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宫之四

老陈

2020年9月12日星期六，晴。

昭佛楼。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原为乾隆皇帝生母钮钴禄氏礼佛之所。正中供释迦牟尼着水纹衣站像，其弟子阿南、迦叶侍立两侧。佛龛为金丝楠木雕制而成，刻有九十九条金龙。

昭佛楼矗立在雍和宫的红墙金瓦之间，是藏传佛教建筑与中式宫殿美学交融的典型。抬眼望去，楼阁为多层重檐结构，飞檐翘角如振翅的鹏鸟，檐角处的琉璃瓦在天光下泛着沉稳的金棕光泽，瓦当与滴水的纹饰细密精巧，顺着檐脊蜿蜒铺开。

楼体的木构部分以朱红为主调，立柱与雕花门窗的红漆浓艳醇厚，窗棂的镂空纹样繁复却不失规整，金线勾边的细节让木质肌理更显华贵。红柱之上，蓝绿为主的彩画层层叠叠，缠枝莲纹、梵文经咒与藏式吉祥图案交织，鎏金的线条在青蓝底色上勾勒出灵动的卷云纹带，将汉地彩画的细腻与藏式装饰的浓烈揉合得恰到好处。

上层的匾额嵌于檐下，蓝底金字的题字在彩绘簇拥中格外醒目，藏文与汉文的标注相映，彰显着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独特身份。整座建筑从下至上，红墙的厚重、彩画的绚丽、琉璃的庄重层层递进，既有着皇家宫殿的恢宏气度，又藏着佛刹古建的静谧禅意，每一处雕饰、每一抹色彩，都凝着清代宫廷造园与藏式建寺的匠心。

　　往昭佛楼里看，视线即刻被中央的木雕佛像群牢牢牵引。主尊释迦牟尼立像由整根珍贵木料雕就，通体呈深褐古雅色泽，衣袂纹路流畅自然，胸前垂挂的明黄哈达，在深沉木色的映衬下格外鲜亮，抬手结印的姿态庄严又透着温和。

佛像两侧的弟子造像一左一右侍立，左侧造像肤色沉厚，双手合十似在礼佛；右侧造像色泽偏金，手持法器躬身而立，二者神态各异却都形神兼备，与主佛形成呼应。佛像背后的木雕背光与周遭的佛龛雕饰堪称一绝，繁复的卷草、祥云与莲纹层层叠叠，刀工细腻如织，木质的纹理在岁月中愈发温润，鎏金的纹饰边角虽有斑驳，却更添古拙韵味。佛龛上方悬垂的银质法器与雕花构件，光影下泛着冷冽的银光，与木雕的暖调相映成趣。

下方供桌上摆着青蓝釉色的瓷瓶、铜质法器，各色供器错落有致，琉璃与金属的光泽交织，为这座佛楼添了几分烟火气的虔诚。木雕的精工、造像的神韵与供器的雅致相融，既藏着清代宫廷造办处的极致工艺，又氤氲着佛刹千年的静谧禅意。

　　永康阁，建于清乾隆十三年到十五年间（公元一七四八年到一七五零年），阁内有八角密檐式塔形佛龛，每面均供有无量寿佛像，佛龛可旋转，又称"转轮藏"。

　　雍和宫绥成殿（白伞盖母殿）内，绿度母造像端坐于繁复的雕花莲座之上，佛像面容沉静，身姿舒展，周身的璎珞、衣纹雕刻细腻流畅，仿佛凝住了灵动的气韵。造像背后的背光以鎏金工艺打造，层层叠叠的卷草纹与宝珠纹饰环绕，红金相映的色泽在殿内微光中愈发华贵，将佛像衬得神圣肃穆。供桌上的青铜烛台形制古朴，红烛静立；两侧的供瓶里插着孔雀翎羽，羽丝纤长飘逸，为庄严肃穆的佛殿添了几分清雅。背景是黄底配绿边的织锦帷幔，温润的织物纹理与木雕、铜器的冷硬质感形成对比，殿内朱红立柱、彩绘梁枋的宫廷建筑元素，与藏式造像的宗教美学相融，让这方空间既具皇家寺院的气派，又藏着藏传佛教的空灵禅意。

　　白伞盖佛母造像景观，是整座殿堂的核心视觉焦点，尽显藏传佛教造像的磅礴与神圣。佛母造像居于雕花木框勾勒的视觉中心，多臂造型繁复却层次分明，每只手所持法器清晰可辨，面容沉静威严，宝冠与璎珞的纹饰雕琢得精细入微。造像背后的背光以红金为主色调，镶嵌的宝珠与繁复的卷草纹层层铺展，在殿内柔和的光线里，木雕的纹理与鎏金的光泽交织，将佛母的庄严法相衬得愈发肃穆。

