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世同堂之家，自幼被全家疼爱。曾祖母最护我，容不得别人说我半句不好；儿时淘气撒尿入菜，她笑称“金贵

李斌

2.1：长辈们常念起的胖娃娃

我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是曾祖母膝下头一个重孙。老屋的木门又厚又斑驳，推起来吱呀作响，一推开，里头早坐着一群疼我的人：曾祖母、祖父母、父母亲，还有二叔二婶、三叔和姑姑。后来母亲总念叨，我落地那会儿，就跟颗掉进蜜罐的糖似的，被满屋的疼爱裹得严严实实的，连风都吹不着。

曾祖母是家里最疼我的人。这位二十岁就守了寡，独自把祖父拉扯大的老人家，嘴边总挂着一句话：“只要帽子底下有人，心里就踏实。”我至今记得她的手，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像晒蔫了的棉桃，可一搂我就特别有劲，总把我箍得紧紧的，生怕我摔着碰着。乡邻们见了总爱逗她：“你家这娃咋长得这么丑哟！”老太太立马跟护崽的老母鸡似的，眉毛一竖，声音也拔高了：“我家娃这是实打实的福相！”其实老太太心里明镜似的，我们那乡间里说孩子“丑”，实则是夸孩子壮实，可她就是听不得半个不字，谁要是说我一句不好，她准得跟人理论半天。

有件趣事，至今还被家里人当作笑谈。那天日头斜斜照进堂屋，晒得人暖乎乎的，蓝花粗瓷碗里的酸菜泛着琥珀色的光，看着就爽口。可吃饭的时候，我竟直接把尿撒进了那碗酸菜里。满桌人都愣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曾祖母却毫不在意，抄起筷子就说：“小娃的尿金贵着哩！搁早先，官老爷都得特意讨去当药引！”说着，硬是拉着大家把那碗“加料”的酸菜分着吃了。

五六十年代那会儿，爷爷是几个村联社的账房先生。每次去公社开会，他那件灰布褂的兜里，总还能摸出些稀罕物——不是糖渍的山楂，就是油纸包着的芝麻饼，或是肉夹馍。曾祖母牙口不好，专爱吃这些酥软的吃食，可这些好东西，倒多半进了我这馋嘴的肚子。奶奶则成了我的“专职保姆”，那会儿母亲身兼好几职，又是公社妇女委员，又是联村妇女主任，还管着村里的幼儿园。家里至今留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是当时幼儿园的合影。母亲坐在正中间，照片上老师加学生，拢共百十号人。照片没标日期，我估摸着该是1958年拍的——我是1957年六月生的，照片上的我看着也就一岁出头，穿得单薄，瞧着像是夏天，被母亲抱在怀里，一只小手还含在嘴里。前些年母亲回村里，时不时就有比我大几岁的乡亲，远远地喊她“老师”，母亲听了，脸上总会露出乐呵呵的笑。

在空军雷达兵服役的二叔，给我寄回了一套小衣裳。姑姑更是天天抱着我，舍不得放手。

而最难忘的，是三叔抱着我抹眼泪的模样。那会儿他才十二三岁，还是个半大孩子，青布衫的领口有时还沾着鼻涕印。每当母亲外出开会，我饿了就哇哇大哭，谁哄都不管用，这时候，三叔就会把我抱在怀里。半大孩子单薄的胸膛，倒成了我的小摇篮，他一边轻轻拍着我，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唱着唱着，自己倒先急得眼眶发红，泪花花直打转。

村里人都说我是天生的“小指挥家”。大跃进那几年，村里每逢开会，总爱搞拉歌比赛。只要歌声一响，我这肉乎乎的小手就跟着节奏上下翻飞，拍得可有劲儿了。这时候要是有人夸一句“这娃真像样”，我就越发卖力，真跟个小指挥家似的，歌声不停，我的手就决不肯停。

1960年的饥荒，像一道分水岭，把日子分成了两半。那时候吃公共食堂，我每天的定量是两个馍馍一碗粥，我每顿都雷打不动吃够这个数。这定量，全是从全家人的牙缝里省出来的。倒是苦了后来出生的二弟，母亲怀着他的时候，既要照管我，还总惦记着太奶奶、奶奶、姥姥和舅舅，总想着省口饭接济他们。如今二弟都六十多岁了，仍像株没长开的麦苗，身高始终没超过一米六。村里和他同龄的人，大多也长得瘦小，衣襟下摆总在膝盖上方晃荡，像是被年月偷偷截走了一截似的。

说起我的淘气劲，最遭罪的就是衣裳鞋袜了。有一回母亲去北京探亲，一去就是两个月。等她回来，窗台上齐刷刷摆着五双“开口笑”的布鞋——不是鞋尖顶破了洞，就是鞋底磨透了帮。奶奶举着豁了口的鞋帮直叹气：“你家这皮猴，真是铁打的鞋也经不住他这么蹬啊！”

记忆里，总晃着一条黄土坡。小时候我是奶奶的跟屁虫，奶奶去马家庄、西梁走亲戚，我总黏在她身上。路过南梁村的陡坡时，坡上总散落着几粒花生。我一见，就跟觅食的麻雀似的，扑棱棱往前冲，一门心思捡花生，奶奶也就能趁着这功夫，喘口气歇歇脚。这个谜题困扰了我好多年，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瞥见奶奶佝偻着腰，悄悄往坡上撒了几把花生壳。阳光穿过她灰白的发丝，映出细碎的银芒，那画面，至今仍在我记忆里闪着光。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在饥荒年月里还能吃得圆滚滚，能把布鞋磨得底朝天，为几粒花生就欢腾雀跃的胖娃娃，可不就是被整个家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么？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疼爱、藏在粗瓷碗里的包容、藏在花生壳里的牵挂，一辈子都暖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