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共”与“共青团”

红藏视界

这是一张看似普通却又极具研究价值的介绍信（见图1）。这张用毛笔竖行书写的信笺，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兴国县调剂局负责同志：

兹介绍肖善根同志前来你处买二元伙食盐，到（时）祈望接洽，并发卖（货）与他带回及开给收条至要。

此致

布礼！

东村团区委

少共兴国县东村区委（印章）

六月十一号

 

这张介绍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1.介绍信抬头是兴国县调剂局。2.落款单位是“东村团区委”。3.落款处的印章是“少共兴国县东村区委”。

信件抬头“兴国县调剂局”是“兴国县粮食调剂局”的简称。这是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下属机构，在国民党严密经济封锁下，实际承担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统购统销职能。食盐作为稀缺物资，必须凭组织介绍信定量供应，这体现了苏区计划经济管理的雏形，也反映了物资匮乏环境下严格的组织管控体系。

图1

 

信尾落款处，先用毛笔书写“东村团区委”，这显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东村区委员会”的简称；而公章的印文是“少共兴国县东村区委”（见图2），同一文书中混合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称谓。这在苏区文物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张介绍信究竟是“共青团”发出的，还是“少共”发出的？为什么“共青团”与“少共”名称会混用？初步让人感觉乱麻一团。要破解介绍信落款混乱的密码，必须回到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中，溯源“少共”这一特殊称谓的来龙去脉。

图2   印章放大

 

 

一、“少共”的来历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为了培养青年革命力量，同年11月26日，在柏林召开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年共产国际”（英文：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俄文：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这个组织在历史上被简称为“少共国际”，是共产国际专门领导各国青年运动的国际组织。

少共国际的成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形势高涨，各国青年在反战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但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对青年工作重视不够，青年组织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列宁敏锐地认识到，青年是革命的生力军，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际青年组织。在《青年国际》创刊号上，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少共国际的组织原则与共产国际完全一致，实行民主集中制，各国青年组织作为其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统一领导。其章程明确规定：成员年龄原则上为14-23岁，任务是在各国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这种组织模式对中国青年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国青年团的创建与少共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11月，北京、长沙、武汉等地也相继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但这些早期组织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到1921年5月一度陷入停顿。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恢复和整顿青年团成为当务之急。此时，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带来了少共国际二大的决议和国际青年运动的经验。1922年1月，达林指导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了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接受中共领导和少共国际指导。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青年团正式成为少共国际的一个支部。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国团组织名称几经变化。1922年成立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改名直接受到少共国际的影响，目的是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明确共产主义性质。改名决议明确规定：“本团为少共国际之一员，必须服从其纲领和决议。”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这个红色政权的架构几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青年工作也不例外。苏联的共青团组织称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ВЛКСМ），在苏联国内通常简称为“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但在国际场合或与共产国际文件对应时，常使用“少共”称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偏僻的农村。由于交通阻隔和战争环境，各地青年组织与少共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但组织传统和工作模式已经深入骨髓。在苏区文件中出现“少共”称谓，既是对少共国际支部身份的一种确认，也体现了与苏联共青团的对标。特别是1933年团中央迁入瑞金后，系统引入了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如“青年突击队”、“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主义学习小组”等，这些带有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烙印的称谓和做法，使得“少共”这一更具国际色彩的名称在苏区广泛流行。

 

二、“少共”与“共青团”的关系

 

在苏区时期的文献中，“少共”与“共青团”的混用并非笔误，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共青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属于组织全称的缩略；“少共”则是“少年共产国际支部”的意译加音译混合缩写，强调的是国际身份和组织渊源。

在实际使用中，两者有微妙的语境差异：

1.正式程度不同：在对外或对上的正式文件中，更倾向于使用“共青团”，以体现组织的完整性；在对内或对下的日常工作中，“少共”更为简洁亲切。

2.政治功能侧重不同：使用“共青团”时，更强调其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国内定位；使用“少共”时，则突出其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国际身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意义。

3.地域差异：在赣南、闽西等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少共”使用频率更高；而在鄂豫皖、湘鄂西等其他苏区，“共青团”更为常见。这与各地组织建立的历史渊源和领导习惯有关。

“少共”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苏维埃政府的忠实助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团体，而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是党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组织成员的年龄跨度为14岁至23岁，这一年龄段覆盖了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期。在实践中，各地执行标准略有浮动，有的地方将上限放宽至25岁，以吸纳更多积极分子。入团条件十分严格：必须承认团的纲领，服从团的章程，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团的决议，按期交纳团费，接受严格的组织审查。

团员的社会成分以贫雇农青年为主，也吸纳了大量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小知识分子。在苏区，青年红军战士、基层干部、小学教师、合作社工作人员等，构成了团员的骨干力量。据1933年统计，中央苏区团员总数达到约10万人，占苏区青年人口总数的15%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青年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

少共中央局的建立标志着苏区青年工作进入系统化阶段。1931年4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首任书记为顾作霖。1933年1月，团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瑞金，与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少共中央局。这个机构实际上行使着全国共青团最高领导机关的职能。

根据少共中央局“凡是有党的支部的地方必须建立团的支部”的决议，到1934年长征前，中央苏区的乡一级普遍建立了团支部，有的村还设立了团小组。这种密布的组织网络，使党对青年的领导延伸到苏区的每个角落。

从中央苏区建立开始，“少共”与“共青团”实际上是同一组织的两种不同称谓，二者在组织架构、成员构成与政治职能上完全重合，只是名称在历史沿革与具体语境中存在差异。

 

三、“少共”的下属组织

 