造像前的供器阵列堪称精美，鎏金的宝瓶、法轮等法器立于雕花莲台之上，器身的錾刻花纹细腻繁复，黄铜的质感在光影中泛着温润的光泽；供桌前摆放的果盘、净水碗整齐排列，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虔诚。背景的帷幔以黄绿蓝三色相间，垂坠的褶皱柔和了木雕的硬朗，而朱红的立柱、镂空的木格框饰则融入了皇家宫殿的建筑美学，让这方佛境既有着藏传佛教的神秘禅意，又不失雍和宫独有的皇家寺院气派。

　　绥成殿内的白度母造像景观，满溢着静谧的慈悲与精致的匠意。白度母造像稳坐莲台，面容清隽平和，眉眼间似含温润笑意，周身的璎珞与衣纹雕刻得细腻婉转，线条流畅如流云，将佛母的慈悲气韵刻画得入木三分。造像背后的背光华美却不张扬，红漆描金的木雕框架上嵌着红、蓝宝珠，一圈圈卷草纹繁复交织，在殿内昏黄的光线下，宝珠的莹润光泽与木雕的沉实木纹相融，把白度母的法相衬得愈发圣洁庄严。

造像前的铜质烛台形制厚重，红烛直立，烛身的纹理与铜台的斑驳质感相映，添了岁月的厚重；正中的琉璃净水杯澄澈透亮，与暗沉的金属、木雕形成视觉对比，更显佛前供器的清简虔诚。背景的黄绿织锦帷幔垂落，纹理柔和，与朱红的殿柱、彩绘的梁枋搭配，让这方佛境既有藏传佛教的神秘禅意，又兼具皇家寺院的华贵气韵，一器一物间，皆是肃穆与雅致的交融。

　　绥成殿是雍和宫中路最北端的建筑，也是最后一进殿堂，建于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是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时所建的建筑之一。

​ 黄琉璃筒瓦硬山顶，重檐重楼，上下均出廊，面阔七间，殿前有月台与万福阁相连，整体建筑庄严古朴，兼具皇家宫殿与藏传佛教寺院的风格。殿内正中供奉白伞盖佛母像，其西侧供奉白度母像，东侧供奉绿度母像。殿西侧还供奉古印度五位高僧学者像，东侧供奉格鲁派祖师像。楼上供有“五轮塔”。绥成殿是雍和宫中轴线最北端的核心宗教建筑，殿内所供佛像及设置体现了藏传佛教密宗特色，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

　　万福阁，藏汉建筑美学交融的典范之作。朱红台基如敦实的方印矗立于地面，色泽沉厚，为整座楼阁撑起庄重的基底。台基之上，三层木构楼阁层层向上收分，黄琉璃瓦覆顶的飞檐如翼翅般翘展，檐角的脊饰精细灵动，瓦当的纹路在天光下若隐若现，尽显皇家建筑的华贵。檐下的斗拱密匝层叠，如繁复的莲花绽放，蓝绿为主的彩绘间嵌着鎏金纹饰，云纹、卷草纹蜿蜒缠绕，木雕的肌理与彩绘的明艳碰撞出极致的精致，将中式木构的榫卯智慧与装饰巧思展现无遗。

楼阁的朱红立柱与围栏，与蓝绿彩绘、金黄瓦顶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藏式建筑的装饰元素悄然融入汉式楼阁的形制中，让这座建筑既有着皇家宫殿的恢宏气势，又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神秘禅意。流云舒展的天空作背景，更衬得楼阁的轮廓苍劲而飘逸，一梁一拱间，皆是雍和宫建筑融大气与精巧于一体的独特魅力。

　　红墙金瓦的殿宇沿青石甬道铺展，黄琉璃瓦的飞檐层叠错落，檐角的鎏金饰物在阴云下仍透着华贵，朱红殿门配着雕花格窗，金漆纹饰勾勒出精致的轮廓，尽显皇家寺院的恢宏规制。殿宇前的石板广场上，游人络绎不绝，往来的身影与巍峨殿宇形成尺度对比，更衬出建筑的庄肃。袅袅升腾的青烟如纱似雾，蓝灰色的烟缕缭绕在殿宇与人群之间，为肃穆的宫观添了几分空灵的禅意，烟火的气息与古建的厚重相融，让这方空间既有千年古刹的沉静底蕴，又满溢着鲜活的人间祈愿，一砖一瓦、一缕青烟间，皆是雍和宫独有的宗教与人文交融的韵味。

      万福阁。三层重檐的木构楼阁层层叠叠，黄琉璃瓦的飞檐如鹏翼展向天际，檐下蓝绿彩绘间鎏金纹饰熠熠生辉，朱红立柱与雕花格窗勾勒出精致的轮廓，汉藏交融的建筑细节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尽显磅礴与精巧。两侧的配阁与主阁以飞廊相连，红墙金瓦的建筑群浑然一体，皇家宫殿的华贵与藏传寺院的庄严在此相融。青石铺就的广场上游人熙攘，往来的身影为巍峨的古建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远处袅袅的青烟若隐若现，与建筑的厚重肌理相映，让这方空间既有千年古刹的沉静禅意，又满溢着信众祈福的温热烟火。

