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1 东丁 点滴

刘勇

东丁往事：麦田里的青春回响

撰文／罗先达 老师

（1973-1976年担任东丁76级1班班主任）编辑/刘勇

一、门槛吱呀，岁月斑驳

东丁字街学校的前身，是成都市东城区干部子弟小学，那是一段特殊历史的印记。1964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这里时，它已更名为东丁字街小学。

初到时，我怔在门前——这哪里像学校？分明是一座旧时大户人家的院落。两扇褪了色的红漆木门，一道高高的木门槛，静静地横在时光里。那时经济困难，校园更显沧桑。每天清晨，看门的蒋大爷都要吃力地抱起那道厚重的门槛，挪到一旁；放学后，又一步一步地搬回去。木门开合时发出长长的“吱呀——”声，像一句悠远而疲惫的叹息。

我常帮他一把。每当我抬起门槛的另一端，蒋大爷总会抬起浑浊的眼睛，轻轻说：“罗老师，谢谢你啊。”那眼神里的感激，像冬日的微光，温暖而心酸。

1986年夏天，我在成都科技大学为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小学教师讲座。谈到中国教育资源短缺时，我说起了东丁：

“我工作的学校，原是旧时军阀的两个宅院，被东丁字街一分为二，仿佛东巴与西巴。进门是一方二十来平米的天井，两侧各有两个教室。往前是一条过道，左边是行政办公室，右边是一间机动房，曾做过教师活动室。再往里走，是一个稍大的院坝，依然教室环抱。

教室终年昏暗，白日也须开灯。可惜我们地处供电末端，电压低得可怜，日光灯总像在眨眼睛——这或许也是孩子们近视多的缘由之一。

我常上第四节课，教室紧邻一户人家。每到晌午，饥肠辘辘之时，总能听见隔壁锅铲与铁锅碰撞的清脆声响，闻到菜籽油爆香的阵阵气息……那滋味，教书人与读书人 alike，都懂。”

这就是我教育生涯开始的地方。从1964年到1987年，我在此度过二十三个春秋，才调往成都教育学院。而我的学生们——比如76级1班的孩子们——也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喧闹、质朴又饱满的童年。

二、马家寺辩论：麦田与书页之间

学农，是东丁岁月里绕不开的记忆。

每年红五月，我们班总要奔赴马家寺五队，割麦、插秧、挑粪。冬日农闲时也去，半天劳作，半天活动。

我向来觉得，学习不该中断。有一次，我提醒去学农的孩子们：“带上几本书吧。”

谁知竟惹了风波。

回校后，学校领导在教师大会上批评我与另一位马老师：“学农就是学农！带书去像什么话？不符合上级精神！”

我怔住了。如今的孩子假期都在学习，而我们那时，连带本书去田间竟成了错误？

一场辩论就此展开。

我站起身，声音平静却清晰：“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话里，何曾说过学农时不可读书？至多是以学农为主，兼带学习罢了。”

领导一时语塞。那个年代，话语是武器，也是盾牌。他们最终未能驳倒我，却也不愿认错。

僵持数日，在我坚持下，他们终于在又一次全校教师会上道了歉。

那场风波，像一枚投入时光的石头，涟漪至今未散。如今想来，那是关于“学习”二字最质朴的捍卫——无论身在课堂，还是立于麦田。

三、“今天中午不准吃饭！”

多年割麦，我们班成了马家寺五队的“王牌镰刀手”。队长简叔逢人便夸：“东丁这些娃娃，利落！”

我最骄傲的，是班里几个高个子男生：刘勇、张明庆、巴军。他们弯下腰，镰刀一挥，麦秆应声而倒，节奏稳健如歌。

一日上午，十来个农家孩子在我们邻近的田里插秧。忽然，一个黝黑健硕的少年拎着锯齿镰，跃入隔壁麦田，埋头猛割起来。镰刀划过麦秆的“唰唰”声，急促中带着几分挑衅。

——他们是想和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学生“较量”呢。

我朝刘勇他们招招手：“去，一起割。”

三个少年相视一笑，放下手中的麦捆，大步踏入那块田。一字排开，弯下腰去。

那一刻，田埂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风声、镰刀声、呼吸声。

刘勇后来回忆：“那时割得快，不光是为赢。快，就能往前冲出一条一两米宽的‘通道’，跑到最前头——麦田深处藏着‘秧鸡儿’，还有窝里的蛋。那可是野趣啊。”

为了那份野趣，他左手小指被镰刀划破过多次。五十年后，那道浅白细痕仍静静躺在指间，如一枚微型的麦穗勋章。

不到一刻钟，那个农家少年已被远远甩在后面。他直起身，抹了把汗，望向这边。

田埂上传来同伴的哄笑：“输了！今天中午不准吃饭！”

我们班的孩子们没起哄，只是互相看了看，嘴角扬起克制而明亮的笑意。那是一种干净的、劳动带来的成就感，不掺杂轻视，只有青春的酣畅。

多年后，刘勇写下这样一段记忆：

“割一天麦，鼻腔里能擤出两条‘黑虫’——全是尘土。五月的成都平原，干燥少雨，麦灰飞扬。有一年学农结束，我回到父母所在的郫县四川省五.七干校，累得直接倒床‘病’了。幸得家里有大舅徐慕菊36斤的粮票支撑，才熬过那段饿到发昏的日子。”

