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闲笔：走进广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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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2026年元月15日，我才第一次走进广富林。其实前些年就有机会，我们在松江组织了几次退休回沪同事聚会，却各种原因我都没去成广富林。这次借淮北返沪人员春节团拜会在松江洞泾举办，我终于一遂心愿，走进广富林。 说起广富林，在上海人中知名度还是不小的，知道松江有个广富林，是上海远古考古遗址。但广富林的出土文物特征、与上海及江南其他考古遗址的关联、对于上海城市有什么意义？大多是知其名不知其事。我也是一个。

大巴行驶在初冬的沪郊公路上，四周早无沃野千畴，几乎城镇化了，但市郊没有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没有拥挤的人流、燥杂的喧哗，眼前有开阔晴朗的视野，使我产生出恍如走向亘古旷野的心境。 广富林遗址大门由两座仿汉阙阁组成，镌刻一副长联：

史开炎夏文震中州诗画雄吴门松郡烟岚多贤俊义憾河山忠凌日月五千年风雨热血一腔颂古今；

翠染九峰波环云梦莼鲈悔洛邑华亭景物慿品评衣被天下粮供京都六百里方圆域情两种冠中西。

这是九十一岁的浙江鄞州籍的高老夫子所书，大气磅礴，江南风韵，文笔俱佳，把我的思绪引向悠古疏朗的这方天地。

因为下午只有不到三小时的参观时间，我急匆匆地直奔遗址展示馆去，沿途看到些石础、石阶之类的，不知是出土的、还是仿制的，匆匆一瞥而过。唯有骨针广场上高耸的那枚骨针，让我印象深刻。“只要有恒心，铁杵（chu）磨成针”，李白小时候故事，让我记了几十年。这个启迪做事有恒心的道理，在远古时代却是生活现实。“人猿相揖别”，从树上下到地面的古人就少不了与石头打交道，从利用天然石块“燧火”、谋生的“旧石器时代”，到制作更便捷高效石头工具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化的一大步。而第一枚“骨针”的诞生，更是人类技能竞赛的第一件“桂冠”。

骨针广场后面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稻田，畴陌逾百，清风余香，几头黄牛正“耕作”其间，这儿是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站在这片最早的上海人生活劳作的土地上，每个“阿拉”大概都会产生旷古思悠情怀，“哦，上海之根！”

往前去，就是半沉入水面的遗址陈列馆了，是个很别致的展馆设计，令人视觉一亮。至于设计师的思路起于何处，我不了解，但站在这片古田和与展馆前，脑海里油然闪出的词语就是“沧海桑田”，“脱颖而出”。不是吗？上海就是由江海冲积而成的大地，上海是在江海之间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今日之世界魔都的。

上海地区来源于“冈身”成形。冲积平原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主要依赖于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沉积，其形成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一从大地起惊雷”，距今约6000-7000年前，上海地区早期基岩与古海岸形成，这时期，海平面上升趋缓，长江带来的泥沙开始在河口堆积，形成多条平行的贝壳沙堤（俗称“冈身”），如嘉定、松江、闵行一带的“外冈”“沙冈”等。这些沙堤标志着古海岸线以西地区逐渐成陆，以东仍为浅海、沼泽。

“往事越千年”，来到距今约2000-1000年时，长江主河道南移与东部快速淤积。长江主河道逐渐南移，泥沙主要向东南方向堆积。唐代以后，海岸线向东推进至今川沙、南汇一带，崇明岛开始露出水面。人类开始修建海塘（如唐代旧瀚海塘、宋代里护塘），加速围垦和土地固化。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宋代至今尤其是明清时期，长江泥沙持续淤积，海岸线向东推进速度加快（约每年数十米至百米）。明清时期修建更完善的海塘系统（如明代“钦公塘”），能保护成陆土地免受潮灾。崇明、长兴、横沙等河口沙洲逐渐合并或稳定，形成现代河口群岛格局。今浦东新区大部分陆地（如陆家嘴至外高桥）在近1000年内形成，南汇嘴地区（今临港地区）近500年才明显向海延伸。

经考，上海的古海岸线“冈身”其纵贯了现在上海的嘉定、青浦、松江、闵行、金山五个区。自常熟福山起，经太仓、嘉定方泰、上海马桥、奉贤新寺，直至金山漕泾一线及其以东，形成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 “冈身”由贝壳砂堤构成，比附近地面高出几米，走向略似弓形。东西最宽处达10里，最窄为4里，是古海岸线的沉积标志，也是上海滩逐渐成陆的有力佐证。 广富林、马桥、崧泽等上海早期人类遗址、都座落在冈身西侧，证明上海最早的人类活动是在“冈身”形成之后，即距今6000年左右。