　　戒台楼。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零年），系乾逢皇帝为迎请西藏六世班禅进京所建。现戒台楼为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文物展室，展览名为《法慧耀星汉 功业驻长河--雍和宫历史回顾展》。

前言。

雍和宫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原系雍正皇帝登基前的王府和即位后的行宫，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藏传佛教皇家寺院，至今已经跨越270余年的历史。

270余年，晨钟暮鼓，穿越时空，悠然回响；270余年，雍和宫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传承佛法、度化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慧耀星汉，功业驻长河。我们推出本展览，意在全面总结梳理雍和宫的历史发展脉络；回顾雍和宫以正法传智慧，以善德利众生，护国利民的光辉业绩；纪念为雍和宫建设和发展付出辛劳、做出贡献的所有前辈先贤；展现雍和宫人与时俱进、不忘初心，为进一步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决心与意志。

       清（1644-1911年）铜胎掐丝珐琅香炉。

泥人张"弘历洗三"。质地：泥年代：现代。

       "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即婴儿出生后第三日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其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福求祥，图个吉利。本组泥人张作品模拟展示了乾隆"洗三"的场景。乾隆皇帝出生于雍和宫，他的"洗三盆"--"鱼龙变化盆"陈列在雍和宫法轮殿"五百罗汉山"前。

奠基期(1744-1750)--从帝王行宫到皇家寺院。

雍和宫原为清朝康熙皇帝四子胤禛的府邸"雍亲王府"。胤禛继位成为雍正皇帝后，将其改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去世，其子弘历继位成为乾隆皇帝后，颁布上谕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九年（1744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雍和宫发展史上的奠基期。期间，雍和宫皇家寺院的建筑格局、组织系统、学修体系、佛事活动体系逐步形成，为雍和宫成为内地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和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中心奠定了基础。

【王府与行宫】。雍正皇帝画像。

       雍和宫旧址原为清代驼馆地方。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在此为皇四子胤禛修建府邸。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胤禛入住。胤禛当时的爵位为"贝勒"，故称"贝勒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其府邸随之晋升为"雍亲王府"。康熙五十年（171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1711-1722年）。雍正三年（1725年），雍亲王府改为行宫，称"雍和宫"。

【宫改寺--从行宫到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皇帝继位后，于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1744年3月22日）颁布上谕，命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三世章嘉奉命筑围墙、改建筑，安奉佛像、经卷和各种法物法器，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藏传佛教寺院的规模和条件。乾隆皇帝极为关心雍和宫改寺工程，所有规划、设计几乎都要经他御览朱批之后才能施工。雍和宫绝大多数的匾额、楹联都是乾隆御笔。

　　戒台楼内的这处戒台景观，尽显皇家寺院的精工与宗教仪轨的庄重。

巨型石质戒台占据画面核心，汉白玉石体历经岁月仍显温润，台基层层递进，每一层的栏板、望柱都雕有繁复的卷草、云纹与莲瓣纹样，线条流畅细腻，石龛的镂空造型与浮雕的立体肌理相映，将中式石雕的精湛工艺展现得淋漓尽致。戒台之上的木质宝座鎏金雕琢，龙凤纹饰栩栩如生，金漆的光泽与石质的厚重形成冷暖对比，更衬出戒台的华贵与威严。

朱红的殿壁与彩绘梁枋，蓝绿为主的彩画纹样明艳繁复，方格窗棂透进的微光洒在石台上，为冰冷的石材添了几分柔和；殿内的红墙与金饰、石质戒台相融，既有着皇家宫殿的富丽规制，又藏着藏传佛教戒台仪轨的神圣感，一雕一刻间，皆是雍和宫融建筑美学与宗教内涵于一体的独特底蕴。

【宫改寺的缘由】。雍和宫碑。

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乾隆御制"雍和宫碑"，记述了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缘由：雍和宫是先帝擢升亲王、登极君位前居住的福地；是我降生、成长并继承帝业的地方；这里是培育真龙天子的圣地，是先帝的行宫；不能让这座美丽的殿堂长久闲置、荒凉萧条；遵循古制应该辟为尊祖奉佛之地……任何人都不能亵渎先帝的在天之灵，不能亵渎雍和宫这块神御宝地。

【三世章嘉活佛--宫改寺的领导与执行者】。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画像。

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是蒙藏地区颇有影响的大活佛，备受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的赏识与信赖。作为国师和乾隆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得力助手，雍和宫正是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完成了由行宫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转机。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他还亲自主持了雍和宫寺院落成开光仪式。为雍和宫初期建设和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世达赖和六世班禅--雍和宫改寺的积极支持者】。七世达赖喇嘛画像。

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决定，得到了西藏和蒙古佛教界的积极支持和广泛赞誉。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和九月，七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分别向乾隆皇帝呈信感谢"洪恩"，并表达"不胜欢欣"之意。七世达赖喇嘛还先后奉旨从西藏为雍和宫选派堪布、经师等高僧70多人，为雍和宫初期管理和宗教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巨大支持和帮助。

