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上的时光

启翔

趁休假，我驱车回到母校——原襄阳县高级职业中学。

站在门前，看着已换的校名，校门上方“襄城职高”四个大字，在四月的薄阳里泛着微光。左侧的光荣墙上的喜报赫然入目:2024年技能高考本科过线423人，遥居全省第一。我想起1989年毕业时，全校考进大学也不过两人。

门卫师傅坐在那里，抬眼看着我。那淡漠里藏着的审视，像极了三十多年前，提着马灯巡墙的老校工。只是围墙更高了，高得再也望不见当年水泥墙头那些锋利的碎玻璃。

报明来意，又说了几位老教师的名字。师傅点点头，移开路障。在跨进校门的瞬间，一阵恍惚袭来——仿佛不是我在走进，而是时光，正静静地向后倒流。

路旁新栽的梧桐，已有了几分郁葱，叶子在风里翻着，沙沙地响。可我耳边响起的，却还是当年那些老松树在夜风里的哗哗声。路的左边，曾是一片小花园，春日里开满不知名的花。我们捧着课本在那里晨读，书声混着青草气。到了晚上，树影深处偶有交叠的人影，压抑的轻笑，衣料的窸窣，是那个年纪才懂的、又紧张又甜的秘密。

毕业前夜，就在这条路上，一个女孩突然塞给我厚厚一沓信，扭头就跑。她的马尾辫，在昏黄的路灯下划出一道仓促的弧线。我捏着那沓信，纸张的边缘硌着掌心，像握着一捧将化未化的、滚烫的雪。

后来，我在操场最僻静的角落，烧了它们。火焰舔舐信纸时，我看见自己颤抖的手影在墙上晃动。不是因为悸动，是因为恐惧。恐惧自己那一眼望得到头的、贫瘠的未来，恐惧承担不起另一颗心的重量。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些东西烧掉了，灰烬反而会长进骨血里，跟着你走很远很远的路。

再往前走，路的左边静静卧着一块大石。石上刻着六个鲜红的魏碑大字：“厚德 博学 精技”。我的指尖触到“德”字时，石面竟有些微的温热。听说，这是学校划区改名时，老校长亲自选来的石头。他说：“职教的孩子，德在技先。”

德是什么？学生时代的我们，哪里真的懂得这些。只知道车床的转速，齿轮的咬合，背不完的三角函数，画不完的机械制图。如今想来，德或许是每月回家背粮时，母亲默默多塞进布袋的两个煮鸡蛋；是父亲在村口挥挥手，说“好好学，别像爹”；是赵大新从家里带钱，我从家里带粮，两人合吃一份菜的铁约；也是眼睁睁看着年幼辍学的弟弟，跟着大叔去贩粮食，那瘦小背影烙进眼底时，那无声的、钝钝的疼。

操场上的喧闹声一阵阵传来。红地毯钢架搭的成人门，“青春佳吉”“未来大吉”的字样，透着稚拙而真切的喜气。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面对国旗，握拳宣誓。清亮的声音穿透暮色，送到耳边。

我绕过这片热闹，走向静静矗立的教学楼。三楼那间教室的灯亮着，窗玻璃映出晃动的人影。我数到第三扇窗——靠窗第四排，是我曾经的位置。木桌面上，应该还有我用小刀刻的那个“早”字，拙劣地模仿着鲁迅先生。

光影恍惚间，那些面孔竟一个个鲜活起来：热情开朗的班长郭建定；笑起来眼睛眯成缝的薛迎春；高个黑瘦、小眼迷人的篮球手雷世忠；玩世不恭、爱和女孩在一起的小个子张群贤；老实巴交、与我形影不离的周光才和赵春林；清晨在球场将一套武术打得行云流水的周勇；还有梁宝忠、张道宪、窦贤国……那些起初让我敬而远之，最后却成了朋友的人。

还有牛华坡、尚兴国、郭建友、宋吉兵……他们是公认最有希望上大学的一群，结果预选都没过，倒是不起眼的赵光武考上了。学生会主席华兴平，后来成了的士司机。王海庭、催顺志、金明文、陈广……我能叫出的名字，像潮水一样涌回来。

还有，班上的“十朵金花”：刘清梅、曹萍、何荣琴、周琴……曾经，她们的名字被我们这群毛头小子写在纸阄上，笨拙地“抓”过，当作青春里一个羞涩又荒唐的玩笑。

你们都还好吗？我的老同学。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同桌赵春林用胳膊肘碰碰我，悄声说：“文秘班那两个高个子女生，又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三趟。”我低头，继续修手里的铅笔，笔尖在绘图纸上划出极细的线，手心里却全是汗。

不是不动心。只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在那样一无所有、前途渺茫的年岁里，太清楚“动心”的代价。奶奶的警告言犹在耳，弟弟贩粮的背影历历在目。于是，只能悄悄溜出教室，跑到空无一人的寝室，就着昏黄的灯，把脸埋进书里。

更多的时候，是在晚自习后，等人都走尽了，从书包里掏出二叔送的那支竹笛。笛声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旋，《外面的世界》《妈妈的吻》，还有偷偷练熟的、邓丽君温软的调子。笛声飘出窗外，融进浓稠的夜色里，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无处安放的躁动、迷茫与渴望，都轻轻地送走。

