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民间故事（九）

梦想

随着在外漂泊的年岁越长，就越容易思乡，就越容易理解身边长辈们年纪大了要回乡小住，就越能共情文人墨客们关于思乡的诗词文章。

久离乡村，再回故乡，已然物是人非。还在镇里生活的老年人居多，再有后来到镇里的就不认识了。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交通信息都方便了，但镇里的人气少了，以前的慢生活不再了，回到故乡倒显得不适应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情景，如今已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

数次想把思乡的感想诉诸笔端，落到纸上，都觉得还没有水到渠成，就暂时放下了念头。

近阶段这个念头又愈发强烈了，想想有些事也许并没有什么完全成熟，没有什么真正的瓜熟蒂落，既然想做那就开始吧。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越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越会思乡，越多地回忆在老家的过往。那么我就从过年系列开始逐步展开我的故乡往事吧。

我的故乡在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脚底下的地方，四季分明。每每到了12月份，镇民们就开始猫冬的生活了，也就逐步地拉开过大年的序幕了。

过年，作为华夏民族百姓的重要节日，我感觉在我的故乡，比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气氛更加浓烈，百姓更加重视。我小的时候，博克图镇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很少有电视机，甚至连书籍也不多。过年等民俗全是辈辈口口相传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说吉利话，避忌讳事，感觉一到过节就多了规矩。

有些习俗和仪式在孩子们的眼里有些神秘。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匮乏，但也就是因为物质匮乏，让人对于过年更加期待，更加重视。

因为过年了就可以穿新衣、吃好吃的、玩好玩的，镇里到处装扮的漂漂亮亮，花花绿绿的。一大家子人迎来送往，走街串巷地拜年，热热闹闹。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拼凑的“七天长假”的概念。

一到冬天镇里人就都猫冬了，学生也放假了，也没人在意城里人怎么过年。大秧歌扭起来，锣鼓喧天，热气氛燥起来，鞭炮齐鸣。

镇里的“年”要拖拖拉拉地持续到农历二月二。

过大年系列活动有杀年猪、做豆腐、蒸年糕、蒸豆包、煮肉、赶年集、贴春联等等。在接下来日子我就逐步讲一讲我印象中的过大年。

在我很小的时候，镇里每家每户的余粮还不是很多，每年喂养的年猪也不算太大，所以杀年猪的时间基本上都安排在进入农历腊月以后。

那时，杀年猪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每个自然镇里会有三两个杀猪匠，大家要提前排队预约。

然后，就会跟踪相关的工器具流转情况，比如：席子、案子甚至绑猪的麻绳，最好还有大称。

这些跟踪和取回任务一般会落到小孩的身上。

家里的女性长辈还会准备干白菜，把阴干的白菜取下来，去除杂质，拣选翠绿的白菜，用开水烫好，然后攥干成一团一团的备用。

还要准备灌猪血肠用的荞面、大蒜、香菜等原材料。

再有就是接猪血的大盆，放猪肉的筐等等。

等到了排号的日子，家里的小孩子要早早地出门去请人。请杀猪匠，请亲戚四邻。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去杀猪匠家要在大门口或怯生生或卯足了劲儿地喊着辈分称呼。

然后，说家里准备早饭了，大人让过来喊去家里吃早饭。

然后就是帮杀猪匠拿他的一套家把式，主要有梃杖及各类的刀具。

但一般太锋利的刀具杀猪匠都会自己拿，毕竟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让小孩子拿刀具还是有风险的。

请亲戚四邻是因为需要人帮忙，也要相互邀请吃杀猪宴。

早饭一般会偏简单，一般吃点面条之类的，午饭才是大餐。

家里的女性长辈和我们小孩子吃早饭都会很匆忙，因为先安排客人和男性长辈先吃，等他们吃好了，坐在一边喝茶水了，我们才能去吃饭。

同时，要准备烧一大铁锅的开水。

所以，给我们留下吃饭的时间会很少。等杀猪匠和帮忙的壮丁们喝了水，就准备抓猪了。

抓猪都会有些小插曲的，会成为镇里茶余饭后的谈笑内容。年猪重了，会笨拙一些，不好抬。

年猪轻了，会灵活一些，不好抓住，挣扎得厉害。每年都有被猪蹬倒，搞得狼狈的情况。也有猪没绑好腿脚，挣脱跑开的。

然后便有满院子，甚至满村子撵猪的戏剧场面了。

在猪圈里几个人费力把猪逮到，然后驱赶、押解到桌案旁。

然后把猪放倒、捆绑、称重然后就是宰杀。宰杀年猪过程还是比较血腥的，我一般不愿意去看。杀猪匠会指挥人配合接猪血，接猪血也是技术活，要有眼力见儿。站的方位选择不好可能会溅一身的血。