走进陈列馆，这是一座空间很空旷的展厅，踩着玻璃罩下裸露出的5000年前的土地，幽幽的灯光，将我引入5000多年前的这片沼泽水乡，洪荒之中能聆听到先人劳作的铿锵、收获的欢笑。

与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广富林发现也是偶然的。1958年，广富林村的村民在疏通施家浜和辰山塘河道时发现一堆陶器碎片。1959年，上海市文保委在文物普查中获悉，经调查确定为重要古文化遗址。

1961年，在广富林小范围发掘了两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及其他遗址遗物，研究发现，这是上海最早发现良渚文化墓葬的两处遗址之一。

近30年来，上海加速了对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1999—2005年，上海博物馆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及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等文化遗存。2008年，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开掘面积8000平方米。2009年3—7月，因上海松江新城开发建设，在原划定的广富林遗址保护区东侧以外的民宅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700平方米。2010年4—12月，广富林遗址保护区西南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2012年2—8月，上海博物馆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考古队对广富林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14190平方米。 2006年，在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经专家论证正式确定“广富林文化”的命名。2013年3月5日，广富林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年来我几乎每天会收看央视十套的《探索发现》节目，知道了人类生活印迹会保留在土壤中，形成文化土壤层。而后人的印迹会覆盖早先的印迹，透过厚重土壤中能看出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

广富林遗址地处佘山附近，地势平坦，海拔2—3米左右，文化层主要分为三层，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层为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前1900-1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下层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前3200-前2300年）。

可见，广富林遗址是上海冈身形成后，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

厅中展陈了部分出土文物，基本都是陶罐，因为青铜时代尚未未到来。我是“文（物）盲”，对陶、瓷、青铜这些“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文物，无从细谈，感官上还是有欣赏的。这些陶器多是薄胎，形状也各具“风骚”。而考古断代，大多数都是依据这些文物来做出的，通过这些坛坛罐罐材质、工艺、造型、图形、纹饰，能看到鲜明的年代印记。

先了解一下几种江南“文化”的知识：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名。马家浜文化的出现代表着江南地区人类历史的正式启幕。环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从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开始，经历了崧泽文化，大约在距今5300年前进入良渚文化。因此，马家浜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之源”。

崧泽文化是广富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定居文化，距今约6000-5400年，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它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阶段之一。

良渚文化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以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遗址为代表而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东临海滨，西至茅山一带，北抵长江，南达杭州湾南岸。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00年，也有人认为起始年代可早至前3400年。

从上可见，江南地区的这几种文化依次衔接，中间跨度达3500多年，与如此宏伟的历史叙事来比，我们短暂的人生真是“沧海一粟”。

在距今5500年的崧泽文化晚期，广富林这里就开始有人居住，且延续至今历史脉络不曾中断。

那么，广富林遗址出土哪些文物？如何判断出它的文化来源与独创？广富林遗址主要出土文物有哪些？

“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鼎、瓢、豆、罐、杯、盆、壶、器盖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装饰有弦纹、刻划纹、长弧线三角与圆点纹等。

广富林出土陶器有：陶鼎（常见夹砂灰陶鼎足，如侧扁足、锥形足）；袋足陶鬶（guī）（良渚文化时期的带流酒器或水器）；印纹陶罐（商周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纹饰有雷纹、方格纹等）。

广富林文化层的“垂囊盉”（hé）、筒形杯等，具有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特征，反映南北文化交流。

石器有：石斧、石锛（bēn）、石犁、石镞（箭头）、耘田器等，体现农耕与狩猎活动。

玉器：只在良渚文化层出土小件玉饰，如玉璜、玉管等，但未发现大型高等级玉礼器。 遗存的重要发现有：

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柱洞、水井遗址，反映先民居址形态。

农业与生态遗存：水稻植硅体：证明稻作农业的存在。

动物骨骼：鹿、猪、鱼骨等，体现渔猎与家畜饲养。

铜器残片：有少量发现，显示可能进入早期金属使用阶段（与以后马桥文化的衔接）。 通过这些坛坛罐罐和遗址，考古学家为我们描述了广富林地区先民来历与生活。

广富林地区生活最早的先民，应属于距今5400年前的环太湖土著，广富林的良渚文化层的发掘表明了他们的生活经历。

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来自中原地区（约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及山东）的先民，从黄河流域一路向长江流域迁徙。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广富林一带，这块三面邻水的高爽之地，在这里定居、生存、繁衍，与本土的南方文明碰撞与融合。这个时期出土的陶器中的具有明显的北方风格，考古类型学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广富林文化的诸多器物在形态、工艺上与豫东王油坊类型高度一致，且与本地良渚文化传统截然不同，这说明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来自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相关族群。