【西藏郡王献宝】

为庆祝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西藏郡王颇罗鼐(1689-1747年）向雍和宫赠送一尊高62厘米的铜质鎏金释迦牟尼说法像，即"有大利益佛像"，现供于法轮殿内，是雍和宫的镇寺之宝。同时赠送的还有一尊通高101厘米三叶宝冠白檀木观音菩萨像，现供于雍和宫殿内。

释迦牟尼说法像。白檀木三叶冠观音菩萨像。

【宫改寺建筑格局的形成】。雍和宫建筑布局。

       乾隆十五年（1750年），雍和宫宫改寺主体工程竣工，形成了规模宏大，布局精巧，东、中、西三路建筑鳞次栉比、宏伟庄严的寺院建筑群，奠定了今日雍和宫建筑基本格局。西路西跨院内建成了雍和宫护法庙﹣﹣关帝庙。雍和宫是藏传佛教第一个供奉祭祀关公的寺院，开创了藏传佛教寺院供奉祭祀关公的先河。

【创建学经组织和僧团】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设立了"四学殿"：显宗殿、密宗殿、时轮殿、医学殿，创建了完备、系统的学经组织。乾隆皇帝还颁布谕旨，担任雍和宫各学殿的上师均须由西藏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派遣，并指示由七世达赖喇嘛具体办理。同时，从内蒙古49旗和外蒙古7部征集500名青年学僧入雍和宫学修佛法，形成雍和宫僧团，开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专业化系统培养僧才之先河。

       手持坛城的僧人。民国时期僧人上殿的情形。

　　镶铜鎏金云龙纹木柄火枪质地：木，年代：清（1644-1911年）。漆金刻云龙纹鞘佩刀，质地：铁，年代：清（1644-1911年）。七世达赖喇嘛献给乾隆皇帝。

【雍和宫组织管理系统】。

为了充分发挥雍和宫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均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如"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有亲王才能担任，"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也需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拔。雍和宫特殊组织系统，即行政管理体制和宗教管理体制的确立，彰显了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的优越地位。

【主要宗教活动】

除系统培养藏传佛教僧才外，历史上雍和宫的主要宗教活动是诵经，包括"内课"、"随营"、"本课"三种，另外还有"外课"等。

民国时期雍和宫僧人的本课活动。僧人诵经。

【祈愿法会和金刚驱魔神舞】

乾隆九年十二月（1745年1月），雍和宫创立了祈愿法会，乾隆皇帝亲临法会现场，聆听章嘉活佛等高僧讲经说法。历史上，雍和宫祈愿法会于每年的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四日举行，成为北京年节期间重要的宗教活动。法会的最后两天举行羌姆--金刚驱魔神舞活动，即俗称的"跳布扎"或"打鬼"。如今，雍和宫祈愿法会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至二月初一举行。

僧人正在排练"跳布扎"。民国时期的"打鬼"影像。

【腊八舍粥】

雍和宫腊八节舍粥是北京著名的民俗活动之一。雍和宫改寺后，清廷每年都要在雍和宫举行腊八盛典，用大铜锅熬粥供佛、敬献皇宫和王公大臣等，并舍赠信众。熬粥所用各种米豆、干果、盆碗家什乃至干柴均由内务府提供。

清代熬制腊八粥的铜锅，直径2米，深1.5米。2009年腊八舍粥活动。

小结。

奠基期是雍和宫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雍和宫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组织系统和学修体系成功构建，这些业绩的取得，得益于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与关心，得益于国师三世章嘉活佛的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得益于七世达赖、六世班禅大师等高僧大德的热情支持。

建树期(1751-1792)--培养藏传佛教僧才增进文化交流的基地。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即自雍和宫改寺完成至金瓶掣签制度实施的历史时期，雍和宫通过"四学殿"为内地和蒙藏地区培养了大量藏传佛教人才，确立并巩固了雍和宫作为内地藏传佛教中心寺院的宗教地位，为其进一步成为清中央政府管理蒙藏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同时，雍和宫作为清中央政府联系蒙藏地方的政治和文化纽带的功能和作用也日渐凸显。

　　"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插屏。质地：木，年代：清（1644-1911年）。乾隆自称十全老人。

大威德金刚铜像附紫檀佛龛。质地：铜、紫檀。年代：清乾隆（1736-1795年）。

此尊佛像及佛龛系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749年11月29日）钦命三世章嘉活佛认看后御赐雍和宫供奉之物。佛龛背面有汉、满、蒙、藏四体说明文字。这尊雍和宫大威德金刚铜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造像，呈现出威严雄浑又细节繁复的艺术特征：

