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之思 活态之道 先秦诸子思想多维价值 作者：家鸽

家鸽

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元典与思想根脉，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系统性探索宇宙秩序、社会治理、人生价值的巅峰智慧，更是撑起中华文脉绵延五千年的精神脊梁。这份思想瑰宝，不仅塑造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的政治格局、伦理体系与文化品格，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更跨越山海，被西方诸多顶尖学者奉为破解人类困境的东方密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直言“中华文明能延续五千年，先秦诸子的思想智慧是核心密码”，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盛赞“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东方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评价墨家“兼爱非攻是人类早期最具普世性的和平构想”，李约瑟虽对儒家有偏颇，也承认“道家思想对东亚科技的起源有头等重要性”。

反观易中天、鲍鹏山，对自家文明瑰宝非但无敬畏之心，反倒抛出诸多片面谬论：易中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与否定儒家本源绑定，宣称“再提儒家就是开历史倒车”，还一味贬低《弟子规》《三字经》为“完全糟粕、毒害后人”，妄言“儒家思想从诞生就为专制服务，毫无现代价值”；鲍鹏山则全盘否定法家，痛骂商鞅是“中华历史千古罪人”，刻意抹黑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耗尽文景家底”，同时割裂传统治理逻辑，妄称“法家法治专治百姓，儒家德治愚弄民众”，将墨家“尚贤”贬为“否定等级、违背社会规律”。这般言论，要么混淆概念、非黑即白，要么割裂历史、无视功绩，既无扎实史料支撑，又背离中外学界共识，更违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规律，是典型的缺乏历史敬畏、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解读！核心要辨清：孔家店≠孔子、蒙学读物≠全是糟粕、改革先驱≠千古罪人、雄主功业≠穷兵黩武，先秦诸子的立体智慧及后世践行其思想的历史实践，唯有立足唯物史观，方能读懂其穿越时空的真价值，绝非易、鲍二人的片面评判所能抹杀。

一、 儒家及衍生蒙学：戳破易中天三大谬论——误绑孔家店、否定儒家价值、全盘贬斥《弟子规》《三字经》

易中天对儒家及传统蒙学的全盘否定，看似立场鲜明，实则全是非黑即白的片面认知，既歪曲历史内涵、无视文化本质，更违背辩证思维“一分为二”的基本准则，其解读完全偏离思想本源。

（一） 驳易中天“打倒孔家店=否定儒家，再提就是开倒车”：打的是篡改糟粕，绝非孔子本源与儒家精华

易中天反复宣称“五四运动早把孔家店打倒了，现在再翻儒家旧账，纯属开历史倒车”，这番话的致命错处，是故意混淆“孔家店”与“孔子儒家本源”的边界，偷换历史运动的批判对象，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核心要求。

正本清源：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判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不是《论语》中“仁、义、礼、智、信”的本源思想，不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内核，更不是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敬畏；它批判的，是后世封建统治者为巩固专制集权，对儒家刻意篡改嫁接后打造的“思想枷锁”——将“礼”僵化为民粹等级桎梏，将“仁”扭曲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顺从，将“义”窄化为忠君盲从，这些才是违背历史进步的糟粕，才是五四运动的真正靶心。

五四运动先驱从未否定儒家精华：李大钊直言“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陈独秀也明确认可“孔教精华在仁恕之道”，他们反对的是“以孔家店禁锢思想”，而非儒家本源的进步智慧。易中天拿历史口号全盘否定儒家，是无视历史背景与批判本质的片面解读；反观当下，儒家“和而不同”成为文明交流的核心准则，“仁恕之道”滋养现代社会公德，正是其适配时代的鲜活证明，何来“开倒车”？

（二） 驳易中天“儒家全为专制服务，无现代价值”：本源藏反专制底色，当代价值经得住中外检验

易中天妄言“儒家从诞生就为统治阶级服务，核心是维护专制，毫无现代价值”，这番解读全然无视儒家本源的进步性，更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看本质、辨主次”的认知规律，犯了“只看表象、不抓本质”的错误。

从本源本质看，儒家非但不全为专制服务，反倒藏着约束君权、体恤百姓的核心底色：孟子直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直接反对君主独断专行；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将百姓地位提升到关乎王朝存亡的高度；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屡屡拒绝苛政邀约，始终坚守“为政以德”的治理底线——这些思想，本质是对专制的约束，是顺应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民众求安”社会需求的进步主张，绝非“专制工具”。