还有就是要不停地搅拌，不然血凝成块儿就不好了。会影响后边灌血肠的顺畅和血肠的口感。

等猪彻底不动了，为了好脱毛，杀猪匠会在猪一条后腿上切割小口，然后用梃杖（一根光圆钢筋，直径约为20mm，长2m左右。）从小口插进，让梃杖沿皮肉间插到猪的前腿和猪头部位。然后杀猪匠会用嘴向小口内吹气，直至猪整体“长大一圈”。

我每每看到这个环节，还是比较佩服杀猪匠的。一是他能扛得住猪的“体香”。

再是他有强大的肺活量，一口一口有节奏地把猪吹起来。接下来，前面准备的开水要烧好了，杀猪匠会用冷水兑合适水温，然后把肥猪下锅脱毛。

为防止锅沿刮花猪肉皮，不完美，污染到猪肉，锅里要铺席头，席头是用秫秸秆编织的。水温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太烫了猪皮会被烫发紫，猪肉不美观。

水不够烫又会影响脱毛的效率。控制水温全靠杀猪匠的手去测试、控制。脱毛完成，几个壮丁把猪搭出去，重新放在桌案上。

然后用洗衣粉、碱块涂抹，用粗糙的石头或砖块磨蹭，用温水冲洗。直到气味、附着物、绒毛等觉得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为止。

在打整清净的同时，小孩子会被安排和女性长辈一起收拾铁锅和灶台。那铁锅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到现在我一回忆起那个味道都还难以接受，每次我们小孩都是捏着鼻子去干的。

小孩子的任务主要是捞猪毛、晾猪毛、倒污水、清理泥巴。

总之，经过反复数次的清洗，铁锅和灶台终于恢复到可以接受的状态了。接下来铁锅就会烧水，等待后续的煮肉、煮血肠、炖杀猪菜。

要不怎么说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也就个把小时后，我就会忘记脱毛时的铁锅的不堪，

只看到香喷喷的血肠和杀猪菜了。在猪身被打整干净后，大家可以更多地分工了。有开膛的、清洗猪肠的、解体猪肉的、转送猪肉的、灌血肠的等等。

当然还有厨房里忙碌的，慢慢地厨房里就会传出来菜肴的香味了。其中的分工默契、协调，有条不紊。渐渐地，杀猪匠和“壮丁 ”可以洗手，喝茶，吸烟休整了。

灌血肠算是东北地区特色了，每家每户杀年猪时都会做尽量多。

也是亲朋好友迎来送往的礼物之一，有的可能会被带到祖国各地。当然，年猪越大，猪血和猪肠越多，就有条件做越多的血肠。灌血肠从接猪血到灌好，再到煮熟出锅还是有好多的工序。

当然手艺好的人主持操作是味道可口，获得大家称赞的保障。前面讲了，接血时要放入合适的荞面，热血时要不停地搅拌，不能出现结块的情况。后面加入新鲜猪肉、猪油沏融成的臊子汤，加入葱姜蒜等香料，大力搅拌均匀，形成血面芡子。

面芡子要和易性、流动性好，也不能太稀。其中，大蒜绝对是血肠味美的灵魂，大蒜分量放得合适与否，是血肠美味成败的关键。

灌血肠前，猪肠被分割成数段，这样方便灌、煮、食。那么系住肠头又是一个关键工序，我记事起的年岁是用手搓的细麻绳来系的，后来则有了现成的线绳。

灌得了的血肠就可以下锅了。锅里已经有了中午要待客的猪肝、骨头和肉了，相当于老汤。血肠放下去也不是完事大吉了，要一位有经验的人站在锅旁，拿着锥子守着，看准时机在血肠上扎上几下，主要是排气，免得煮爆了，那样就前功尽弃了。

