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知愁滋味——忆在北京一中的初中生活

徐海军

<p class="ql-block">时光流逝,已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即将谢幕的时刻了,活到了七八十岁的年纪,已心无旁鹜,无欲无求,但对青少年时代的往事,却记忆力深刻,也越来越强烈。前几年,我重游了我初中吋的百年母校北京一中,想看望一下当年陪伴我们3年的班主任王明昭老师,一打听,已过世多年了,是啊,从1965年初中毕业至今已经过去快60年了,我从末回过母校,同学们也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见过面,学校的面目已全非,完全没有少年时的印象。那时的大操场,在南北两个校区的西边,5个蓝球场,一个足球场,一中从建国到1966年一直是男校,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几千个男孩子,课余时间活跃在大操场,格外热闹。我记得教体育的绍先生和陈先生,带领一中足球队打遍北京市,很有点名气,我经常去跟着看球,像我的水平,连当时的班队也进不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矿业学院来一中赛球,竟然大学生也败给了中学生。大操场的东边是校办工厂,有木工车工实习项目,还生产过象棋等产品,我们实习吋拿着刻刀,刻着车、马、炮……。如今的大操场已成了宿舍楼。</p><p class="ql-block">说起一中,还真的有点自豪,它始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今380多年了,是清八旗子弟官学之地,1894年经整顿取名″经正书院",1912年,蔡元培先生对生源作了取消八旗,容纳五族的改变,结束了皇家学校的历史,改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这样说来,一中应该是北京最早最好的中学之一,但实际上一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能是算中等偏上,离东城区的二中、五中,西城区的四中,都有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大清亡了,这是笑谈,主要还是校址偏北,在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离市中心较远,生源参差不齐,解放后,优秀教师支援其它学校,流失了不少。当时我家住在六舗炕,从旧鼓楼大街北边的豁囗进去,向东不远就到了宝鈔胡同。那时候,城墙城楼都还没有拆,城墙上边杂草丛生,常有野兔、蛇等小动物出沒,墙根下是铁路线,还有货车过,放学后,我经常在铁轨上练习前进或倒退,看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掉下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刻苦学习的事情记不住多少,调皮捣蛋的事情倒记得不少。一次刘先生(那时无论男女老师,一律尊称先生)上课,一个学生把帚把放到门上,一开门帚把砸下来打到头上,刘先生是个女的,年纪不大,气得哭得回到教研室罢教了。我当时是数学课代表,只好出面赔礼去请。还有一次,语文先生讲作文时,一个叫许寄贤的同学脑袋比较大,聪明。一个叫候捷的同学,在作文时,写了″刚刚进屋,发现了一个问号式的大脑袋……″引起了课堂哄堂大笑,遭到了老师的严肃批评。刚解放时出生率高峰,哪家都有三四个孩子,沒有一个象现在金宝贝一样车接车送,我是1962年9月入校,竟分了10多个班,我在初一(七)班,学生有60多个,光初一的学生就有六七百人,家远的可以住校,可见当时的生源之旺。那时候,鼓楼的墙洞里有阅览室,有各种书刊杂志,我酷爱体肓、时政,因沒钱买报纸,一有空就跑到鼓楼去翻阅,最喜欢看的就是《新体育》杂志和体育报。鼓楼南边就是景山,郁郁葱葱,一次我和几个伙伴在山上扔石头,打游击,一块石头不小心打到一个光头的老头,老头急了问我们干什么?我说打游击玩呢,老头说,还打鸭子呢。出了城墙往北不远是青年湖,有个俄罗斯坟,用高墙围着,不识里面真面目。一个阴天,我和几个同学来到青年湖,用叠罗汉的办法,我踩着两个同学的肩膀爬了上去,陵园很大,据说是纪念牺牲在中国的苏联人建的,有不少的碑林碑庭,阴森肃穆,正看得入神,被守墓人看到了,大吼一声,吓得我连滚带爬跑了。那时候的教育,应该是德智体能全面发展,不像现在这样,追求升学率第一,在初中三年的时光里,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六铺炕商场卖过货,到东直门火车站运白菜,冬天站到垃圾车的踏板上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收集垃圾……。初中毕业时,国家也正在教育改革,除了上高中,也可以上中专中技和半工半读,上半工半读,每月还有13元补助,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思来想去,上高中天分不高,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考大学难度太大,也为了减轻家庭父母负担,最终报考了第五机械制造学校。</p><p class="ql-block">不久后,″文革"爆发了,一中成了重灾区,在半工半读近一年后也无工可做无书可读了……。</p> <p class="ql-block">当时的校长徐楚波。教育家。从1949年到1976年,执一中牛耳长达27年,不要说在北京,在全国担任校长如此27年,也不多见。徐校长逝世后,叶圣陶主持,赵朴初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可见一斑。</p> <p class="ql-block">这是初中三年,班集唯一的一次去北海公园合影。班主任王明昭老师站在后排左一的位置。</p> <p class="ql-block">懵懂少年。(右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