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釆的文章

九釆

3、随母下乡

——迁籍归宗老屋聚首团圆

        故事梗概：亚平顶着冻雨取回土车子，浑身冻麻僵硬，连车把都几乎握不住，却咬牙撑着躲进灶角 —— 他怕母亲看见，再为孩儿添一分忧心。彼时，亚平随母亲响应 “侯王倡议” 迁籍归宗，一家人终于在板塘老屋聚首团圆，可这老屋的 “新奇”，却是满目破败：门缺窗漏、家徒四壁，床铺是临时拼凑的，茅厕更是土砖搭成的缸厕，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得在福叔家搭伙度日。十三岁的亚平，望着眼前的一切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扛起家事，这便是他顶着刺骨冻雨取车、甘愿默默忍受苦楚，初次扛起家计的缘由。

        1968年冬至的冻雨，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那份透心寒背的冷，是我生平以来最难熬的滋味。回到家，母亲一眼就看见我冻得通红的手指和湿透的衣裳，心疼得直蹙眉，上前攥住我的手急问：“亚平，冻坏了吧？” 我牙关打颤，上牙磕着下牙，却还是强装镇定地安慰她：“还好，不算太冷。” 说完便赶紧换下湿衣服，蹲在婶婶家的火炉边，双手拢着柴火。火舌舔着指尖，冻僵的骨头缝里一阵阵发麻，我却不敢喊疼 —— 怕母亲一抬头，看见我通红的手，又要掉眼泪。

我不想让她担心。

       一来是因为，1965年深秋，我刚上完小那会儿，从毛塘坝学校放学回家，遇上了瓢泼大雨。我学着同学的样子，把布鞋脱下来塞进书包，光脚往家跑。不过四里山路，到家时双脚早已冻得通红。母亲见了，眼泪差点掉下来，连我的脚都没来得及擦两下，就一把把我的脚揣进怀里，痛心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蠢伢子，何什要学别个打赤脚？山路石子多，剐了脚板心哪个管你？” 那股暖意从脚底一直漫到心口，至今想来，余温仍在。所以这冬至日挨了冻，我宁愿自己忍着，也不愿告诉她，免得她再为我揪心。

        二来是因为，看着昨日搬家的光景，我知道母亲一个人扛下了太多。我已经十三岁了，也该为她分担些什么了。

        昨日所谓的 “搬家”，其实是我们随母亲响应 “侯王倡议”，从散居农村学校的城镇小学教师户口，迁回老家板塘落户。那年头，“侯王倡议” 的风刮遍了全国的村村寨寨，母亲心里清楚，这一迁，我们的 “国家粮” 就彻底变成了 “农村粮”，往后吃饭，都要靠她教书换工分。

        那天是周末，天色和近来一样阴沉，只是没下雨。连续一个星期不见太阳，连人的心情都跟着发潮。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催我起床：“你石哥快到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回老家去。”

      母亲说的 “回老家”，就是搬家。屯下小学，是我们一家住了两年的地方。搬家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从记事起，就记不清搬过多少次学校，自然也没什么小伙伴来为我送行。

        说是搬家，全部家当也不过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袱，由母亲佝偻着背背着；六岁的正平垂着手，一步一挪地跟着，时不时踢一下路边的石子；三岁的少平骑在石哥肩头，手里攥着一根狗尾巴草晃来晃去，嘴里哼着不成调的《东方红》，一点都不晓得，我们要搬到一个连床都没有的地方。骑在大人脖子上，是那时孩子们最向往的 “骑高马”，石哥便把少平驮在肩头。石哥叫史石林，比我大四岁，是满满的儿子。我背着自己的旧书包，外加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裳的小布包，紧紧跟着母亲，脚步轻快，心里头竟藏着几分对 “新家” 的好奇。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一家就踏进了板塘的老屋。老父亲早已卧床不起，脸瘦得只剩一层皮，颧骨高高拱起。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我看着心里发酸，却不敢伸手去摸 —— 母亲说过，父亲的病要静养，不能碰。但老父亲的颧骨上，还是晕开一抹浅淡的红晕，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得的肺结核已到了肺穿孔的地步，从1966年病休开始，起初还能勉强走动，如今早已卧床不起，身子彻底垮了。这么些年来，这算是我们一家人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还没来得及坐下歇口气，婶婶就过来招呼我们去吃饭。婶婶早知道我们今天搬家回来，提前就做了准备。我们家原本有两位婶婶，此刻来叫我们的是大婶婶；满婶婶（石哥的母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这两年父亲病休回老家，虽说住在自己屋里，但一日三餐全靠大婶婶帮忙照料。这次婶婶不光来叫我们，还特意给父亲带来了饭菜。父亲依旧躺在床上，勉强撑着身子挪了挪，靠在床头的旧棉被上，接过婶婶端来的粗碗，独自慢慢吃着。

