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其侗先生之秘辛 、遗珠

石子

一，“关圣人”雅称的来历

关其侗先生在少年读书时，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关圣人”。这称呼背后还有一段趣事。

关先生早年就读于平定中学第十二班，学习勤奋刻苦，尤以英文和国文为最。他在这两门功课上投入了大量心力，每学期成绩都遥遥领先，也为他日后从事翻译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记英语词汇的方法颇为独特——每背熟一页《英汉词典》，便撕去一页，直至整本词典烂熟于心。学习国文时，许多古文名篇他也都能背诵如流，且能深解文义。一次作文练习中，他仿效古人“管子曰”“曾子曰”“孟子曰”的笔法，在文中自称“关子曰”。老师看后告诉他，古时“子”是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者的尊称，普通人不宜自称。不料关其侗听后竟与老师争辩道：“管子、墨子，他们皆是人，我也是人，为何我就不能称‘关子’？”此事传开，同学们便玩笑地称他为“关圣人”了。

关其侗先生

二、平定三杰

关其侗先生出生于有“文献名邦”美誉的山西平定。何谓“文献名邦”？相传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丁卯科乡试中，平定士子李绳宗高中解元（山西省第一名），王朝翰等九人考取举人，另有潘令等五人中副贡生，共计十五人金榜题名，创下平定科举史上空前佳绩。嘉庆十六年（1811年），新任知州吴安祖为旌表此盛事，特于县城西通京大道南天门处修建“科名坊”，坊额上书“文献名邦”四个大字，意为“典籍与贤才荟萃之地”，象征平定文脉深厚、人才济济。

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京求学的山西学子中，有三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因同出平定，被时人誉为“平定三杰”，亦称“古州三才子”。他们分别是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石评梅、北京大学的关其侗，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恒寿。

女才子石评梅（1902—1928），祖籍平定县小河村（今属阳泉市郊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进步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散文、诗歌、剧本等作品呼吁妇女解放、批判社会现实，被誉为“北京文坛上光耀一时的不凡之星”。她与早期革命家高君宇之间真挚而凄美的爱情故事，亦传为世纪佳话。病逝后，二人合葬于北京陶然亭。

土才子张恒寿（1902—1991），平定官沟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人。幼承家学，接受十余年传统经史教育。1920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后进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深造。毕业后曾留校任教，相继执教于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辅仁大学等校。1952年调入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他是著名的先秦思想史家、教育家，著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中国史哲论丛》《韵泉室旧体诗存》等。其代表作《庄子新探》历时近半个世纪撰成，考证精深，荣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张恒寿终身奉献教育，深受学界敬重。

洋才子关其侗（1903—1973），平定县南坳村人。中小学均在家乡就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深受感召，多次与同学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并带头起草驱逐反动校长的宣言。大学期间，为向国内介绍西方文明及政经状况，他开始在北京《新民报》连续发表译作，逐渐产生影响。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英文系。毕业后经胡适推荐，先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后曾任职于中德协会、救济总署及长春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调至国家出版总署任编审，后转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兼任《哲学译丛》编委、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1973年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译著有《人类理解论》《纯粹理性批判》《乌托邦》《世界史纲》等。

关其侗精通英、俄、德三门外语，一生虽历任专业翻译及行政职务，但大部分岁月都在大学外文讲台上度过。他治学严谨，为人敦厚真诚，深受师生爱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后，除承担教学外还身兼多职，工作异常繁忙，却始终兢兢业业。甚至在病重期间，仍坚持与历史系师生共同校订《历史百科全书》，其精神令人感佩。

关其侗夫人程华林

三、信佛的关夫子，烧香的老先生

关先生一生崇信佛教，乐善好施。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人们信神拜佛本是寻常，但关先生的信仰之笃诚却非比寻常，这与他早年的几段经历密切相关。

1947年，经胡适介绍，关先生赴长春大学外语系任教授，讲授英文。任教刚满一年，1948年解放军围困长春，城中粮食断绝，粮价飞涨，一袋面粉甚至可换一栋小楼。关先生同样陷入断粮困境。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某日忽闻后院一声闷响，他赶去查看，竟不知何人扔进一袋大米。正是这袋米，助他渡过了生死难关。事后他始终不知大米来历，遂深信这是观音菩萨显灵救难。