造像核心为大威德金刚的九头相（主尊为牛头相，象征降伏魔障），千手呈扇形展开，肢体姿态充满张力，与明妃相拥的双身相，体现密宗“悲智合一”的教义内核。

​ 以青铜铸塑，色泽沉郁古朴；牛头、宝冠等关键部位施以金红彩饰，与深色铜像形成鲜明对比，凸显神圣感。莲瓣纹底座雕工规整，千手的纹理、法器的轮廓刻画精细，即便繁复的肢体布局也层次清晰，展现了藏式造像的精湛工艺。造像兼具威慑力与宗教庄严感，怒相的面部神态、舒展的肢体形态，将大威德金刚“降伏烦恼、护持佛法”的神性特质具象化。

【四学殿--培养蒙藏高僧的摇篮】

       雍和宫改寺之初，即创立了专门培养人才的"四学殿"，也称"四大经学院"或"四大扎仓"。历史上，雍和宫是北京乃至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院，也是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有资格系统授予各种藏传佛教学位的寺院，在内地藏传佛教界享有盛誉，培养了大批既熟悉佛学理论和知识，又掌握一定的科学与医药知识的藏传佛教人才。他们学成以后或返回故地宣传佛教教义，成为各寺院的骨干力量，或留京参与处理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成为清朝中央政府振兴黄教、处理蒙藏事务中一支得力而又强大的力量。同时，雍和宫还培养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为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草纲目唐卡。民国时期僧人出药师殿举行法事活动。时轮金刚坛城。

【"四学殿"授课内容简表】。内外景图片。

讲经殿（显宗僧院或"参呢特学"殿）--前来学习的蒙古喇嘛首先在此学习藏文，待升入正式班后再必修《释量论》、《般若论》、《入中论》、《俱舍论》和《戒律本论》五部大论。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学完限期内所规定的课程毕业后，每三年考"蓝占巴"学位1名。

密宗殿（密宗僧院或"巨特巴"、"温度孙学"殿）--该僧院主要传授密集、胜乐、大威德等密宗经论，学成后可考取"阿林巴"学位。

时轮殿（综合僧院或"扎年阿学"殿）--该僧院本是学习声明学、诗学的学院。后来，又主要学习天文、历算学等知识，故有"数学殿"之称。但该僧院应被称为"综合僧院"。凡在该学殿完成所有学业、通晓数学者均可应考"资林巴"学位。

药师殿（医明僧院或"曼巴学"、"额木奇学"殿）--该僧院主要学习医药学知识。这是首个建在北京地区的专门学习藏医藏药的培训机构，标志着藏族医药学正式在北京得到系统传播、正式落户北京。学员学成后可考取"麻林巴"学位。

　　时轮金刚像。质地：铜。年代：清乾隆（1736-1795年）。

时轮金刚是藏传佛教无上密乘父续部中的本尊，象征时轮密法的义理。其手中所持法器，寓意福德、智慧、钩召、吉祥、摧破。雍和宫馆藏的清乾隆时轮金刚鎏金造像，是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尽显清代宫廷造像的繁复与威严。

造像通体鎏金，金层在岁月中泛着沉厚的哑光，却依旧难掩华贵。时轮金刚呈双身相的忿怒相，主尊多头多臂的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数十条手臂如轮辐般向两侧舒展，每只手中所持法器形制各异、细节清晰，手臂的姿态刚劲有力，将密宗造像的磅礴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尊面容忿怒，三眼圆睁，獠牙微露，宝冠繁复华丽，镶嵌的彩料饰件虽历经岁月，仍能窥见当年的明艳，与鎏金的底色形成鲜明对比。

造像的躯体肌肉线条刻画得饱满遒劲，与明妃相拥的姿态契合时轮金刚的宗教寓意，衣纹的褶皱与璎珞的纹饰雕琢得精细入微，就连莲台底座的莲瓣也层叠规整、纹理清晰。整尊造像从整体造型到局部细节，都彰显出清乾隆时期宫廷造像工艺的极致水准，既有着藏传佛教密宗造像的神秘与威严，又融入了中原造像的精工细作，是雍和宫馆藏中极具宗教与艺术价值的珍品。

【蒙藏高僧在京赐居寓所--佛仓】。清代佛仓内景。

在今天雍和宫昭泰门外辇道两侧和柏林寺以北，曾分布着多座大小不一的四合院落--清代蒙藏地区著名活佛在京的赐居住所--佛仓。乾隆年间，为了培养一批与朝廷关系密切、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在蒙藏地区有号召力的转世活佛，乾隆皇帝下令在雍和宫等处兴建和赏赐佛仓，形成了驻京呼图克图制度。这些高僧在雍和宫居住、任职，参与雍和宫和国家宗教事务的管理，为加强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世班禅与雍和宫】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为表明拥护清政府治藏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坚定立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启程东行，次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清廷"夏都"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九月初一到京。为迎接六世班禅进京，雍和宫奉乾隆之命特意改扩建了班禅楼、戒台楼两座建筑，供六世班禅来雍和宫弘法和驻锡使用。

