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昌源”掌柜方春山

诗书剑

写在前面

我的父亲王鸣岐遗留下来一本于1940年启用的笔记。笔记中的多数内容，是他为义昌源百货批零店起草的书信原稿，其中只有一份落款了“义昌源”；还有三份递交给伪满奉天检察厅申请书底稿。

1984年春，我针对上述内容问起父亲，父亲即为我讲述了有关“义昌源”掌柜方春山的事迹。

因原稿为繁体字书写，为保留史料原貌，文中相关内容仍沿用繁体字呈现。

文中的“胡子”，是东北对土匪的俗称。红胡子，是指抗日队伍。

图为1912年吉林市尚义街及周边示意图，其中下部红色区域为吉林将军府，其北标识红字者即尚义街、河南街

踏着前辈的足迹（9）

民国27年（1938）早春，吉林市尚义街西侧十二号门前人头攒动，新开张的“义昌源”百货批零店正举行开业庆典。前来道贺的宾客、采购货物的顾客与看热闹的市民齐聚于此，将整条街道围得水泄不通。掌柜方春山与二掌柜张冠玉带领店员们忙前忙后，脸上始终洋溢着难掩的喜悦。

“义昌源”开业后生意愈发兴隆，东家金格格对方春山赞赏有加，既认可他的识人眼光，更钦佩他精准决策——在城市中心尚义街盘下这处旺铺。这处店铺不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所在的尚义街更有着深厚历史底蕴。据史料记载，尚义街的历史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间：1676年，这里曾为康熙皇帝兴建行宫；1682年行宫改建为吉林将军府后，该区域逐渐发展为城市核心。以将军府后广场为起点，街道向北延伸成型，此后商业版图不断拓展：从尚义街出发，南端向东衍生出粮米行街、西大街，两街之间又有北大街笔直向南直通松花江沿；北端衍生出前后鱼行，往东则延伸出河南街、牛马行，逐步形成密集商业街区，最终造就吉林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尚义街的街巷里，藏着满满的烟火气与商业活力。东侧南端矗立着一座砖砌岗亭式水楼，每日清晨，居民们或挑着扁担，或两人合抬水桶，络绎不绝前来买水；水楼北侧是规模颇大的莽家大院，主人为蒙古商贾；再往北是同顺兴鞋料行，鞋料行北侧右转进入信久胡同，胡同内有家繁忙的煤场，尽显街区烟火；煤场东南方的金家大院，前主人曾是清朝贵族，为这片区域添了几分清末历史氛围。

西侧南端则是“太丰合”商号，为宣统年间“火烧吉林”后重建的知名粮行，东家李姓商人原是朝鲜义军；“义昌源”便在“太丰合”北侧，隔几家商铺开的门面，是街上仅次于“太丰合”的第二大商铺。“义昌源”北邻的祖家大院，是尚义街另一处显赫宅邸，大门正对着信久胡同；沿街向北而行，各类商铺接连排布，一直延伸至前后鱼行交汇处的小水楼。转回街道东侧，几户民居旁，小饭馆、钟表修理铺和一家大的饭馆比邻而居，三家店铺正门均朝正南，所以归属于河南街。尚义街与河南街、粮米行街、北大街等街巷交织，构成功能完备的商业圈，为往来客商的衣食住行提供极大便利。

方春山的选址眼光独到，更有着过人的商业智慧——他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盘下这处旺铺，仅用优先供货权作为交换条件。这笔精明交易，让同行纷纷刮目相看。这位来自山东的商人性格内敛，谈吐素来谨慎，极少向外人提及过往，直到1939年夏天聘请王鸣岐担任“义昌源”会计，两人结为忘年交，他更多的人生经历才被渐渐知晓。

光绪七年（1881），方春山生于山东，十五岁便进入亲戚店铺当学徒，十八岁时闯关东前往沈阳。凭借在粮油、百货等多个行业的多年历练，他最终在沈阳中街老天合胡同的百货店站稳脚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之下，多数商人裹足不前，方春山却沉着应对，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获得晋升机会，从跑外柜逐步升任二掌柜。常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更锤炼出独到的商业眼光与处事智慧，也为日后他扎根吉林商界、将“义昌源”经营得风生水起埋下伏笔。

尚义街十二号的“义昌源”，此前本是一家打着朝鲜人“太丰合”招牌的杂货店，东家是深山老林里的猎户头，聘请的掌柜姓靳。靳掌柜不仅为猎户们供应粮油等生活必需品，还负责采购枪支弹药与药品。也是在此期间，常年奔走东北各地的外柜方春山，在吉林与靳掌柜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很快结为挚友。