当时关先生患白内障需手术，而长春战事正紧。不知他如何说服了对峙双方，竟获准出城。他一路辗转，千辛万苦抵达营口，又逢辽沈战役激烈，铁路已断。他设法购得前往天津塘沽的小帆船票。启航前，一名乘客突然匆忙下船，似有急事，连行李都未带走。因战事与天气影响，小船在海上漂泊多日方抵天津，而那位乘客遗落的行囊中恰装满干粮，正好解了全船人的饥渴。平安回到北京家中后，关先生日日向观音菩萨敬香，感念菩萨一路庇佑。

据其女关静菡回忆，每年除夕之夜，父亲必率领全家举行接财神仪式。院中花架上置好香炉，全家静默肃立，父亲点燃三炷香，对天三拜，插入炉中。众人静静伫立片刻，仪式方毕。这一传统，关家年年恪守。

关静菡还忆起一件小事：

她幼时某个冬日，随父亲去地坛公园。园内人迹稀少，枯叶满地，景象萧瑟。远处长椅上躺着一位衣衫单薄的老人，身旁竹筐里装着拾来的枯枝。父亲对她说：“如今穷人太多，衣食难保。”随即递给她五元钱，让她送给那位老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买许多东西。她有些不舍，父亲只嘱咐：“交给老人家就好，不必多言。”她照做了。老人先是一怔，随后接过钱，望向远处的关先生，不住作揖念叨：“好人啊，真是好人！”

关先生心地仁厚，乐于助人，待人尤为宽善。在山西大学任教时，不少同事向他借钱，他从未拒绝，总是有求必应。然而对待自己，他却异常简朴甚至苛刻。有一次在山西大学，他买的面包已存放多日，不仅干硬还生了霉点。关静菡劝他扔掉，他却削去霉斑，照样吃了下去，结果闹了肚子。女儿不解地问：“为何对别人那么大方，对自己却如此节俭？”他的回答让女儿感受到他异于常人的精神世界——那仿佛是一位修行者的心境。他说：“世间的物质，不该在我手中白白损耗。若我花几百元冤枉钱买一件东西，钱并未消失，只是转到他人手中；只要东西不毁于我手，我便心安。”这便是他对待物质与金钱的态度。

关先生和子女在一起

纪念康德200周年的文章里盛赞了关先生

四、关先生与各界名士的交谊

关先生一生交游广阔，与许多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皆有往来。

1. 与胡适的交往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倡导白话文运动，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对现代文学与汉语规范化贡献卓著。

关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期间，胡适正担任北大教务长。胡适十分赏识关先生的才学，而关先生也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两人情谊深厚：关先生成婚时，胡适为之证婚；大学毕业后，又得胡适推介工作。1931年，关先生进入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任职；1947年，再经胡适引荐，赴长春大学任英文系教授。这些交往在胡适日记中均留有记载。

1962年，胡适在台北逝世。关先生闻讯，于家中焚香遥拜，默祝恩师英灵安息。他曾感慨：“多读胡适，人生无忧。”

2. 与钱伟长的交往

关先生的友人并不限于文学界，他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亦交谊甚笃。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亦是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

据关先生之子关大威回忆，关先生每次从山西返京，常约钱伟长在北海公园白塔旁的茶座品茗畅谈。某夜天清气朗，繁星满天，二人自然地聊起天文星座。关先生谈笑自若，娓娓道来，似对天文颇有涉猎，钱伟长则含笑静听。一段时间后，钱先生再邀关先生至北海喝茶，这一次他打破沉默，竟对天文星象滔滔不绝。关先生暗忖：钱公真是聪慧过人，短短时日竟补足如许知识，实不简单。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3. 与水梓的交往

众人皆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水均益，却少有人了解其祖父水梓先生。

水梓是甘肃著名教育家，曾于1931年任甘肃省教育厅长，推动中学“三三制”学制改革，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时，他促成甘肃响应共和；抗战期间任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支持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捐献房产支援抗美援朝。他精于行草，书法飘逸灵动，亦工诗文，著有《煦园诗草》《陇上旧剧琐忆》等。

水天中所著《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记载，水梓曾自述：“我也曾作过些翻译工作。北平沦陷后，我蛰居家中一年多，承老友关琪桐推荐，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了《培根论说文集》（Bacon's Essays）。译稿于1942年交该会负责人任叔永先生，至1951年冬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重版。这大概是我足资纪念的唯一译作了。”