好吧，一番操作过后，香喷喷的猪血肠就热乎乎地出锅了。这会儿就可以先分给辛苦了大半天的人品尝了。一是垫垫肚子，再者是分享新年猪的美味。辛苦喂养一年半载的猪，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它的价值了。中午的大餐里，还有两道我钟爱的菜肴，它们算得上是东北的特色名菜——杀猪菜和炝炒酸菜。

我始终觉得，杀年猪那天所做的杀猪菜和酸菜最为美味。

杀猪菜是用煮肉、煮血肠的油汤，加上五花肉、干白菜炖制而成。

通常，一户人家会炖上满满大半锅，在整个腊月里，这道菜会频繁出现在餐桌上，成为适口的下饭菜。吃不完的杀猪菜会被放在一个大盆里，每次盛出一份，加热透彻便可享用，既便捷又省事。

而且，这道菜越加热越绵软，味道也愈发醇厚。在东北的腊月里，无需担忧菜品保鲜的问题，闲置屋子的温度恰好适合储存一些菜肴。炝炒酸菜亦是如此，鲜嫩的五花肉搭配自家腌制的有机酸菜，那股香味令人垂涎。

这道菜，是我在外地食欲不振时心心念念的美味。好了，大餐烹制完毕，端上桌来，亲朋好友们分桌就座。大家开始分享一年来积累的收获与喜悦。能喝酒的和不能喝酒的都小酌了一些。

喝酒的方式有文喝和武喝之分。文喝，就是安静地你来我往互相敬酒；武喝，那可就热闹了，人们划拳、猜酒令、争执喝酒的事儿，形象地说，喝酒前他是敖汉的，喝酒后敖汉是他的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场畅快淋漓的杀猪宴便渐渐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杀年猪活动也随之告一段落。

当然，只要你的排名不算靠后，接下来的几天还得去其他人家充当“壮丁”，与亲朋好友一同分享杀年猪的喜悦，直到全村人家的杀年猪活动全部结束。

岔开来说一下，小孩子可以拿猪毛、猪苦胆换鞭炮来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小孩子的乐趣之一。小孩子还会把猪膀胱，俗称猪尿泡（sui pao）。

拿来打气当皮球耍上一半天。所以，每个年代、每个地区都拥有属于那个时代与地域的乐趣。我们追忆往昔，实则是渴望重拾美好的过往。

心安之处便是故乡，我们应珍惜并活在当下，切莫虚度此生。

在我们小时候，我们所在的镇里也就是（农村）物质条件比较差，冬天不像现在一样有丰富的蔬菜供应。

在腊月，有条件的人家都要做豆腐，豆腐可以丰富餐桌，是很不错的选择。做豆腐首先要泡发豆子，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把豆子磨成豆浆。

家里面条件好一些的，或者喜欢吃豆腐的就会泡的更多。

刚记事那会儿，家里在豆子泡发前还要把豆子破碎，一颗豆一分为二即可，然后把豆皮等杂质筛分出去。后来逐渐变为整豆直接泡发，不再破碎。

想想也许这样既节约了工时，又充分利用了豆子所有成分，算是一举两得。

做豆腐的豆子有选择黄豆的、有选择黑豆的、有选择青豆的，其中，用黄豆做出来的豆腐表观最漂亮，用黑豆做出来的豆腐就有一些黑乎乎的感觉了。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一个镇里共用一座磨房。到了腊月集中做豆腐的时候，大家就得抢着去排班。

排班磨豆腐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可谓不分昼夜、起早贪黑。大人们要把泡好的豆子挑到磨房去，那磨是用驴子拉的。磨好豆浆后，再挑回家，着实辛苦。

尤其是冬天雪后，路上结冰，行走极为不便。要是排班在晚上，沿着漆黑的村道把磨好的豆浆挑回家，等把豆腐做好，可能就到凌晨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如果排班在白天磨豆腐倒还好，既可以在磨坊里玩耍，也能在家里等着。可要是赶上晚上，那就惨了。

要么自己待在家里，忍受着漆黑的夜色，不敢入睡，在恐惧中漫长地等待大人回家；要么陪大人一起守在磨坊，直到磨完回家。有时候又饿又冷，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后来，电动磨豆腐机器逐渐普及。尽管依旧需要排队，但机器能够被抬到家中，这让在家中磨豆腐变得便利许多。

