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源 作者赵中原

莎翁重

中国：树、河与穿越三千年的旗帜

赵中原

晨光漫过博物馆的玻璃，像历史本身在静静流淌。它停在一尊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绿锈斑驳，如龙鳞，如苔衣，如三千年前那个清晨凝结的露水。我常常想，若1963年陕西宝鸡的尘土再多掩盖它一分，若废品站那三十元交易真的完成，我们的文明史会不会缺失最珍贵的一页？有些词语在诞生时，就带着一个民族的胎记与心跳，注定要穿越千年风雨，成为精神的图腾。

“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何尊里铭刻的金文笔画如根须般虬劲。那个“宅”字，今天听起来多么私人，多么闲适。可在三千年前，它是王者在天地间画下的第一个坐标，是一场盛大文明的奠基礼。周人推翻殷商后，面对“溥天之下”的疆土，像一个突然继承广厦的孩子，首先要找到支撑整座建筑的承重墙。他们“求地中，测土深”，以近乎几何学的虔诚观星、测影、量地，最终在洛阳盆地找到了那个支点。在那里，他们树起了一面旌旗，那便是“中”字最初的容貌——在风中猎猎作响，聚合八方。

但最深的智慧，不在于旗帜插在哪里，而在于它能否插进人们的心里。《尚书·盘庚》中“设中于乃心”的古训，藏着文明的密码。先王知道，子民们各有打算：猎人想追捕最肥美的鹿，农人想等待最饱满的穗，陶匠想烧出最圆润的瓮。但在所有不同的愿望深处，都涌动着同样的东西——对安宁的渴望，对公正的期盼，对“明天会更好”那朴素而坚韧的信仰。王者的使命，就是在这万千心湖的深处，打捞那轮共同的月亮，把它锻造成一面精神的旗帜，重新还给每一个子民。“中国”的初心，从来不是地理的，而是心灵的；不是征服的，而是契约的，是这片被共同价值所照亮的、可安顿身心的“天下之中”。

“国”字的成长，则像一部缩微的生存史诗。最早的“或”（域），是人执干戈，守护一片“口”状的田，那是生存的底线，是本能。后来，那“口”外又被郑重地加上了一个更大的“口”。这绝非禁锢，而是一个农耕民族在茫茫天地间，为自己、为子孙画下的第一个安稳的圆。这个圆，是院墙，是城池，是长城，更是一个文明在精神上确认的“家”的边界。有了这个圆，风雨便有了遮蔽，长夜便有了灯火，漂泊的心便有了可以返回的坐标。当“中”的旗帜插进“国”的家园，“中国”二字便完成了它最初的涅槃，自始便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共同体，一个被共同认同所环绕的文明“场域”。

这棵名为“中国”的大树，从此开始生长。它的年轮，记录着所有的风霜与阳光，也镌刻着内涵的千年流变。

在先秦的晨曦里，它是一株幼苗，清晰而脆弱，“中国”主要指王畿，与“四夷”相对，标示着地理与文明的核心。到了秦汉，天下一统，它长成了参天巨木，根系深扎，“中国”成为辽阔帝国与灿烂文明的同义词，《史记》《汉书》中，它已频繁指代中央王朝直辖的文明核心区，是泰山封禅的威严，是丝绸之路上远去的驼铃。

魏晋的乱世风雨，未能摧折它的枝干，反而让“中国”作为文明正统的概念愈发坚韧。及至唐宋，盛世阳光洒满枝头，它开出了最绚烂的花朵。唐代的“中国”，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自信，长安城里万国衣冠拜冕旒，它不仅是李唐王朝的自称，更代表着一种灿烂恢弘、辐射四方的文明体系，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正是其超越单一族群的天下共主地位的生动体现。它不再仅仅是地理的中央，更是文化的巅峰、精神的灯塔。

最动人的生长发生在元清。异族的铁骑带来了新的统治者，但他们仰望着这棵大树，最终选择成为它的一部分，为它浇水、施肥，将自己的血脉融入它的年轮。宋代以降，“中国”意识中的文化认同色彩空前加强，理学家们从“夷夏之辨”的角度，将其定义为礼乐文明的承载者。元、清两代皆以继承中华正统自居，大规模修撰前朝历史，采用中原制度与文化，“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概念，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夯实。明清鼎革之际，王夫之提出“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其捍卫的正是这棵大树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

然而，近代的雷暴几乎将它劈断。西方的坚船利炮带来了一个陌生的词语：“民族国家”。我们突然被告知，世界不是“天下”，而是列国竞争的丛林。痛苦中，“中国”开始了它最艰难也最壮丽的一次蜕变——从“天下”中心的文明概念，收缩、凝聚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躯体。清末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中国”开始作为正式国名出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完成了现代转型的关键一步，“中华”二字完美承接了文化本体的意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人民”成为主体，“共和”标明政体，而“中华”则庄严宣告了对这数千年文明道统与精神疆域的完整继承。“中国”一词，终于完成了从文化共同体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整合，那棵大树的灵魂，从未改变。

有时，我觉得“中国”更像一条河。它从何尊那个小小的铭文泉眼发源，一路汇聚千溪万壑。诸子百家的思想是它的支流，秦汉的律法是它的河床，唐诗宋词的韵律是它的波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伦理是它深沉的潜流。它流经无数险滩与平原，有时浩浩汤汤，有时几乎断流，但它从未真正干涸。

《诗经》里先民在河边歌唱：“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他们所求的，不过是河岸边的家园安稳，仓廪充实。但这安宁是有前提的，歌声随即变得庄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只有这条大河本身丰沛安澜，每一朵浪花才能映出幸福的星光。个人的梦与民族的梦，像水滴与河流，早已无法分割。

二十世纪初，西域黄沙下，一块汉代蜀锦重见天日。上面织着的文字让所有学者震撼：“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那是两千年前的一个预言，一个祝福。天文学家说，下一次五星聚于东方的天象，将在2040年代的夜空上演。这巧合美丽得如同神谕，但我更愿意相信，那“五星”早已升起。它不是悬挂在天上，而是飘扬在每一位国民心灵的天空。那面旗帜，与何尊铭文里的精神旌旗，与《尚书》中“设中乃心”的价值旗帜，一脉相承。这条河流流淌了三千年，终于汇入一个崭新的、名为“现代化”的海洋。但无论多么辽阔，它始终带着源头的那份清澈的初心。

所以，什么是中国？

它是青铜器里刚刚凝结的那个词语，是历朝历代不断书写的那个名字，也是今天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这份生活。它是那棵树，年轮里刻着所有的光荣与苦难，记录着从地理中心到文明本体、从王朝符号到现代国族的壮阔演进；它是那条河，波涛中涌动着不息的生命与希望，承载着兼容并包的文明气象与深沉坚韧的生存智慧。

它最终，是一面旗帜。一面从三千年前的地平线升起，穿越所有王朝更迭、战火烽烟，今天终于插在每个人心中的旗帜。这面旗帜上，无声地飘扬着那七个已然铭刻在民族血脉中的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这信仰，是对“中”之正道价值的坚守；这希望，生于“国”之共同家园的繁荣；这力量，来自每个灵魂对那精神旗帜的自觉追随。从何尊的绿锈到今天的红旗，从“宅兹中国”的誓言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一片土地，而是一场绵延三千年、至今仍在进行的、伟大而深情的建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其最深邃的底蕴正源于此——它不仅是山河大地的全面振兴，更是一场在亿万心灵深处，重新高扬那面叫做“信仰”的旗帜的伟大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