从当代价值看，儒家精华早已实现创造性转化：“仁义礼智信”滋养现代社会公德，“修身知行合一”砥砺个人品格，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盛赞其“民本思想为现代治理提供东方范本”，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认可“和而不同是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易中天只盯着后世被篡改的表象，无视思想本源与当代价值，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三） 驳易中天“《弟子规》《三字经》是完全糟粕”：有时代局限，更藏做人治学的永恒精华

易中天将《弟子规》《三字经》一棍子打死，斥为“毒害后人的完全糟粕”，这番评判犯了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错误，直接违背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看问题”的基本方法。

作为传统蒙学经典，二者确带封建时代局限，比如《弟子规》中部分“尊卑有序”的等级说教、《三字经》中个别顺应封建伦理的表述，但核心价值是扎根生活的做人准则与治学方法，精华远超时代局限：《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点明家教与师责的核心要义，“昔孟母，择邻处”传递环境对成长的影响，更浓缩了天文、地理、历史等基础常识，是启蒙心智的通俗读本，近代梁启超、鲁迅等大家幼时均以此启蒙；《弟子规》“凡是人，皆须爱”倡导仁爱待人，“事非宜，勿轻诺”教人防信立身，“读书法，有三到”传递务实治学态度，这些内容贴合人性本质，至今适配做人处世。

看待传统蒙学，本应剔除封建局限、汲取民主精华，易中天全盘否定，既是对传统蒙学文化价值的无知，更是背离辩证思维的片面评判。

二、 法家与秦汉功业：戳破鲍鹏山两大谬论——骂商鞅“千古罪人”、抹黑汉武帝“穷兵黩武”

鲍鹏山对法家代表人物与践行诸子智慧的帝王，持极端片面的否定态度，骂商鞅、贬汉武帝，全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只看弊端无视核心功绩的短视之见，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评价事物”的根本原则，完全背离历史真相。

（一） 驳鲍鹏山“商鞅是千古罪人”：是战国图强的改革先驱，功绩远超时代局限

鲍鹏山痛骂商鞅“搞连坐、壹民于农战，异化民众，开启专制，是中华历史千古罪人”，这番话全然割裂战国乱世的历史语境，只盯局部严苛举措、抹杀变法核心功绩，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对历史进步的无视。

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商鞅变法是顺应战国历史大势的救亡图强之举：彼时诸侯割据、战乱频发，秦国身为边陲弱国，随时有被中原诸侯兼并的风险，“壹民于农战”不是异化民众，而是乱世中集中资源耕以积粮、战以强军的刚需——先让国家站稳脚跟、百姓免于战乱流离，才谈得上民生安乐；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打破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垄断，承认土地私有，让百姓有田可耕，从根本上解放了铁器牛耕推广后的生产力；“军功爵制”打破“世卿世禄”的身份壁垒，底层百姓凭军功就能进阶，彻底瓦解了旧贵族的特权垄断；“徙木立信”树立法律权威，践行“法不阿贵”，让秦国形成“人人守法”的治理秩序。正是这一系列改革，让秦国从弱变强，最终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奠定大一统中国的疆域与制度根基——若无商鞅变法，何来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诚然，连坐法确有严苛局限，这是乱世强化治理的无奈之举，不能以当代法治标准苛责两千多年前的改革者；而商鞅变法中“法治平等、权责对等、解放生产力”的制度理性，至今仍被借鉴，绝非“千古罪人”所能概括。鲍鹏山的片面批判，本质是脱离历史背景的苛责，更是数典忘祖。

（二） 驳鲍鹏山“汉武帝穷兵黩武，耗尽国力”：是拓土固权的雄主，功在千秋利在后世

鲍鹏山贬低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打空文景之治的家底，让百姓受苦”，这番解读全然无视汉武帝的千古功业，是片面看短期代价、不看长远贡献的误读，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看待历史人物功过”的准则。

从具体历史语境看，汉武帝用兵匈奴、削藩集权，是护国安民的必然选择：汉初休养生息后，匈奴屡屡南下劫掠，边境百姓流离失所，而国内诸侯仍有割据隐患，若一味妥协退让，匈奴铁骑将深入中原，国家很可能再度陷入分裂战乱，百姓更无安宁可言；汉武帝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开拓河西走廊，筑牢了北方疆域屏障，让中原百姓免受游牧民族侵扰；派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中外文明交流通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外儒内法），统一思想共识，巩固大一统王朝根基，这些功绩，奠定了此后中国的疆域版图与文化格局，功在千秋。