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成为清朝前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班禅大师莅临雍和宫"宿寺祈愿"，为确立和强化雍和宫作为皇家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之中心及京都第一皇家御用寺院的地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师圆寂后，每至其忌辰（农历十一月初二），雍和宫僧众都会举行法会，念诵《六世班禅功德经》、《平安经》等加以纪念，并成为传统，延续至今。

六世班禅银像。乾隆佛装图唐卡。

【雍和宫堪布出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

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1721-1791）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奉旨进京任雍和宫堪布。他是继三世章嘉之后，又一位深得乾隆皇帝信赖、活跃于内地和西藏政教舞台上的高僧。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奉敕回西藏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以高深的佛学造诣和出色的才华，圆满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赢得了西藏人民的赞誉。雍和宫堪布出任连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是雍和宫政治桥梁纽带作用的有利明证。

一世策墨林像。一世策墨林在色拉寺的住所，现在是色拉寺管理委员会办公场所。

小结。

建树期，雍和宫的学经组织日臻完善，人才培养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皇家寺院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借助佛仓的建立、六世班禅的莅临和一世策墨林堪布出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等机缘，雍和宫为密切祖国内地与蒙藏地方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刚铃、金刚杵。质地：铜。年代：清乾隆（1736-1795年）。

　　绿度母像。质地：铜。年代：明永乐（1403-1424年）。造像以鎏金工艺打造，通体金辉莹润，岁月沉淀下的鎏金层泛着温润的哑光，却依旧难掩华贵。绿度母呈自在坐姿安于莲台，身姿舒展柔美，躯体的曲线刻画得流畅自然，尽显女性的温婉体态。周身的璎珞、臂钏等饰物雕琢得纤毫毕现，花纹繁复却不失精致，衣纹的褶皱轻盈飘逸，仿佛随微风轻动，将度母的慈悲灵动与神圣气韵刻画得入木三分。

头部的宝冠镶嵌着蓝料饰件，与鎏金的明黄形成雅致对比，面部神情沉静平和，眉眼微垂间凝着慈悲的禅意。莲台的莲瓣层叠饱满，每一片莲瓣的纹理都清晰规整，底座的錾刻纹饰细腻，尽显明永乐时期宫廷造像“永宣造像”的精湛工艺与审美格调。造像兼具宗教的庄严与艺术的美感，是雍和宫极具价值的馆藏珍品。

兴盛期(1792-1911)--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蒙藏佛教事务的核心枢纽。

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即自金瓶掣签制度实施至清朝灭亡的历史时期，是雍和宫历史发展的兴盛期。在这段历史时期，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中实施金瓶掣签的两大寺院（西藏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之一，突显了其在清中央政府管理蒙藏佛教事务方面的核心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雍和宫东书院惨遭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破坏，成为雍和宫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雍和宫与金瓶掣签制度】。雍和宫保藏金瓶及象牙签。

为清除活佛转世制度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权势者的操控，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御制《喇嘛说》碑于雍和宫，正式制定和颁布金瓶掣签制度。用于执行该制度的两尊金瓶，一尊颁予拉萨的大昭寺，另一尊颁予雍和宫，用于掣定内外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区各大活佛转世灵童。雍和宫金瓶掣签之职能，体现着中央政府在大活佛转世和藏传佛教重大事务管理方面的权威，更加凸显了雍和宫在内地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喇嘛说》碑。

乾隆皇帝御制《喇嘛说》，谒碑立石于雍和宫，称制定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是"安藏辑蓄，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治国方略。

       【雍和宫金瓶掣签主要事例简表一】【雍和宫金瓶掣签主要事例简表二】。

金本巴瓶。质地：铜鎏金，复制品。

金本巴瓶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设计制作，共两尊。一尊颁于西藏大昭寺、一尊颁于雍和宫、专用于活佛转世灵童的掣签。当年十月二十六日交雍和宫法轮殿供奉。历史上，内外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多位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由此金瓶掣定。

这尊金本巴瓶通体鎏金，造型庄重华美。瓶身呈圆润的球形，颈部挺拔，底座与瓶盖层层递进，整体线条流畅且富有层次感。瓶身、瓶颈与底座均錾刻着繁复精美的祥云纹与莲瓣纹，纹样卷曲灵动，浮雕质感立体饱满；瓶盖顶端嵌有一颗圆润的淡蓝宝珠，周围点缀着红、蓝、黑等彩石，金饰的璀璨与宝石的斑斓相映成趣，尽显工艺的精湛。整器金光熠熠，纹饰吉祥，既承载着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又展现出宫廷造办的高超水准，是雍和宫极具代表性的宗教法器。

【乾隆皇帝敕令雍和宫不得改作他用】

乾隆皇帝充分认识到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存在的重要意义，多次颁发谕旨，敕令雍和宫不得改作他用。其后的历代皇帝，都于每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的忌辰和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的诞辰日前来雍和宫拈香祭祖礼佛。其他皇亲国戚来雍和宫进香礼佛，更是不可或缺的功课。