在苏区，“少共”除了在中央、省、县、区、乡的各种机构建立了委员会或支部之外，还直接领导了两个团体。

一是少年先锋队——半军事化的青年武装

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少共”领导下的半军事性质青年组织，成员年龄16至23岁。与今天的少年先锋队不同，苏区少先队是一支真正的准军事组织。少先队按连、排、班建制，每个区编为一个大队，乡编为中队，村编为分队。队员统一佩戴标牌，手持梭镖、大刀，定期集合训练。任务包括：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担任警戒、骚扰敌人等。1933年8月，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在瑞金成立，王盛荣（后张爱萍）任总队长，标志着少先队建设进入新阶段。

二是儿童团——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儿童团成员为7至15岁的少年儿童，是“少共”的预备队。他们虽然年幼，却在革命熏陶下表现出惊人的成熟。

儿童团的标志是红领带，口号是“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主要任务包括：站岗放哨、送信传令、宣传动员、学习文化等。

 

四、苏区“少共”的突出贡献

 

“少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在苏区建设、巩固和保卫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扩红动员：为红军输送新鲜血液

动员青年参军是少共的首要任务。1933年2月，少共中央局发布《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议》，要求每个团员必须承担动员一名青年参军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使命，“少共”组织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用快板、歌谣、话剧等形式宣讲革命道理，《送郎当红军》等歌曲唱遍苏区。同时开展“扩红模范支部”、“扩红英雄”评比活动，瑞金县武阳区石水乡团支部一次就动员127名青年入伍。团干部更是率先垂范，1933年5月，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亲自带领瑞金县200余名团员青年集体参军。据统计，仅1933年中央苏区扩红8万余人，其中通过少共组织动员的占60%以上。许多地方出现“送儿送郎当红军”的感人场面，兴国县成为著名的“将军县”，与“少共”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密不可分。

（二）经济支前：保障红军给养

在“保障红军给养”的口号下，“少共”组织青年成为苏区经济建设主力军。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春耕生产运动，少共中央局号召“每个团员要做到不荒一亩田，多种一担粮”，并组织18-23岁强壮青年成立突击队，专门承担开荒、修水利等重体力劳动，瑞金县黄柏区青年突击队30天开荒500多亩。同时，“少共”发起“星期六义务劳动”，团员青年每周六义务为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耕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也多次参加。在物资极度匮乏条件下，少共还发起“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个铜板”运动，1933年8月，江西、福建两省团员捐献粮食5000余担、现洋2万余元，有力支援了前线。

（三）宣传教育：提高青年革命觉悟

“少共”建立起庞大而有效的宣传网络。机关刊物《青年实话》1931年7月创刊，发行量最高达3万份，设有“团的建设”、“青年生活”等贴近青年的栏目。同时普遍设立列宁室作为青年学习场所，建立俱乐部组织文娱活动，红军剧社演员几乎都是青年团员。在文化教育方面，面对中央苏区青壮年90%以上的文盲率，“少共”发起“消灭文盲运动”，要求“每个团员教两个不识字的青年识字”，创造“见物识字”、“送字上门”等办法，几年间使青年识字率提高到40%以上。“少共”还参与创办大量列宁小学，并在瑞金开办“列宁团校”，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授课，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

（四）军事斗争：浴血奋战的青春力量

少共对团员进行系统军事训练，每乡设立训练场，由红军教官指导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在历次反“围剿”中，少共组织青年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洗衣队”，为红军提供全方位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时，瑞金县动员青年支前2万余人，其中团员占70%以上。

最悲壮的是组建“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5日，为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万余名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青年在江西博生县组成红军第十五师，辖三个团。他们参加了团村、大脑寨、驿前等惨烈战斗。1933年12月团村战斗中，全师与敌激战三昼夜，伤亡过半仍坚守阵地。1934年8月驿前保卫战中，面对敌8个师进攻和重炮轰炸，战士们跳出战壕白刃格斗，全师仅剩2700余人。长征中，少共国际师担任后卫，湘江战役几乎全军覆没。1935年遵义会议后，这个番号完成历史使命，余部编入红一军团。

（五）社会改造与干部培养

“少共”在苏区社会改造中发挥先锋作用，宣传“婚姻自由”、禁烟禁赌，发动青年清理污泥、改善卫生。1933年8月国民经济部发起“经济建设公债”运动，“少共”组织青年购买公债达15万元。在合作社运动中，瑞金县各类合作社90%的社员是青年。文体活动也蓬勃开展，1933年瑞金“五一”运动大会，少共组织1000余名青年参赛。

更重要的是，少共成为向党输送干部的“摇篮”。1931-1934年，中央苏区有2万多名团员入党，占新党员70%以上。长征中，少共干部表现卓越，如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原少共福建省委书记，时年20岁）等，都在革命战争中成长为栋梁之才。

 

五、“少共”的宝贵经验与精神传承

 

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实践，苏区“少共”在土地革命战争的烽火中淬炼出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为党领导的青年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石和精神根脉。

（一）制度原则的奠基意义

在组织建设层面，“少共”确立了党对团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其“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定位历经九十余年风雨而始终不渝。在工作方法上，“少共”创造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范式，竞赛评比、青年突击队等动员手段至今仍为共青团工作注入效能。在思想建设领域，以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在实践中锤炼青年的传统，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这些制度性创设，在1949年重建共青团时被肖华（原少共国际师政委）主持起草的团章充分吸纳，实现了历史经验的制度化升华。

（二）精神品格的时代光芒

“少共”所熔铸的革命精神，是苏区精神谱系中最富青春特质的重要组成：其一，信仰如磐。一批十几岁的少年为理想投身血与火的考验，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解放的重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成为穿越时空的精神坐标。其二，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