而且，磨豆腐的时间也基本安排在了白天。

每年腊月，左邻右舍会相互约定好做豆腐的日子。大家会挑选上好的大豆泡发，接着按排班顺序等待机器到家将大豆打成豆浆。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为了精准掌握排班信息，人们不得不花费时间“蹲守”。

有时，还得跟着打豆腐师傅到一两家，等别人打完后，再陪着师傅把机器抬回家。最初几年是人工抬机器，后来则改用手推车来运送。 由于农村电线布线预留功率较小，因此每次制作豆腐时都需专门连接闸刀。闸刀通常安装在靠近屋顶的墙上，每次接线都得爬上爬下，着实辛苦。机器调试完毕后，需将泡豆子的盆放置在机器旁。若豆子数量较多，则要分多次将泡好的豆子搬运至机器边。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浓郁的豆腥味弥漫在屋内。磨好的豆浆用盆或桶承接，随后倒入大水缸中，用烧开的沸水进行初步烫沏。初步冲烫可使豆浆升温，让蛋白质固化。此过程会产生大量泡沫，需用勺子将其舀出倒掉。

沏豆浆时，要边沏边搅拌。找一根笔直、修长且顺手的木棍，随着开水倒入，持续搅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用力搅动缸里的豆浆，先按一个方向搅拌，再反方向搅拌，反复多次，目的是将整缸豆浆搅匀，使其均匀受热，把泡沫搅到表面。接下来就要将沏烫好的豆浆过包，过包是将豆浆和豆渣分离的过程。过包一般要在大铁锅上架上几根方木或铁棍，在方木上放木质的蒸屉，要结实的蒸屉，要能保证三两个人按揉挤压时不至于压翻。

蒸屉的架放要尽量牢固，我是记得有人家出现过包按压过程中把蒸屉掉在锅里或把豆浆挤到锅外的，因此导致家人之间互相指责，全程闷闷不乐。如果是豆腐铺，则会在锅顶上吊个两块方木组成的十字吊架，在四个木架端头把纱布的四角吊起，这样可以不用两个人拉着纱布的四角。

挤压豆浆包则准备了专用的木夹板。这样可以节约劳力。普通人家不经常做豆腐则不会准备这么复杂。在蒸屉上放豆浆包，有条件的使用纱布，也有用细腻的面粉袋或者用编织袋的。

蒸屉两端各占一人，两人各持纱布两角，将纱布的四角提高，形成一个口袋状。反复地将滚烫的豆浆倒入纱布里，让细腻的豆浆流到锅里，留在豆包里的豆渣拧干，做成一团一团的，摆放户外晾晒，后面可以做酱咖啦，也可以犒劳牲口，做精料用。

如此反复操作，一水缸的豆浆起码要搞个二十多次，才能完成过包。过包是一个又痛苦又好玩的事，痛苦是因为豆浆滚烫，要不停配合两到三个人一起发力进行挤压，做到尽量把豆汁儿挤干。

滚烫的豆浆有些烫手，开始不知所措，不知从何处下手，慢慢地手适应了滚烫的温度，才能持久发力。不同的人则选择不同的姿势，小孩子个子矮，也要蹲在灶台上。大人个子高则可以站在灶台旁，但发力时都要探出半个身子在锅上，我总担心压翻蒸屉真个人掉在锅里。

在呼伦贝尔，小朋友的手冬天都会有开裂或长皴的情况，经过反复地浸泡，我总觉得有手上的皴融入豆浆的嫌疑。

过包完成后的豆浆，还要在铁锅内煮沸。虽然过包前的豆浆已经很烫了，但还没有完全熟透，需要用铁锅再加热煮沸。铁锅加热也是要耐性子的，太急了用硬火容易粘锅，用软火又很慢才能煮沸豆浆。豆浆在尚未完全达到沸点时，受热膨胀速度极快，会突然涌起，大量溢出到锅外，这般情形着实令人惋惜。对于极富仪式感、追求尽善尽美且崇尚节俭的农村家庭而言，这种现象是绝不被允许的。

