谥赐姓，为惠为宜。若司寇（空）、司马，以官赐之。若王孙、公孙，以字赐之。若东门、西门，以居赐之。石氏之姓，姓（其）来有自。衍及子孙，继承者众，前作后述，光彩焜耀。而改氏冒姓者，乃石氏之下风矣，乌足道耶。吾友石君子重讳整，为会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讳景淹，不仕。大父讳公孺，以遗逸召，授迪功郎。父讳维，赠朝奉郎。君自幼端恋警悟，年十二，刻意为学，昼夜不怠。年十八擢进士，与熹相好，托熹作文，以暴先人受氏之所自，公弼、斗文重修谱牒之意云。皆淳熙丁未八月望吉，友人新安晦庵朱熹书。

上文见清石右军《浙江新昌南明石氏宗谱》卷1，乾隆五十年（1785)庆云祠木活字本，题作"文公赠石氏宗谱序"。又见《暨阳石氏宗谱》卷1，题作"赠石氏受姓序"，朱火金、朱再康曾发表《新发现朱熹佚文七篇》于《朱子学刊》(2005年第15辑），文字小有差异。此录原文，将后一出处重要异文用括号标注于相关文句之后。

文云"熹策甲第，仕同安簿，石君子重为同安丞；熹尝知南康军，石君子重亦知南康军，心同道契，相与讲究理学"。朱熹似与石子重为同僚者，实则与事实相忤。朱熹为同安簿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二十七年（1157)，而据朱熹隆兴二年（1164）所作《答柯国材》书，是时与子重尚不相识，无同安相见之事。又《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有言："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与予善，除以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甿学子为寄，而君果不来"，是二人在南康亦并未谋面。又云"越明年春，熹有事新昌，访石君于石鼓书堂，眷留弥月"，新昌为南宋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市辖县，朱熹至此于淳熙九年（1182)是在浙东提举任上时。《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有言"当年奉使浙东，闻新剡饥民转入台境甚众，亟以属君。君即慨然以为己任，其得免于饥冻捐瘠而归者盖数百人。然其后予以事至台，则已不及见君而哭其殡矣"。显然此次在浙东二人也未谋面，"访石君于石鼓书堂，眷留弥月"纯属子虚乌有。又云"六世孙显达盈朝"，以飞黄腾达相夸耀，与朱熹的一贯思想南辕北辙。又云"明道先生尝寓馆，谨设道学"，此虽无从查考，然迄今未见于其他任何文献记载，多半亦为虚构。文末"吾友石君子重讳整，为会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讳景淹，不仕。大父讳公孺，以遗逸召，授迪功郎。父讳维，赠朝奉郎。君自幼端悫警悟，年十二，刻意为学，昼夜不怠。年十八擢进士"一段，则完全抄自《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伪迹昭然。据此，该谱序为他人伪作已明。

诸暨周氏谱序

夫谱何为而作也？谏谱赖以别氏族、明世系，俾昭穆相承、亲疏有序而作也。其有关风化，切于世教，孝子顺孙之尊祖敬宗、笃厚伦谊者，曷有重于此哉。且姓肇于周姬，巨族遍于天下，贤人君子，无世无之。第世远年湮，屡罹兵火，谱如弗继，渐至失传，史册虽昭，是故仁人君子必思夫水源木本之义，而倦倦于谱之辑欤。故先生程子曰："管摄人心，收系宗族，厚风化，笃人伦，使之不忘本，须是明谱。"由是观之，谱之所系大矣哉。熹自早岁私淑濂溪，读其遗书，每痛其缺扔，博求四方，一无所获。予至道州，访遗稿于其子孙，较世之所传者差多，然亦散乱而无序。迨至南康，拜神像，以慰夙昔私淑之心，因与僭撰祠堂之口。访求其遗书，于道州

稿简多一二，但《太极》《通书》混焉无别，而是谱殆亦未之见也。今公事至浙东，闻评事周仲宾濂溪之曾孙也，予访之，因以世谱示予。余历观之，迨至濂溪行迹，图《太极》于前，序《通书》于后，与余平日之所序者吻合。余不胜喜悦，而谓其实切于世教、有功于吾儒之书也。且其脉络分明、裔派昭晰，诚足以收系宗族、笃厚人伦于万世者。故予不待其求而乐焉为之序云。时淳熙辛丑年春三月，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进直徽猷阁新安朱熹序。