教学楼的另一侧，曾经的图书室早已了无痕迹。可我还记得那个管理员，眼镜总滑到鼻尖，从镜片上方看人。我在那里，借完了所有关于鲁迅、沈从文、茅盾、冰心的书。发黄的借书卡上，不同的笔迹，藏着同样的饥渴。知识，是那个充满梦想的年代里，我们唯一能抓住的、通往外面的梯子。

图书室前，曾是两排低矮的红砖宿舍，如今也成了操场的一部分。可我分明又看见了冬夜窗上凝结的霜花，看见了七八个人挤在通铺上，一条旧被子横盖过三个人的肩膀。

那是1989年3月初，雷仕忠、张道宪、陈广他们几个，要参军走了。文秘班的赵大新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金蝶”烟。七八个人挤在宿舍里，抽着，说着，笑着。

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一群沉默的萤火虫。有人说要去北京卫戍区，有人说将赴云南边防……我看着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真心为他们高兴。我说我也想去。奶奶坚决不允许：“你看你几个叔叔，当了兵不也回来扛锄头？好好念书，考上大学才是正路。”不过，第二年春天，我也穿上了军装，去了武警消防。总算，圆了自己一个梦。

那条烟抽到天蒙蒙亮时，我的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晨光从窗板的缝隙挤进来，照见一地灰白的烟灰，像时光褪下的、细碎的骨殖。

最饿的时候，我们就拿出饭票，摸黑溜到宿舍边上的杨老师家，敲开那扇小窗，买“汽水包”。二两饭票一个，用粗糙的草纸包着。咬开焦脆的皮，滚烫的粉丝馅瞬间烫得舌尖直发麻。那热气从指尖一路传到心里，是贫瘠岁月里，最真实也最奢侈的慰藉。

此刻，操场上，宣誓已到了高潮。同学们排成方阵，安静而庄重地依次穿过那座鲜红的成人门。他们的脸庞在暮色里泛着光，那么年轻，那么笃定，仿佛整个世界都等在门前。

我忽然想起我们的毕业照。没有红毯，没有成人门。就在这片黄土操场上，四排人站得笔直。摄影师喊“三二一”时，后排有人忍不住哭了。照片洗出来，很多人的眼睛是红的，可笑容也是真的——那种豁出去的、不管不顾的、带着泪光的真。

我下意识摸了摸口袋。手机里还存着这张照片的翻拍：五十多个少年，衣着各异，背景是如今还在的、灰扑扑的教学楼。很多人，我再也没有见过。

赵大新退伍后，进了襄阳车桥厂，我们每年还能聚上一两次；那个塞信的女孩，听说嫁了人，孩子考上了很好的大学；雷世忠、王海庭在北京安了家；刘清梅在文化局，曹萍、赵春林、郭峰当了老师；张群贤、尚兴国自己办了厂，生意红火，混的风生水起；周光才开了家小餐馆；陈德祥开上了大货车……

还有那些一起翻墙、一起挨罚的兄弟，有的成了的哥，有的远走他乡，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天涯海角。

天色，终于暗透了。我又走回教学楼前，仰起头。三楼的教室，已是灯火通明。我数着那些亮灯的窗口，想象里面坐着怎样的少年。他们是否还会为一道数学题争得面红耳赤？是否还会在晚自习时，让一张写满心事的纸条穿过大半个教室？是否还会在寒冷的夜里，挤在一起分食一个热腾腾的汽水包？

也许不会了。他们有了更明亮的食堂，有了能连接整个世界的手机，有了我们当年无法想象的、丰富的选择。但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饥饿”——不再是胃袋的空虚，而是灵魂对更广阔世界、更深邃意义的渴望。

来到门卫室，保安师傅向我点了点头。我递过一支烟，他熟练地别在耳后。“有空常回来看看。”他说。

离去时，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那块石头。“厚德 博学 精技”——德在技先。

走了三十多年弯弯曲曲的路，如今才咂摸出这顺序里藏的、千钧的重量。技可以谋一碗饭，德，才能立住一个人。而博学，原来是一辈子也走不到头的、苍茫的远路。

车子缓缓驶离。后视镜里，“襄城职高”四个字渐渐模糊，最终融进了卧龙镇稠密而温柔的夜色里。可我知道，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石上的刻字会再次泛起微光，教室的灯会再次亮起，又会有新的少年站在梧桐树下，做着属于他们的、崭新的梦。

母校是什么？她不是凝固往事的琥珀，也不是风干青春的标本。她是河床。我们这些水滴，曾在这里汇聚、奔流、喧哗、碰撞，然后各自顺着命运的沟壑，奔向看不见的远方大海。而河床永远在那里，沉默地接纳着新的水流，耐心地聆听着新的涛声。

夜色越来越浓。我摇下车窗，晚风灌进来，带着四月特有的、草木萌发的气息，清冽又蓬勃。

忽然想起毕业离校那天。我背着打了补丁的被子，抱着一捆舍不得丢的书，站在大门口，最后一次回头望。夕阳把整个校园染成一片辉煌的金色，像给一段最莽撞也最干净的时光，镀上了永恒的、温柔的封存。

那时我以为，自己转身离开，便是失去了一个世界。如今才明白，我是带走了一条河，一条属于我的、从此在血脉里日夜奔腾、永不干涸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