自从日寇铁蹄踏入东北后，中国商人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靳掌柜的生意日渐萧条。加之日军频繁清剿山区，猎户们的进出与货物运输愈发艰难，猎户头无奈之下，决定将店铺转手。起初靳掌柜按原价出售，无人问津；降价后依旧无人接手，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就在此时，方春山恰巧到访吉林，得知了挚友的难处。

方春山审时度势，始终为靳掌柜与东家猎户头着想，他多方打听人脉、反复洽谈沟通，几经周折后，通过吉林知名商人牛子厚，联系到其姻亲——伪满洲国大臣熙洽的女儿金格格。经方春山巧妙斡旋，双方最终敲定交易，店铺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成交。经过双方协商，方春山又在契约中加入特别条款：猎户头保留两成资金作为入股和保证金，以两年为期，确保新东家后续将靳掌柜所欠猎户头之货安全送达，彻底解决了挚友与猎户头的后顾之忧。

契约签订后，金格格十分赏识方春山的能力，力邀他出任“义昌源”掌柜。方春山再三推辞，称自己在沈阳已有职位难以脱身，金格格仍不愿放弃，坚持让他至少为新店命名。方春山深思熟虑后，定下“义昌源”三字，寓意“仁义为经商之本，昌盛源于诚信”，此名既合经商之道，又含赤诚之心，获得众人一致认可。

返回沈阳后，方春山向老天合五号掌柜说明吉林这边的情况，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方春山可两地兼顾生意。半个月后，方春山举荐好友张冠玉担任“义昌源”二掌柜，负责店铺日常运营，自己则统筹两地业务。“义昌源”开业后，在金格格的关照下，所欠猎户头的货物陆续安全送达，店铺生意稳步向好。

1938年至1941年初，“义昌源”生意蒸蒸日上，利润连年增长。可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41年1月，方春山突然收到一份由吉林检察厅转来的迟到四个月的传票——奉天检察厅要求他去年9月到厅候审。会计王鸣岐仔细分析后认为，传票延误许久才送达，此事或许并不紧急，但为稳妥起见，他建议方春山先请东家金格格打探虚实。

一番打探后真相浮出：此事源于1938年内一批在辽吉交界被劫的货物。当时方春山已及时报案，直到1940年日寇剿匪时查获违禁物资，才重新翻出旧案清查溯源。因为被劫报案较多，“义昌源”报案较早，所以传讯滞后。

金格格与方春山商议对策时，两人不约而同想到了心思缜密的王鸣岐。巧合的是，正说着，王鸣岐便推门而入——原来有人早已秘密找到他，恳请他出手相助，帮方春山渡过难关。方春山与金格格随即说明情况，想听他的见解，王鸣岐理清脉络后提出建议：检察厅办事拖沓，可能是缘于“义昌源”案发生得较早，与缴获物资关系不大，我们不妨以身体情况为由申请延期候审，争取缓冲时间。随后，王鸣岐代笔写下一份措辞恳切的申请书：

“敬禀者

竊民於上月间由奉天轉到钧廳搜字七八二号傳唤票，限於九月十三日到廳，有詢問之必要等因。民理應遵期到廳候訊，奈以年老多病，毎至冬季痰喘骤增，跬步艱難，迭經醫治，終无效果，不得已乃懇請钧廳从緩時日，一俟稍見痊可，遂即到廳投訊理合。捡同診断書一份，伏乞

俯予照準憊案，實為德便。謹呈

检察廳 申請書

康德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吉林市尚儀街一四三番地

義昌源經理人 方春山”。

奉天检察厅收到申诉后，于当年三月初再度发出传票，王鸣岐又一次代笔撰写延期申请：

“敬禀者

竊民於本月十四日奉到钧廳召喚票。限於本月十日到廳有相询事務，理應遵期到廳候訊。奈民年逾六旬，每逢冬春之交痰喘骤增，呻吟床褥，履步維艱，殊難遵期到廳，伏乞

恩准展限壹月，春風和暖，民病稍能支持，當即投案聽訊理合。捡同最近診断書两通仰新。鉴核俯予照準，實為公德两便，

謹呈

附診断書两通

康德八年三月二十五月

吉林市尚儀街一四三番地

義昌源經理人 方春山”。

奉天检察厅收到申诉后，于当年三月下旬再度发出四月三日到厅候讯的传票，此票四月四日才收到。此前，王鸣岐已将方春山“因痰喘加丹毒”等病症休假一个月的诊断书呈寄奉天检察厅，检察厅可能还没有收到。王鸣岐当即第三次代笔撰写延期申请：