因此，每当灶中的火燃烧到差不多的时候，富有经验的大人会守在锅旁倾听声音，或者打开锅盖观察豆浆的涌动状况。当判定豆浆即将沸腾时，他们便会揭开锅盖，手持大水瓢或者一个盆，在灶台边等候。一旦察觉豆浆即将冒锅，便会出现“扬汤止沸”的经典场景，需迅速舀起一瓢豆浆，高高扬起后倒回锅里，接着再舀起、再扬起，如此反复多次，待整锅豆浆彻底煮沸，就不会再冒锅了。 当满锅豆浆全开透了，美好而神奇的时候就要到了，那么会在锅边的位置出现油嫩嫩的豆浆皮。

有些大人会挑起来，挑到碗里，加上白糖，给小朋友们当零食吃。这时豆浆已经熟了，如果你喜欢喝鲜豆浆，就可以调制鲜豆浆了。当一次性磨的豆子比较多时，可能会分两个锅同时熬，两个灶同时添加柴火。对没有耐心的小朋友来说很是煎熬。

过段时间不见动静，就不停掀开锅盖查看，太频繁了要被大人训斥，因为太频繁了，则散失热量，会影响豆浆煮沸，真的是欲速则不达。待豆浆完全煮沸后，即可停火。待其稍作冷却，将熟透的豆浆舀回水缸。待豆浆进一步冷却后，便开启神奇的卤水点豆腐环节。用卤水点豆腐颇为考验手艺与耐心。

倘若卤水用量过多，点出的豆腐会发黄，质地硬邦邦，味道还偏苦涩；若卤水用量过少，则会造成豆浆的浪费，豆腐的产出量也会大幅减少。

由于卤水与豆蛋白的凝固需要一个过程，若急于求成，一次性加入过多卤水，便再无挽回的余地，只能徒留后悔，只能总结教训，来年记得少用些卤水。或许会为此懊恼上好几天，每次豆腐端上餐桌，遗憾的情绪便会涌上心头。

所以，点豆腐是一个急不得的过程，是一个考验人耐心的过程。当卤水下了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满缸的豆浆先成絮状，再慢慢结成一块一块的，最后形成豆腐脑状。适宜的卤水点出来的豆腐脑和汁水都显得青绿色。

如果卤水过多，汁水会显得是淡黄色。我们家喜欢吃嫩一点的豆腐，所以父亲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放卤水下去，有时会间隔十几二十分钟分批次加卤水进去。然后看缸里的汁水稍稍变黄，就不再用卤水了。这样可能会浪费一些豆浆，但也是一种保守的手段，能够保证豆腐的鲜嫩。等缸内的豆浆固化，静止一会儿，就要进入压豆腐的环节。压豆腐一般会安排在户外桌案上，放上一个盖薕，按照盖薕的外径用折子做成一个折子圈，把适量的豆腐脑舀出去，放在折子圈里边，边舀边搅拌，让豆腐脑均匀摊铺，觉得豆腐厚度差不多了，然后再在上边盖上盖薕，用水桶或石头压在上面，压出豆腐中间的大部分汁水，过个半个小时左右，豆腐就会压制成型。在压豆腐的过程中，有些人家喜欢本着不浪费资源的原则，把豆腐水拿来泡脚，我倒不太习惯，因为豆腐水有油脂，泡了的脚黏糊糊的，洗出来的袜子干了也是硬邦邦的。如今还剩最后一道工序——切豆腐。拿掉重物和盖薕，便能看到一大块白花花的豆腐。

为便于存放与食用，需将这一大块豆腐切成数小块。切豆腐时可随心所欲，也可规规矩矩。常规做法是先把周边形状不佳的部分切掉，将圆形的豆块逐渐切成方形，接着横竖慢慢切，切成大小相近的豆腐块。那些边边角角、不成形、外形稍差的豆腐可以提前食用；形状好、切得规整的则留存起来，留待日后食用。留存方式既可以速冻，也可以保鲜，一般能保存个把月。 至此，复杂而有序的做豆腐活动便圆满完成了。

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豆腐绝对算能在美食排名中排在前列。它既可以做成小葱拌豆腐，也能做成豆腐炖粉条；既能做成白菜炖冻豆腐，还能进行红烧；可以用来炖鱼，也能做成豆腐臊子等等。