        湘潭人素来怕痨病传染，父亲的碗筷都是单独搁在灶屋角落，和我们的碗盏隔得老远，生怕沾了一点热气，就会把病传给我们。

        我们兄弟仨则跟着母亲，和福叔（大叔史福初）全家挤在他家的八仙桌上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福叔看着母亲，关切地说：“徐老师，你们刚从学校搬过来，屋里四壁空空，莫嫌气，往后就搭到我们屋里呷饭，省得你还要腾手做饭。” 我们谁都没说话，母亲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 她是个要强的人，这辈子从没跟人伸过手，如今却要带着我们仨，靠别人接济过日子。母亲轻轻点了点头。这是眼下最稳妥的办法 —— 母亲说，她从公办教师转成民办，每月的工资变成了工分，年底才能到队上来分粮。往后她要天天去向韶学校上课，来回要走好几里路，根本顾不上我们兄弟仨的三餐。

        就这样，我们兄弟仨跟着母亲，不声不响地成了下放户，正式变成了农村人。曾经人人羡慕的“国家粮”户口，就这般悄无声息地换成了农村户口；我们也彻底告别了在学校里由工友做饭、一日三餐都有热饭热菜的日子。即便如此，老父亲的脸上还是漾着欣慰的笑意。虽说从小就很少和父亲一起生活，但我也隐隐察觉到，这低矮的老屋里藏着不少难以言说的压力，像屋角的蛛网，密密麻麻地缠在每个人的心头。后来更懂事后我才明白，父亲的笑里，藏着多少对一家人团聚的渴盼，又藏着多少怕拖累我们的隐忍。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父亲的笑怪怪的，像含着一颗糖，甜里带着苦。后来才晓得，他是怕我们嫌他累赘，怕我们住不惯这破屋。

        从前住在学校，虽说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锅碗瓢盆、桌椅床铺总归一应俱全。可眼前的“新家”，却寒酸得让人心里一紧。父亲兄弟仨个，他是老大叫史志明，住的是祖屋留下的一担柴屋瓦屋的“正堂屋” 和两间正房。左右两边的“横屋”分给了福叔和满满 —— 湘潭人家的祖屋，向来是长兄住正，幼弟居侧，一点都不得乱。大叔史福初（大家都叫他福叔或福满）住左边，有一间横堂屋、一间转角屋，外加一间能放下两张床的卧房，还在横堂屋东边自己盖了厨房和猪栏；三叔史君秋是最小的，按老家习惯叫“满满”，也就是石哥的父亲，他家住西边，房屋格局和福叔家差不多，只是横堂屋后面紧挨着史新文家的墙，没法再加盖房子。

        我们家虽是正屋，却破败得不成样子：堂屋的后门早就没了踪影，双开的大门只剩孤零零的右边一扇，穿堂风直往屋里灌，扫过屋角的每一处。听福叔说，那扇门板是 1958 年防汛堵水时被大队拆走的，之后就再也没找回来。家里唯一一张放在堂屋的八仙桌，桌面破了个碗大的窟窿，底下朽坏的木头都露了出来；父亲睡在西边正房，那张老式五弯罩床，原本该有三道雕花木罩，内侧五块镜子上画着花鸟画，如今只剩一道歪歪斜斜的雕花镜框，还有两块镜子是破的，勉强立在床架上。父亲托福叔帮忙，请李木匠做了一张简易木板床，放在东边正房，特意没靠墙，尽量往里面放 —— 那就是我们兄弟仨挤着睡觉的地方。家里还添置了两口大缸：一口放在堂屋，装平日里的饮用水；另一口放在屋后，福叔用土砖砌了个简陋围挡，缸口搭了两块宽木板，就算是茅厕了。湘潭那时农村的茅厕，大多是这样的 “缸厕”，如今已基本见不到了。当然臭是臭点，却也是那时最能将就的法子。

       父亲先后住过二次医院，第一次是1965年住在湘潭县人民医院，第二次是住在江南机械厂职工医院。1966年后住到板塘卧床不起时，想了许多土办法解决生活问题，大便学着医院的方便用一个盆子里放几张草纸，每次请满满去倒掉，小便就用一根竹筒，连接到尿桶解决。父亲的日子虽然过得异常的艰难，见我们全家总算是团圆，当然是高兴的。

       面对这样一个家，母亲才让我先去满姑家，把满满家的土车子要回来，再去列家桥的严姑娭毑家买一车柴火。她知道这新家太冷，少平尿床的事只怕以后还会发生；而且往后我们在婶婶家吃饭，也该有所表示。母亲轻声嘱咐：“今年冬天格外冷，少平才满三岁，板塘又是风口，你做哥哥的，多担待些。”

       这，就是我那天顶着冻雨，也要去满姑家取土车子的缘由；也是我十三岁这年，第一次替母亲，扛起这个家的开始。

4、结伴买柴  父恩暖途亦藏少年伤痛（预告）

故事梗概：迁籍归宗板塘后，亚平遵母嘱托，结伴亚其哥去列家桥买柴，途中偶遇同窗牛伢子开拖拉机，平添几分少年欢喜。严姑娭毑念及亚平父亲当年的恩情，为二人装了满满一车硬柴，执意分文不收。谁知欢喜返程途中，土车子轴意外断裂，愁坏了两个少年。万幸有乡亲念及父恩主动借车，才顺利将柴火运回家，可谓一路欢乐一路愁。父亲得知后，叮嘱亚平务必登门道谢，可那片满含父恩的施善之地，却是亚平心底的伤心地。为何父亲撒下善念的地方，会成为儿子留存辛酸记忆的角落？这恩伤交织、福祸相依的过往，藏着少年成长里最真切的温暖与疼痛，读来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