“敬秉者

前奉

钧廳召喚票，因民久病痰喘，

臨時又患丹毒等症，殊難遵期到廳，業經函禀请假壹月在案。兹又由奉天成平里九号轉到召唤票，限于本月三日到廳。奈民奉到时已經四日，非敢故意抗違，實系因病未愈。伏乞

恩準给假，以資调治。容俟民病稍能见痊，即速如期投案，聽訊不误。理合禀請鉴核，俯予照準，實為公德两便。謹呈

康德八年四月五日

吉林市尚儀街一四三番地

義昌源經理人 方春山

备注：伪满时期，奉天检察厅的地址位于‌奉天市区（今沈阳市）成平里九号‌”。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拖延至初夏时节，天气转暖，再无延期理由。王鸣岐请金格格出面办理由吉林检察厅核验方春山身体情况有关事宜。奉天检察厅终于同意由吉林检察厅查验方春山身体实情。

在王鸣岐与一名伙计的搀扶下，方春山前往吉林检察厅投案核验。吉林检察厅初步讯问后，将方春山收押两日。期间，检察厅官员亲眼见他体弱多病，夜间咳嗽不止、痰喘频发，确非佯装，曾经患过丹毒。经过金格格多方打点疏通，加之方春山身体状况属实，吉林检察厅遂向奉天方面呈报实情。经上级核准，案件改由吉林检察厅负责审理。反复审讯中，方春山始终沉着坦荡，坚称自己经营的是合法百货批零生意，从未涉足违禁品，被劫货物亦均为普通百货；同时，他以多年担任居民牌长的身份自证清白，强调自己是满洲国的守法良民。最终，吉林、奉天两厅因证据不足，结案放人，方春山总算渡过这场危机。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原东家金格格随日本人远赴日本，“义昌源”商号自此由方春山全权接管。可好景不长，国民党接收大员抵达东北后，以“接收敌产”为名大肆敛财，加之当时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义昌源”经营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方春山无奈之下，决定按旧制清算商号资产：除足额返还股东本金及利息外，剩余款项优先用于发放店员薪金与返乡路费，店内剩余货物则分给众店员自行变卖，所得收入充作额外酬劳。从开业到关闭，方春山始终尽到了掌柜的责任与情义。

料理完商号所有事务后，方春山悄然返回沈阳。临行前，他特意登门拜访王鸣岐，再三感谢其多年来的鼎力相助，尤其提及此次诉讼周旋，王鸣岐的帮助至关重要。闲谈间，王鸣岐终于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那批货为何要舍近求远从辽宁境内发运？况且辽吉交界匪患猖獗，本就风险极高……”方春山闻言，环顾四周后压低声音道出实情：“当时时局严峻，靳掌柜所欠猎户头的货，都改用被劫的形式运送。从辽宁发货，是为了避开我们东家的耳目。那次被劫的确实是普通百货，所以我才正常报案。”王鸣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春山是为了兑现承诺，在日寇严密封锁下，想方设法安全送达所欠猎人头的物资。

　　1947年以后，王鸣岐曾三次前往沈阳中街老天合胡同寻访方春山，初次探访无果，第三次时偶遇方春山举荐的二掌柜张冠玉。据张冠玉所述，他离开吉林后，仅与方春山见过三面，此后便再无音讯。谈及当年那场诉讼，张冠玉感慨道：“若非先生全力相助，方掌柜恐怕难逃此劫。”王鸣岐说，没有东家金格格，他也帮不了忙。张冠玉却直言：“东家此举不过是为谋利，唯利是图罢了。王先生有所不知，猎户头实为红胡子，靳掌柜实为红胡子的掌柜，方掌柜仍甘愿冒险相助，这才是真正的义举。”王鸣岐即请张冠玉见到方掌柜，“一定转达我的心意！”。冠玉说：“我恐怕再不能见到方掌柜了。他悄然退隐，先生不必再费心寻访了。”

岁月流转，如今沈阳的老天合胡同、吉林的尚义街，连同方春山的其人其事，都已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万幸的是，王鸣岐当年的笔记中，完整留存着三份为方春山代笔的申请书底稿，这份珍贵遗存，成了这段隐秘往事唯一的见证，让这段赤诚义举不至于彻底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