此序朱火金、朱再康曾发表《新发现朱熹佚文七篇》于《朱子学刊》(2005年第15辑），注明原载于戊午重修《十年派周氏宗谱》卷1。

序引程子之言颇为可疑。首先，朱熹指称二程从未有"先生程子"之称谓。其次，这段话见于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卷6，原文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若为朱熹所引，决不会断章取义，割裂原文，于"谱"字绝句，可见其不合。序云"熹自早岁私淑濂溪"，遍查朱熹文献，从未见此种说法。不但朱熹，其他人称"私淑濂溪者"也绝无仅见，应出于晚近人之捏造。又云"予至道州，访遗稿于其子孙"，此也与朱熹行实不合。朱熹平生两至湖南，一为乾道三年（1167）访张栻于潭州，共登衡山；一为绍熙五年（1194）知潭州、湖南安抚，均从未去过道州，文献记载，斑斑可考，足见其谬。又云"今公事至浙东"云云，据文末所署，时为淳熙八年（1181)春三月，此乃大谬不然。据朱熹行实，是年春三月朱熹尚在知南康军任上，所除新任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待次，至闰三月二十日方离任归。八月，方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而除直徽猷阁乃淳熙九年（1182）事，可见作伪者之无知。观此，该序必为后人伪托。

诸暨南门周氏宗谱序

谱牒之作，所以别宗支、明世系，诚士君子有家之要务也。其意起于黄钟，形于律吕。其法始于始祖，一世二世以至五宗九族，列为旁从之类。族有图，以别昭穆、明亲疏，而礼制丧服行焉，尊卑上下、等级隆杀设焉。予观周克慎（顺）之世系本出于姬姓黄帝之裔，以国为氏。绵千余年，支分派别，蔓延天下，而尤望于河南。至始迁祖讳靖，字天锡，世居祥符。扈跸南渡，为国子正录，居杭，迁于诸暨。历四世而伯五、伯八、伯九迁南郭，于今凡几世矣。其谱系所辑，灿然明备。先世之泽至今赖以不坠者，克慎（顺）之力也。彼（俾）同源分派，人易世疏，不有谱，将使宗支世系紊乱无考，其后世之弊殆有不可胜言者矣。呜呼，可不谨哉！宋（时大宋）庆元丙辰秋七月中浣，晦庵朱熹序。

此序见清光绪三年（1877）木活字本《浙江会稽越城周氏支谱》卷首，题作"克顺公紫岩谱序"。又见于《诸暨南门周氏宗谱叙》卷1，朱火金、朱再康曾发表《新发现朱熹佚文七篇》于《朱子学刊》(2005年第15辑），并有说明云："周氏谱叙系朱子在诸暨避难期间所撰。文中所言之伯九者，即周恪居诸暨南门，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远祖。南门周氏系四年派。"《朱子全书》第26册《朱子遗集》卷5据《定乡小识》卷13收人部分残文，仅"至始迁祖靖"以下数句，注明出《紫岩周氏谱》。

序云"至始迁祖讳靖，字天锡，世居祥符。扈跸南渡，为国子正录"。考宣统《诸暨县志》卷12载宋李大同所撰《天锡周君墓志铭》仅云"思陵南渡，博士从以迁，因侨居于杭，再迁而为诸暨人"，而所谓"从以迁"的具体情况是："已而靖康之乱，中外共忧，家国危迫。君孤远不恤，乃以宗社大计关白大臣，至欲投书阙下，庶几天子一悟。当事者呵之曰：'尔所言何事？而书之纸耶！'卒为其阻。君亦知势不可为，乃遂弃归。自是以来，环河南北鞠为戎马之区，大家右族弃骨肉、去坟墓，散之四方，君亦在播迁之中。绍兴癸丑，銮舆南幸，定鼎临安，百僚奔问，官守兆庶自芙以从，始自肩钱唐。朝廷收采舆望，谓宜甄录，以表遗直，起为国子正录。明年，进博士。"可见周靖是在宋高宗迁都临安以后才去投奔的，并未言其"扈跸南渡"。"扈跸者"，随侍皇帝出行至某处也。高宗南渡时，且不说周靖尚"在播迁之中"，即在皇帝身边，以一郴州录事区区小吏，也绝无随侍资格。若序文确为朱熹所作，怎会轻下"扈跸"一言？仅此足证该序绝非出于朱熹之手。况且靖官终国子博士，此仅言为国子正录，也有不符。至于言此序"系朱子在诸暨避难期间所撰"，更为无稽之谈。庆元二年（1196）党祸正烈，朱熹深居建阳，未尝越雷池一步，何来"诸暨避难"之事？