广富林文化虽以外来因素为主，仍可见对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传统的吸收与改造。例如部分泥质陶罐沿袭良渚文化传统造型，却饰以与传统风格截然不同的方格纹，体现外来文化对本地器形的“改造”。同时，浙南闽北的几何印纹陶亦有少量出现，反映出南方文化的局部渗透。此外，对干栏建筑的功能革新、玉琮信仰的断裂与石镰的崛起，这些都书写了广富林地区文明更迭的物证。

这批北方来人是广富林这片土地上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的移民。“海纳百川”如今被明确是上海城市精神，那么广富林移民就是这部绵延四千年交响诗的史前序章。

参观广富林当天我发了条消息到朋友圈，一位老知青大姐幽默地做了回响：“这么说，我们去淮北平原插队落户也算是寻根咯，今天恰是我们入皖57周年。”哈哈，是很有趣，历史往往是轮回传递。

来了解一些上海地区的史前文化知识，其序列大致为：马家浜文化（约6000年前） → 崧泽文化（约5800-5300年前） → 良渚文化（约5300-4300年前） → 广富林文化（约4300-3900年前）。广富林文化直接继承良渚文化晚期。

广富林文化既保留了良渚文化的部分传统（如稻作农业、玉器工艺），又出现了北方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如陶器形制、墓葬习俗），体现了南北文化碰撞与融合。

广富林文化之后，上海地区进入马桥文化（约3900-3200年前），两者在时间上紧密衔接。马桥文化中可见广富林文化的某些延续因素（如石器类型），同时吸收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等元素，形成更复杂的文化面貌。

广富林文化到马桥文化的过渡，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反映了上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以及本地文化与中原夏商文明的互动。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址均分布于上海西部的冈身地带（古海岸线高地），说明先民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策略一脉相承。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共同奠定了上海地区在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圈的基础，其稻作经济、水网适应性等特点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

崧泽、广富林、马桥三大古文化共同形成上海文化的源头，“如果说崧泽文化是上海之源、广富林文化是上海之根，马桥文化就是上海之本。这三大古文化，好像是构成‘沪’字的三点水，缺一不可，共同创造了上海古文化的辉煌。”一位学者这样形象地做了比喻。这三大古文化的存在，表明上海参与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共建进程。

事后在网上查找阅读资料，明显补上我“走马观花”的不足。

走出陈列馆，我走进广富林展示馆，这里利用画塑场景声光，再现了广富林先人生活劳作的场面。

先民们在广富林的树林和湖泊周边修建房屋、铺平小路，他们组建家庭，相互协作，采摘果实、渔猎耕种、制作陶器、饲养家畜，在江涛声中迎接新生、在月光下送走亡者，漫长的轮回中，这支带来北方文明，在南方的水土中扎下根，渐渐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成了第一代的上海人。 站在广富林遗址上，我们自然会联想起上海地区最早的行政区域——古代华亭县，其核心区域大致相当于今上海市松江区，完全可以说，它是广富林先人落脚此地后，“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外来移民，辛勤耕耘，世代繁衍的结果。在唐代设立华亭县之前，其地长期分属于由拳县（后改嘉兴县）、海盐县、昆山县等，隶属吴郡（苏州），上海地区没有独立的行政单位。

“华亭”之名：最早见于史籍的是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名将陆逊因功被孙权封为“华亭侯”。县名源于当地的一座馆舍“华亭”（或说为陆逊的庄园）。唐诗人陆龟蒙（吴郡人，今苏州）笔下已有“华亭”风光。

唐天宝十年（751年），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特别是盐业和初期的海上贸易），唐朝政府析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昆山县南境，正式设立华亭县，隶属吴郡（后为苏州）。这是该地区独立建制的开端，县治设在今天的松江老城。

华亭县在宋代迎来重要发展，得益于吴淞江（苏州河）水系航运，华亭成为重要的港口和贸易节点。青龙镇（今青浦区境内）是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市舶司曾设于此。农业与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棉纺织业开始兴起（黄道婆革新纺棉技术传播于此），稻米、盐业持续发展。

至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上海镇诞生：在华亭县东北的吴淞江支流“上海浦”岸边，设立了上海镇。这个后来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地方，最初是华亭县下属的一个市镇。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因华亭县人口稠密、赋税丰厚，朝廷将其升为华亭府。次年（1278年），改名为松江府。府治仍设在华亭县。此时，华亭县成为松江府的附郭县（府治所在地）。上海镇也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从华亭县析出，与周边地区合并设立上海县，同属松江府管辖。从此，“松江”作为府级地名，地位开始超越“华亭”。