旧时雍和宫礼佛场景。证成妙果--宣统皇帝给雍和宫的御笔匾额。

【由盛转衰】

雍和宫的历史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雍和宫亦未能幸免，东书院被焚毁，成为雍和宫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东书院图。乾隆京城全图东书院部分。

　　铜胎掐丝珐琅五供。质地：铜。年代：清（1644-1911年）。五供，即佛像前陈列的五种供器，又称五具足。

宗喀巴大师像。质地：铜。年代清（1644-1911年）。

宗喀巴（1357-141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一生大力提倡宗教改革、倡导以严守戒律为修行之本。雍和宫馆藏的清代宗喀巴大师鎏金造像，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造像的经典之作，尽显清代宫廷造像的精工与肃穆。

造像通体鎏金，金层在岁月中凝出温润的光泽，大师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身姿端正挺拔，身着的僧袍衣纹褶皱流畅自然，贴合躯体的轮廓，将僧者的清隽风骨刻画得入木三分。面部神情沉静平和，眉眼微垂，唇角似含浅淡笑意，尽显宗喀巴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头部的僧帽样式规整，与面部的神情相融，更添庄重。

双手结印于胸前，手中持法器的细节清晰，两侧的鎏金枝蔓向上舒展，顶端的法塔与造像雕琢得玲珑精巧，枝蔓的纹理、花叶的轮廓纤毫毕现，与主体造像的沉稳形成动静对比。莲台的莲瓣层叠饱满，每一片莲瓣的纹路都清晰规整，底座的錾刻纹饰细腻，尽显清代造像工艺的精湛水准。整尊造像既保留了藏传佛教造像的宗教神韵，又融入了中原宫廷造像的精工细作，是雍和宫极具代表性的格鲁派造像珍品。

【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是继五世达赖、六世班禅之后，第三位进京朝觐的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雍和宫也是他晋京朝觐时的主要活动场所。他驻京期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十三世达赖带领堪布喇嘛等进内廷叩谒皇太后、皇帝梓宫并诵经超度亡灵。之后，率京城28座藏传佛教寺庙僧众在雍和宫供设五种供养，致祭皇帝、皇太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离京返藏前，他再次率众到雍和宫举办法会，祈祷国泰民安。

十三世达赖觐见慈禧太后画。十三世达赖喇嘛。

【宗喀巴大师像的塑造】

雍和宫的主要佛尊大都塑造于乾隆年间的宫改寺初期，只有法轮殿中的宗喀巴大师铜质鎏金像塑造较晚。它是宣统二年（1910年）,由雍和宫著名蒙古族高僧白普仁（1870-1927,今河北承德人）募款铸造的。但是由于当时资金缺乏，直到1931年大师像和莲花台饰金工程才完工，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

塑造之中的宗喀巴大师像。

小结。

作为实施金瓶掣签的场所之一，雍和宫与蒙藏地方的大活佛转世和著名寺庙建立了密切联系。一次次金瓶掣签活动的举办；众多管理人才的选用；宗教领袖、高僧大德的汇聚，使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和佛教界瞩目的焦点，提高了雍和宫的地位，成就了雍和宫的辉煌，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雍和宫的社会影响。

银烧蓝八宝纹曼达。质地：银。年代：清（1644-1911年）。

"曼达"为梵文音译，意为"坛城"，系藏传佛教供器之一，象征须弥山，佛前供奉。意以世间一切珍贵，包括日月四大洲，结成坛城，用以供养诸佛。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初四日（1794年）雍和宫不得改为它用的奏折。质地：纸。复制品。

戒台说明。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清乾隆皇帝为迎请由西藏赴京贺寿的第六世班禪大师改建戒台楼。楼內三层戒台由汉白玉雕砌而成，象征佛教欲界、色界、无色界。台帮雕有石龛一百一拾三个，内供木质天神像，整个戒台庄严凝重。

戒台顶层正中绣花围屏前木雕宝座上铺黄缎靠垫，系乾隆嗪经持戒之处。六世班禅大师在这里为乾隆皇帝说法，为雍和宫等寺院的三百名僧人授戒。台上端坐者为摹制乾隆持戒法像。

　　戒台中央造像为乾隆皇帝的蜡像复制品。这尊蜡像还原了乾隆在此唪经持戒、讲经说法的场景，历史上六世班禅曾在此为他讲经授戒 。戒台为三层汉白玉结构，台帮雕有石龛，曾供木质天神像，是乾隆时期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雍和宫戒台楼内的乾隆蜡像景观，将帝王的宗教仪轨与皇家工艺的极致美学相融，满溢着肃穆的历史厚重感。

乾隆帝结跏趺坐于宝座之上，身披明黄袈裟，朱红坐褥衬着金黄衣袍，色彩浓艳却不失庄重，头戴的黄色僧帽形制规整，面容神态还原得惟妙惟肖，眉眼间凝着专注的肃穆，仿佛仍沉浸在唪经持戒的仪轨之中。