诸暨南屏杨氏《宏农真传序》

尝考传记，见晋时王谢之（子）弟虽遇先人只字必藏而法之，其才可知矣，而其出于君赐者又可知。唐之房杜首称贤相，仅立门户，遭不肖子孙荡废殆尽，尚可记先世之制诰哉。至于狄梁公后，持告身以谒狄青，尤不足言矣。厥后房杜子孙貌（邈）焉无闻，而王谢衣冠世济其盛，一能守与不守之间，而子孙之贤否以别。一子孙之贤否，而家世所由以盛衰也。宏农杨氏远出周封齐伯为杨氏之后，自子孙以杨为姓来，世有显著。如汉之关西夫子，唐宋之簪祖（组）相仍，皆子记述。盖杨氏以王谢有守之子孙自法，亦以王谢之衣冠望之，故乐为序。晦翁朱熹撰。

此序载1935年重修《南屏杨氏宗谱》，朱火金、朱再康曾发表《新发现朱熹佚文七篇》于《朱子学刊》(2005年第15辑），并说明云："据杨贞后裔孙杨煜新提供史料，杨氏始祖杨贞官系杭州清河令，与朱熹友善。其裔孙分居诸暨、浦江等县，诸暨南屏杨氏至今已延续至世，有裔孙余人。早在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朱熹巡视诸暨，进行救灾活动期间，由杨贞等人陪同视察。在游览五泄时，不但作有诗文，而且为杨氏撰写《宏农真传序》。该序的主要精神是以德为本，教育子孙是以德治家，是杨氏族人的传家之宝。"按，此文内容空洞，议论浅薄，所谓王谢衣冠、房杜子孙、狄公后人皆世人尽知之老生常谈，"世济其盛""簪组相仍"云云也绝非朱熹所肯言，故必为他人所伪托。

伍氏宗谱序

予尝仰观乾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敢不拱焉；俯察地理，昆仑惟华夏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敢不本焉。君亲一理，忠孝一道，忘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子所当慎终追远，不可一毫忽也。今阅伍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而懵然不知者，愧于伍氏多矣。宋淳熙已酉，龙图阁待制新安朱熹敬撰。

此序曾由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管委会主任闵正国以《新发现的一篇朱熹佚文》发表于《朱子学刊》2004年第1辑。作者说明云："笔者近年主持庐山白鹿洞书院管委会工作，在从事朱子与白鹿洞书院研究中，从白鹿洞临近的星子县白鹿镇玉家村伍家岭村民小组发现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编《伍氏宗谱》一部，上刊有朱熹于南宋淳熙己酉年（1189)为《伍氏宗谱》所作序文一篇。现标点披露于后，以供方家、同好考辨与研究。"按，此序又见于浙江金华周少雄所保存的1928年木活字本《太常周氏宗谱》，题为"太常周氏宗谱引"；又见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修《郑氏大宗统谱》，题为"重修荥阳郑氏世谱原序"；又见于刘以健藏《温陵刘氏宗谱》，题为"刘氏宗谱序"，束景南在《朱熹佚文辑考》、《朱熹佚文辨伪考录》中已辨其伪；又见于江西省都昌县志编修办公室提供的北山乡塘湖黄家保存的《黄氏宗谱》，题为"黄氏谱序",郭齐《朱熹新考》已辨其伪。

其实，此文出处远不止此，如又见于光绪十三年（1887）木活字本《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谱》，题为"刘氏宗谱序"；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起霞刘氏宗谱》，题为"刘氏宗谱序"；中华民国五年（1916)刻本《福建浦城刘氏族谱》，题为"刘氏宗谱前序"；中华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凤岗忠贤刘氏族谱》卷8，题为"刘氏族谱序"。以上这些出处的序文文字上皆大同小异，署衔或为朱熹从未担任过的"龙图阁待制""学士""宣谟阁说书""正籍翰林典"等职，撰文时间或为淳熙六年（1179)，或为淳熙十六年（1189)，或为绍熙五年（1194)，伪迹昭然。

除了署名朱熹作而外，此序尚有不少题名汪澈（或误彻）所作的出处。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浙江淳安安徽绩溪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宗谱·旧修谱序卷之一·宗谱旧题》；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江苏无锡锡山周氏世谱·周氏族谱序》；同治十三年（1874）铅印本《刘氏宗谱》卷2《刘氏宗谱序》；光绪十六年（1890）铅印本《锡山陈氏宗谱·题陈氏族谱序》；光绪二十一年（1895）铅印本《续修陈氏君实公支谱·题陈氏族谱序》；光绪三十一年（1905）铅印本《蓉湖柳荡刘氏宗谱·原序》；光绪本《延政王氏宗谱·三槐族谱序》；中华民国木活字本《江苏祝堂冯氏家乘》卷1《书冯氏族谱》;1928 年铅印本《桦川县志·题林氏宗谱序》等。署衔或为"大学士"，或为"端明殿大学士"，或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建康府事"，或为"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子太师、端明殿大学士、兼知枢密院事"，撰文时间或为南宋乾道元年（1165)，或为二年（1166)，或为六年（1170)，或为八年(1172)，或为九年（1173)，或为清乾隆八年（1743)。