当然，连年用兵确消耗国力，汉武帝晚年也下《轮台罪己诏》反思过失，调整政策休养生息，但不能因一时代价，就否定其拓土固权、传承文明的核心功绩。后世史家皆赞汉武帝“雄才大略，冠于百王”，鲍鹏山刻意放大代价、抹杀功绩，是对帝王功业与历史大势的无知。

（三） 补驳鲍鹏山“儒法对立，法治专治、德治愚弄”：二者互补共生，是传统治理的核心智慧

鲍鹏山还妄言“法家的法治是专治百姓，儒家的德治是愚弄民众”，将儒法完全对立，全然不懂二者互补共生的治理逻辑，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

自先秦诸子之后，后世王朝早形成“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的治理范式——儒家“仁政德治”打底，滋养民心、维系社会伦理，解决“人心向善”的问题；法家“法不阿贵、循名责实”兜底，规范社会秩序、强化治理执行，解决“行为有界”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汉唐正是用这套智慧，成就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当代治理也融合二者精髓：以德治国滋养社会文明，依法治国筑牢治理底线，这是中华文明的治理精髓。鲍鹏山将儒法割裂对立，本质是对传统治理智慧的无知与割裂。

三、 墨家与道家：补驳二人片面谬论，完整呈现诸子百家的立体价值

除儒法之外，易、鲍二人对墨、道两家的解读也多有偏颇，进一步印证其认知局限，违背唯物史观“全面看待事物”的基本要求，未能读懂“百家争鸣”的全貌与精髓。

易中天将道家“无为”窄化为“消极避世、没心没肺”，全然无视道家思想的双重价值：一方面，“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而治，是对统治者“妄为扰民”的约束，是顺应民生需求的治理智慧，汉初正是用这套思想，实现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另一方面，“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汤因比都赞“道家思想是未来人类延续文明的关键”，这份辩证智慧，绝非“消极”二字能概括。

鲍鹏山贬低墨家“尚贤”是“否定等级、违背社会规律”，矮化“兼爱节用”为“低端功利”，完全不懂墨家思想的进步性与时代适配性：墨家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者群体，“尚贤”主张“农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是打破贵族身份壁垒的先进人才理念，契合“选贤任能”的治理逻辑；“兼爱非攻”是人类早期的和平平等构想，传递“不分贵贱、互利共生”的价值内核，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节用节葬”反对贵族奢靡浪费，契合当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岂是“低端功利”？西方学者尚且对墨家智慧敬仰有加，鲍鹏山却肆意矮化，实在可惜。

墨道两家与儒法互补，共同构成了先秦诸子“治国、安民、和平、共生”的完整思想体系，忽视任何一家，都无法读懂中华文明的精神全貌。

四、 以唯物史观观照先秦诸子：立足时代土壤，读懂思想的本源与生命力

先秦诸子思想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仍具鲜活生命力，核心在于其扎根当时社会土壤、回应时代刚需，更在于其蕴含的核心智慧能跨越时空适配不同时代，这正是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鲜活印证。

（一）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诸子思想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动是思想变革的根本根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必然结果。彼时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大幅提升，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应运而生——奴隶主贵族衰落，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士阶层从“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诸侯割据战乱频发，社会秩序亟待重建，百姓渴望安宁、国家期盼统一。

正是这样的社会存在，催生了适配不同阶层需求的思想流派：儒家代表士大夫阶层，“仁政民本”回应了百姓对体恤民生、缓和矛盾的需求；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法治集权”回应了国家对统一秩序、富国强兵的需求；道家看透战乱根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回应了对统治者妄为的约束、对社会安宁的向往；墨家代表手工业者与小生产者，“兼爱非攻”回应了底层百姓对和平平等、反对掠夺的诉求——这些思想，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必然反映，是先贤对时代问题的深刻解答，正因贴合时代刚需，才得以扎根传承。

（二） 从“一分为二看问题”看：诸子思想皆是“精华与局限并存”的统一体

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一分为二”看待事物，先秦诸子思想亦不例外，皆是精华与局限并存的统一体，绝不能像易、鲍二人那样非黑即白、全盘否定。