4. 与周作人的交往

周作人，鲁迅之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家、批评家。1918年他发表《人的文学》，被视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五四后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等创办《语丝》周刊。其散文开创融合“趣、智、理、味”的独特风格，影响深远，然其抗战期间的选择使其生平评价颇为复杂。

关先生与周作人的交往主要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编译委员会共事时期。当时胡适已离北平，关先生任编译委员会秘书，代行胡适部分职责。周作人每月为该会翻译约两万字，领取稿费二百元，主要译作为《希腊神话故事》。

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第571页中写道：“大约（那年）上半年，与在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写作的同人一起，在什刹海会贤堂开惜别会，送别编译会迁往香港，主客是关琪桐。……我不记得是什么人发起，只觉得仿佛人很多，一共摆了两桌。主客当然是关琪桐，主人里边，只有王古鲁我还没有忘记……”

胡适日记里的胡先生

五 ，与我们72级的那一面之缘。

我们72级是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工农兵大学生。每个人都深知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刚入学时，大家对知识的渴求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校园里处处是动人的学习场景：晚自习后迟迟不愿离开教室，熄灯号吹过宿舍关灯后，还有人到盥洗室继续看书，甚至打着手电筒、蒙在被子里坚持学习……

然而，到了1973年下半年，一场“反回潮”的浪潮席卷全国高校，也改变了校园里的学习气氛。受到这一事件影响，部分同学渐渐放下了书本。

所谓“反回潮”，源于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刊发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刊登了张铁生在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自己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并希望领导给予“照顾”。《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称，这份“白卷”“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相继转载，并上升为“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问题，批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张铁生也被一些人塑造成“反潮流的英雄”。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些同学对学习产生了动摇。面对这种情况，外语系领导组织包括关先生在内的老教授们到各个班级进行劝导。关先生来到了我们英语三班。他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 “我们山西大学的学生之所以走上社会后能站得住脚，靠的就是在校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如果现在不学习，将来拿什么建设祖国？拿什么回报社会？你们怎么对得起送你们来上学的父老乡亲？怎么对得起工人、农民和部队首长的期望……”

那是关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与我们谈话，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谈话之后仅仅几个月，关先生便与世长辞。这番叮嘱，成为他留给我们这一届学生最珍贵的赠言。

关先生夫妇和子女在一起

山西大学悼关先生的悼词（1973年12月）

六，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关其侗（笔名关文运）先生一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经典的系统性翻译与引介，其贡献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性译介，填补学术空白

作为中国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经典的重要先驱者，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起，开创性地将培根、笛卡尔、巴克莱（贝克莱）、休谟、康德、洛克等众多西方哲学核心人物的代表作首次或系统性地译为中文。例如，他于1935年首译出版了笛卡尔的《方法论》，并翻译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休谟的《人性论》等，大大填补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古典哲学和近代认识论著作译介的空白。

2，译作等身，影响深远

他的译作达数十种，累计超千万字，其中多部代表作如《新工具》《人类理解研究》《哲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等，被商务印书馆收录于权威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这套丛书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

在“中华读书报”2004年在《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时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是这样写的:“贺麟，关文运，陈修斋，王太庆，杨一之，熊伟等一大批卓越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打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哲学语言。”

他的译本因忠于原著、文笔流畅而受到推崇。例如，哲学家邓晓芒曾评价其《实践理性批判》译本“用词极为贴切，文笔相当流畅，是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译本”。这些译本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学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

3，开风气之先，奠基学科建设

他的翻译工作始于胡适引荐，是中国早期系统引介西方哲学思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译著不仅为哲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外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在职业生涯后期（1952年起），他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并兼任《哲学译丛》编委、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将翻译实践与人才培养、学术组织相结合，为外国语言文学和哲学学科建设贡献了力量

4.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关先生精通多门外语，翻译时常参照多种版本校订，力求严谨。他始终坚持学术工作，即使在晚年病重期间，仍参与校订《历史百科全书》等工作。

总的来说，关其侗先生通过毕生的翻译实践，在沟通中西思想、奠定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文献基础、培养学术人才等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作者 李广锁 史莲娣

关先生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