考汪澈，字明远，饶州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高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寻除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除御史中丞，为湖北、京西宣谕使，拜参知政事。孝宗登极，命督视荆襄军马。除资政殿学士，与祠。乾道元年（1165)，复端明殿学士，知建康府。召知枢密院事，升枢密使。二年引疾，以观文殿学士奉祠。起知鄂州，移宁国府。四年，改知福州。乾道七年（1171）致仕归，八月卒，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爵鄱阳郡公，谥庄敏。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见《文忠集》卷30周必大撰神道碑，《宋史》有传。以上题名汪澈的序文，其署衔除"上柱国、太子太师"而外，皆与其实任职名相符。但细考年月，则多有不合者。如《周氏族谱序》署"乾道六年（1170）春正月之吉，端明殿大学士歙州汪澈题"，而此时汪澈正奉洞霄宫祠家居，无此职衔；《刘氏宗谱序》署"乾道九年（1173）春王之吉，端明殿大学士歙州汪澈撰"，此时汪澈已卒；《题陈氏族谱序》署"乾隆八年（1743）春正之吉，端明殿大学士歙州汪澈谨撰","隆"或为"道"之误，然同样此时澈已卒；《三槐族谱序》署"宋乾道元年，资政殿大学士知建康府事歙州汪澈题"，而汪澈除资政殿学士在隆兴元年（1163)，至是年已复端明殿学士；《书冯氏族谱》署"时乾道二年（1166）三月，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子太师、端明殿大学士、兼知枢密院事汪澈"，更为荒谬，其光禄大夫乃身后赠官，上柱国、太子太师则为子虚乌有；《题林氏宗谱序》署"乾道八年春正之吉，端明殿学士、兼知枢密院使歙州汪澈谨撰"，是时澈已卒；等等。由此看来，此谱序非但不是朱熹所作，连署名汪澈者亦属伪托。汪澈确有《周氏族谱序》，文云：

族谱名者，所以谱吾族之人，以尊吾之尊，亲吾之亲也。族不谱，则祖先存殁之日莫之知，葬埋之地莫之认，而吾身之所自出，将馁而亨，尊尊之道乖矣。族为亲疏之名分列，将远近降杀之服泽不识，而吾亲之一体如分者，将有同如路人，亲亲之道废矣。此族之所以不可不谱也。况周氏诗礼传家，簪缨继世，其尤之表者，又可无谱牒以会取之？故学士公以南渡之谱绘图列传，实作凡三卷六十条，庶几可以宗祀先祖，登拜坟茔，可以序昭穆，通庆吊，昭扬先哲，告诫后人，其于尊亲之义不为小补也。

周氏之子若孙，葛知其所当葛，而不认于所挽；亲知其所当亲，而不紊于其序，然后可以体祖宗之心而不负学士之意。爱书以为序。

该文见江西省博物馆陈伯泉所提供之馆藏钞本《周敦颐画像题跋》，署衔为"乾道元年十二月日，兼知枢密院事、醴泉观使汪澈撰"，其实亦甚可疑，因此时汪澈知枢密院事固不假，然安有同时任祠官之理？况且汪澈平生亦未尝任醴泉观
使。

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出为河南按察使，广东、山西布政使，擢山西、湖北、湖南巡抚，革职。起复陕西布政使，为广西巡抚。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兵部右侍郎兼署仓场侍郎，知武举，调户部左侍郎。次年卒，年六十。以上史实在《芝庭诗文稿·文稿》卷7《资政大夫户部右侍郎宋公墓志铭》、道光《苏州府志》卷86中有传。按，此序亦为伪托。上文列举该序最早出处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浙江淳安安徽绩溪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宗谱·旧修谱序卷之一·宗谱旧题》，而宋邦绥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足见其谬。

要之，此谱序究为何人所作，时难于确考，疑清初人为之。然署名朱熹、汪澈、宋邦绥者皆为伪托，则基本可以确定。家谱、族谱之类常不惜假托名人之文以重其事，百伪一真，不可据信。此序算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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