其后的紫檀木雕宝座堪称工艺绝品，整板木料雕琢出层叠的龙纹与卷草纹，雕工繁复细密，刀痕利落却纹理柔婉，深色木质的沉厚质感与雕花的精巧细节相映，将清代宫廷木雕的巅峰水准展现得淋漓尽致。蜡像前的汉白玉石栏线条简洁、浮雕素雅，与后方木雕的繁复形成张弛有度的视觉对比；背景红墙配着蓝绿彩绘，方格窗棂透进的微光在蜡像与木雕上投下斑驳光影，为冰冷的材质添了几分温润的岁月感。

动荡期(1912-1949)--联系民国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纽带。

从1912年至1949年，即自民国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是雍和宫历史发展的动荡期。雍和宫同中华民族一样，饱受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治无章、经济凋零之苦。但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雍和宫继续发挥着民国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纽带作用，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九世班禅莅临雍和宫讲经弘法、雍和宫高僧白普仁创建金光明息灾法会、雍和宫金瓶掣签的照常举行等也在藏传佛教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外开放，自养自立】

民国时期，雍和宫失去了皇家经济及政策上的护持，清代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供养的模式无以为继。从民国四年（1915年）开始，雍和宫打破皇家寺院不对外开放的传统，正式对外售票开放，自此开始了经费自收自支、自养自立以减轻国家负担的艰难探索与实践。此后的数十年间，雍和宫在竭尽全力维持正常运转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并创办了《雍和宫导观所刊物》。

民国时期的僧人。清末民国时期的雍和宫南门。

【时代变迁，职能未变】。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题"导崇黄教"匾额。

民国初年，雍和宫仍然负责北京各藏传佛教寺庙的事务，还通过金瓶掣签，先后认定了青海塔尔寺六世阿嘉活佛转世灵童等。十三世达赖喇嘛按照历史惯例，继续派遣高僧出任雍和宫堪布，驻京的僧人也仍向民国政府呈文请示。这不仅体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蒙藏地方的主权，而且反映了雍和宫在民国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纽带作用。

【贡觉仲尼的作用与影响】。

贡觉仲尼是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教舞台上的又一位雍和宫堪布。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时任色拉寺堪布的贡觉仲尼出任雍和宫堪布。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沟通与交流不畅。他接任雍和宫堪布之后，殚精竭虑、四处奔波，开始了致力于沟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维护西藏稳定、促进西藏发展的重要人生历程。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贡觉仲尼被任命为"赴藏慰问专使"，1931年被任命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为维护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功绩卓著，影响深远。

民国年间法会绕寺。民国年间雍和宫火供仪式。

       民国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接收国库拨款单据。质地：纸。年代：民国（1912-1949年）。

班禅大师像。质地：铜。年代：清（1644-1911年）。

这座班禅大师造像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与清代工艺结合的佳作，尽显班禅大师的庄严与慈悲。

造像以铜铸造并施以鎏金工艺，金层在岁月中凝出沉厚的哑光质感，大师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身姿端正挺拔，身着的僧袍衣纹褶皱流畅婉转，贴合躯体的轮廓，将僧者的清隽风骨与肃穆仪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面部神情沉静平和，眉眼微垂，唇角似含浅淡的慈悲笑意，头部的僧容刻画写实，耳长垂肩的特征契合藏传佛教造像的经典范式。右手结说法印，手势灵动自然，与沉静的坐姿形成动静相融的韵律；台座的纹饰规整简洁，边缘的錾刻纹样与彩料饰件虽历经岁月，仍能窥见当年的精致，与造像主体的沉稳形成呼应。

【九世班禅与雍和宫】。九世班禅大师。

1925年2月，九世班禅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民国政府册封其"宣诚济世"封号，并颁发金册金印。大师进京不久，即多次来雍和宫礼佛说法，先后向雍和宫僧众传授了《喇嘛三昧耶戒》、《无量寿佛灌顶法》、《绿度母颂》及《时轮金刚大法》等，受到了雍和宫内外广大信众的顶礼膜拜。1932年10月，大师再次莅临雍和宫，并题赠"吉祥圆满"祝辞，热切表达了对雍和宫的祝福与期盼之情。

【金光明息灾法会】

金光明息灾法会是雍和宫在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宗的主要成绩之一，极大增进了汉藏佛教交流与融合，在佛教界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该法会民国初年由雍和宫著名高僧白普仁首先发起，旨在通过念诵《金光明经》等特殊仪式，消灾息难、救护人民与国家，得到广大信众的拥护，也得到民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后来影响逐渐扩大到全国很多地方。法会的目的不仅在于息灾祈福，也深切表达了雍和宫僧众报恩护国的爱国热忱和慈悲有情的高尚情怀，更重要的是，通过法会的举办，将蒙藏民族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发挥雍和宫在联系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白普仁喇嘛。《金光明最胜王经》经书。

小结。

民国时期，雍和宫经历了不平凡的历史过程。但在这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岁月里，雍和宫仍然心系国家之命运、人民之苦难。它的名字与"维护国家统一"、"政治纽带"、"救国救难"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