明代华亭县继续作为松江府的首县，经济文化达至鼎盛。同时出现文化高峰，成为全国文化重镇之一，以董其昌、陈继儒为首的“松江画派”、“云间书派”影响深远。科举鼎盛，进士辈出，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一尚书”之誉。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因华亭县地广人众、赋税难理，清政府析其西北部设立娄县，与华亭县同城而治，共享松江府城。形成“一府两县同治一城”的局面。

清雍正二年（1724年）：华亭县东部地区析出设立奉贤县。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废府州存县，松江府被撤销。华亭县与娄县合并，因府名更具代表性，取府名“松江”为县名，成立了松江县。至此，存在了1160年的“华亭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正式走入历史。

古代华亭县人文荟萃，著名人物包括：

陆机、陆云：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虽生于吴郡，但其家族封地、故宅均在华亭，陆机临刑前悲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使“华亭鹤唳”成为千古绝唱。

董其昌：明代后期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家、艺术理论家，华亭人，“松江画派”领袖。

徐阶：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阁首辅，华亭人。

陈继儒：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隐居华亭，名重一时。

夏完淳：明末抗清英雄、诗人，华亭人，就义时年仅17岁。

“江山代有才人出”，从广富林走来的先祖先辈，为大上海奠定了坚实的土壤与厚重的文化，广富林无愧为“上海之根”。

在广富林大面积发掘之前，上海有过不少考古地命名的文化遗址，如马桥、福泉山、崧泽、亭林等，但都没有广富林遗址的发现对上海历史追溯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富林遗址将上海文明史前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突破“开埠前无史”的认知：长期以来，上海被视为近代崛起的港口城市，历史多从唐代或元明时期说起。广富林遗址证明，早在约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上海地区已存在成熟的先民聚落，将上海有实物可考的人类活动史大幅前推。

同时也填补了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空白：遗址包含从良渚文化（约5300-4300年前）到广富林文化（约4300-3900年前）的连续层位，衔接了环太湖地区文明演化的关键阶段。

2．广富林遗址揭示上海作为“文明交汇地”的早期特征，提供了南北文化交融的证据：广富林文化层中既有北方黄河流域王油坊类型文化的特征（如陶器形制），又保留本地良渚文化传统，证明上海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枢纽。

还表现出海洋性与内陆文明的结合：出土的渔猎工具与稻作农业遗迹并存，奠定了上海兼有农耕文明与海洋开放性的基因。

3．改写长三角文明演进线路。广富林遗址考古成果被独立命名“广富林文化”，确定为长江下游一种独立考古学文化，彰显其在区域文明谱系中的独特性。

遗址展现了良渚文明衰落后，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形成新形态的进程，是良渚文化的延续，打破了长江下游文明“断层说”。

4. 实证上海地区持续的人类活动与适应力。遗址中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水井等遗迹，体现了先民应对湿地环境的智慧，呼应了上海后世“依水而兴”的发展逻辑。

遗址上层还包含周、汉、唐、宋等时期遗存，形成了近6000年的连续文化堆积，证明上海并非“突然兴起”，而是具有悠久的可持续发展历史。

文明的传递显然非常重要，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是一以贯之延续五千年，而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后都是改弦易辙，再造文化了。广富林遗址5000多年的文化延续性也是一种例证。

5. 为重塑上海的城市精神溯源，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这是魔都大上海最现实的“古为今用”，广富林体现的文化交融性，是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历史源头，为上海“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提供了深远的史实注脚。

因为还有集体活动，首次广富林之行匆匆结束了，我想，以后应该还会来，也许这里的展品比起之上海博物馆内琳琅满目藏品来，很不起眼，也许比起我们看过的“马踏飞燕”、“何尊”、“太阳鸟”、“金面具”这些享誉世界的国宝文物来，广富林文物很平淡，缺少精美外形与神奇传说。但透过这些坛坛罐罐的古拙，我们看到了隐含其中的创新的激情、包容的肚量、生存的能量。

广富林是“上海之根”，是上海从远古文明走到现代文明，发展成世界级大都市的第一步，因此是我们每个或在或曾在上海生活的人必须尊重的地方。

传承发展，既往开来，是我们每个上海人应有的态度与责任，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保持臻臻向上气质的基因。

初冬的上海，依然爽朗如秋，天高云淡。夕晖撒落在公路上，覆满两侧厂房、公馆的屋顶、墙面上，淡淡地涂了一层金粉，烨烨其辉。夕晖一定也超出了我的视线，披罩在更远的田畴、林野上。太阳鸟的翅膀正抖动，也曾与广富林先人遥相呼应过，“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5000多年的守时归望，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海桑田，春华秋实。

记住这片土地，上海之根——广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