他还想起一桩篮球场上的往事：

“罗老师教我们打篮球。有一回他突破上篮，我情急之下，拦腰把他整个人抱停悬空——当然犯规了。老师愣了一下，反而笑起来。那一刻，严厉与鲜活，都在汗水中融成了师生间不言的默契。”

四、回响

如今，东丁的院落早已变迁，马家市的麦田也许盖起了新楼。但那道门槛的吱呀声、镰刀划过麦秆的脆响、日光灯下的眨眼、隔壁飘来的菜香、书本摊开在田埂上的姿态……却像一枚枚时光的琥珀，封存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启蒙。

教育，有时在课堂，有时在麦田；成长，有时源于书本，有时来自土地。而师生之间，那些看似平常的较量、陪伴、争执与和解，最终都化作了生命里不会褪色的底色。

麦田会消失，校园会改建，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收割——比如那个五月，几个少年弯下腰时，身后展开的无边的金色；比如一位老师站在田埂上，望向他们的、骄傲而温柔的目光。

那片麦田，割不完。

　　回忆更多如下：

黑龙滩水库

在东丁教书时，我们教师还是比较自由的，没有现在教师那么多限制，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经学校同意就可以带学生外出活动。我们班基本上成都周围许多地方都去了。这也得于我班的丰富的资源，有地方和部队的干部子弟，也有从事那时令人眼红职业的司机子弟。而且他们都非常乐意为学生户外活动出力，这也应该算是素质教育吧。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我请杜正义的父亲找车，杜父部队无法派车，请求132厂派车，但132厂不愿提供免费汽油，杜父又从部队为我们找了一大桶汽油，存放在学校行政办公室对面的教师活动室内。结果132厂临时需去机场接赴北京开会的代表，最后还是唱片厂的车送我们出去。由于唱片厂不需要油，那一大桶汽油中教师活动室内放了将近一年才用。现在想起真是令人后怕！教师中午晚上常在室内聊天，而旁边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巴军父亲那时应该是省军区装备处的处长，到都江堰去，他派了一位在彭德怀时全军大练兵时的驾驶能手。那时从成都到都江堰仅用了50分钟左右，一路超车，且大家还感觉汽车行驶十分平稳。

最难忘的还是到黑龙滩水库。两个年级的学生，我班的车是省军区的石班长，而汽车则是中印边境战中缴获的印度汽车。小石不认识路，去时跟在其它车后，没有问题。返程时，我们最先出发，但走了弯路。结果其他班的学生都回校了，我们还没有回来。学校大门挤满了家长，都在担心我们的安危。那时有没有电话，家长十分焦急！学校领导也不知所措。我们是在晚上翻过龙泉山回来的，记得当时天已经漆黑了。小石有发现汽车漏油，不时停下来修车。车至东虎街，我估计家长已经在等候了，即领着大家唱"日落西山红霞飞"，希望歌声可以提前告诉家长我们已平安回来。第二天，我受到陈惠的严重批评，"罗先达哦，罗先达，你没有当父亲，一点也不知道当家长的感受！"可以理解，陈的女儿于欣就在我们班上。

想想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学校组织学生外出活动受到多种限制。学生要外出，基本上依靠家长，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外出。没有条件的，只有呆在家里。即使跟家长一起外出，也缺少了与同学在一起的乐趣。谈何发展学生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交际能力。

　　补充一点，去人寿县黑龙滩看水库，开门考察“观光办学”。当时我们甚至还下到了水库大坝中央的一个秘密通道里面，里面有很多设备，让我们学生都非常兴奋，在黑龙潭水库上还乘船“游览”。但发生了一件事，印象很深，有一位女老师一只脚站在岸边，另一只脚踏在船轩上接泊同学们上船，结果船移动了一段，老师扑通掉到水里了，哦，我的天，大冬天的！很快我们几个，个子大的同学，把衣服脱下来，裤子脱了一部分给老师穿上，否则的话，老师真会被冻生病的，但如今想不起这位老师姓什么了，好惭愧！

　　学雷锋小组

"学雷锋"小组是在蔡世君老师（系刘勇 小学3/4年级时期班主任）担任班主任时组建的，后来能出名还得感谢当时担任学校的副校长的陈惠老师，即于辛同学的母亲。工作做的好，还要汇报材料写的好。我在同学们的总结材料基础上写出经验交流稿再经她修改润色，参加成都市学雷锋经验交流会。我记得应该是杨雅玲和尤燕捷同学去汇报的，汇报很成功。会后时任成都市市长的熊宇中在总结时大为赞赏！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市长的一句长江后浪推前浪使得各单位蜂拥而至，纷纷联系邀请（杨雅琳和尤燕捷）去他们单位交流。这些单位许多都是成都市的大单位，包括132厂，再就是德阳市的第二重型机械厂和东方电机厂。印象深的德阳之行。成都到德阳还没有现在的柏油马路，接我们的是一部吉普车。道路坎坷不平，吉普车上下颠簸。然而我们却又被待为上宾的受宠若惊。（午餐 五菜一汤）须知这两个厂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著名企业，二重的万吨水压机那时是中国的骄傲！

成都电视台（后来的川台）也专门现场拍摄了学雷锋小组的活动。记得是在督院街的一个小巷内帮助一位老红军。我们第一次在摄影镜头下，帮助老红军打扫房间，洗衣服，听老红军讲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