儒家的“仁政民本”“和而不同”是民主性精华，后世被篡改的“君为臣纲”“等级盲从”是封建性糟粕；法家的“法不阿贵”“解放生产力”是进步精华，严苛连坐、轻罪重罚是时代局限；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辩证精华，被误读的“消极避世”是认知偏差；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非攻”是平民性精华，部分空想化主张是时代局限。

看待诸子思想，唯有坚持“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不盲从、不苛责，才能真正读懂其核心价值；易、鲍二人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本质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认知误区。

（三） 从“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看：诸子思想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精神根基

唯物史观强调，先进的社会意识会推动社会存在的发展，先秦诸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千百年来始终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精神根基。儒家的民本思想，滋养了后世“体恤民生”的治理理念；法家的法治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明法守礼”的治理传统；道家的生态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处世观念；墨家的和平思想，传递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正是这些思想精华的代代传承，让中华文明历经千年战乱仍能薪火相传，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五、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让先秦诸子智慧焕发现代生机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先秦诸子思想多有深入研读与精准见解，其提出的文化方针与思想方法，既是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更为我们正确看待先秦诸子智慧提供了根本遵循，为破解易、鲍二人的片面谬论指明了方向。

（一） 坚持“实事求是”：分清本源与篡改，不搞非历史的片面否定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核心体现，他明确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为我们看待儒家思想划定了科学边界。

对待儒家，他不盲目推崇后世篡改的封建桎梏，却认可孔子本源的“仁恕之道”；对待法家，他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盛赞商鞅是中国四千多年来“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肯定商鞅变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的进步性，绝非像鲍鹏山那样一味骂倒。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态度，正是破解易、鲍片面谬论的关键——分清“孔子”与“孔家店”的本质区别，分清“商鞅变法的进步性”与“后世专制对法家的滥用”，才能真正读懂诸子思想的真内涵，不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

（二） 坚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汲取精华服务当代，不搞教条化照搬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他始终反对两种极端：既不搞“厚古薄今”的教条化照搬，也不搞“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

先秦诸子智慧，正是按这一方针实现了当代转化：儒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呼应了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法家“法不阿贵”的平等理念，契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墨家“尚贤使能”的人才理念，助力当代“选贤任能”的人才政策。毛泽东同志还善于从诸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借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砥砺革命意志，用“人皆可以为尧舜”激励群众向善向上，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让诸子智慧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活水。

（三） 坚持“对立统一”：汲取儒法互补智慧，不搞割裂式解读

毛泽东同志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精髓，其倡导的治理理念，暗合先秦“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的辩证逻辑——既强调“以德治国”，用儒家仁爱思想滋养民心、凝聚共识，解决“人心”问题；也坚持“依规办事”，用法家“法不阿贵”的精神规范秩序、强化执行，解决“规矩”问题，二者互补共生，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这与鲍鹏山将儒法完全对立的片面认知形成鲜明对比，更印证了先秦诸子思想中“互补共生”的智慧精髓：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单独解决所有问题，唯有取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才能形成适配时代的治理方案，这一智慧，至今仍是治国理政、社会治理的重要借鉴。

（四） 呼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诸子智慧对接时代需求

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为后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源头遵循。今天我们研读先秦诸子，不是要复古照搬，而是要将其核心智慧与当代需求对接：把儒家“和而不同”转化为文明交流的准则，把法家“法治平等”转化为现代法治的养分，把道家“道法自然”转化为生态保护的理念，把墨家“兼爱非攻”转化为和平发展的追求。唯有这样，才能让先秦诸子的千年智慧，真正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精神助力，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

结语：读懂千年智慧，拒绝片面误读，筑牢文化自信

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华文明的立体智慧结晶，是活态的真理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气；商鞅变法、汉武帝拓疆等历史实践，是诸子思想落地生根的鲜活例证，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根基。西方学者汤因比曾直言“来生愿在中国读懂先秦诸子”，伏尔泰也曾盛赞东方智慧的深邃，反观易中天、鲍鹏山，坐拥自家文化瑰宝，却混淆概念、割裂历史，贬蒙学、骂商鞅、抹黑汉武、对立儒法，这般违背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理应被警醒与纠正。

对待传统与历史，唯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具体语境，不苛责古人、不割裂源流，读懂思想产生的时代土壤；以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看待，不非黑即白、不片面绝对，分清精华与局限；以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思想为指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诸子智慧对接时代需求——这既是对先贤的敬畏，也是中国人应有的文化清醒，更是我们传承文明、筑牢自信、走向未来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