蒸年糕，是故乡过大年传统风俗的一部分，不只是制作一种传统的食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腊月时节，屋外寒风呼啸，厨房里却升腾起一团团温暖的雾气，空气中弥漫着黄米面特有的香气。

通过蒸年糕，人们传递了对祖先的敬仰、对亲人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新年的期盼。

同时，蒸年糕也是一种团结和凝聚力的象征，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做年糕主要包含泡黄米、磨黄米面、蒸年糕这三个关键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至关重要，都会直接影响最终年糕的口感。

黄米是黍子脱壳后所得到的米粒，其颗粒比小米大，呈金黄色，粘性十足，常被呼伦贝尔人当作江米使用。挑选颗粒饱满的黄米，用清水浸泡一到两天，直至米粒能够轻松捏碎，如此磨出的面粉会更加细腻。把泡好的黄米沥干，用石碾或磨面机磨成细粉，过筛确保均匀，蒸出来的年糕才够松软。

我们小时候每个镇里都会有碾道（公用石碾磨面的房子），每到腊月，碾道就会忙碌起来。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全家出动，牵上毛驴，排班磨黄米面。

因为是公共的，年久了，没有密封的门窗，每当使用石碾前，要先清扫一道，再磨一些玉米碴子，这样能把石碾清理干净。玉米碴子就留作饲料了。磨黄米面要有一两个女性轮班跟在毛驴后边，围着石碾用萝筛收集面粉，然后到一旁的案台上筛分黄米面。

至此，黄米化作细软、金黄的粉末，散发着谷物最原始的芬芳。收集面粉的过程动作要快，整个磨面过程下来，人会有些晕头转向的感觉。在蒸年糕前还需准备蒸屉，蒸屉通常以木为龙骨，高粱秸秆为辅，巧妙制成圆形。

这种蒸屉透气性好，取材方便，便宜耐用。后来逐渐地被竹子、铝等材料代替了。

木头蒸屉需提前用清水浸泡十分钟，避免粘面粉，避免干裂。在加好水的锅里把木头蒸屉放好，灶里烧火，等水沸腾蒸屉也蒸热了，再在蒸屉撒上一层事先煮熟的豇豆或小红豆，一是防粘黏，二是增加年糕的美感。

然后就要开始撒面粉蒸年糕了。蒸年糕，第一层黄米面撒得均匀很重要，这直接决定了年糕的形状和口感。撒黄米面的时候，有的人用粗孔筛子均匀地撒在蒸屉里，有的人则用手一点点撒。撒面要匀，不能太厚，否则容易夹生。

也不能太薄，否则蒸出的年糕不够绵软。厚度大概一指厚，确保没有空隙。

因为蒸汽温度高，黄米面撒得薄，很快就会从白色变成黄色的年糕。然后一层层撒黄米面蒸熟，技术好的能蒸出30公分厚的年糕。

蒸年糕讲究的是耐心，火候不能太大，否则年糕会干硬。

也不能太小，否则蒸不熟。还要防止局部蒸汽不足导致夹生。

年糕蒸好，将其切成薄片，金黄透亮，仿佛凝结了阳光的温暖。辛劳的人们围坐在炕上，蘸着白糖，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满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老人讲，年糕谐音“年年高”，寓意着生活步步高升。

黄色像黄金，白色像白银，象征着财富和团圆。全家人一起吃年糕，寓意着和睦美满。

蒸好的年糕，除了当天品尝一顿新鲜的之外，其余的都摆放在大盖帘上，拿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冷冻。冷冻好的年糕会被放进室外的缸里封存起来，吃的时候随时拿出一些放到蒸屉上蒸一下，口感和刚蒸好时一样软糯香甜。

腊月蒸年糕是故乡的传统习俗，寓意着“年年高升”。黄白两色的年糕象征着金银，寄托着人们对生活越来越好的美好愿望。

 如今，尽管生活节奏忙碌，但故乡始终延续着腊月蒸年糕的传统。每当蒸笼里飘出那熟悉的味道，人们便知道，年的脚步近了，家的温暖也近了。

贴春联和贴年画是春节的传统习俗。

春联通常是对仗工整、寓意吉祥的一对句子，用红纸书写后张贴在门框两侧，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愿。

年画则多以吉祥图案和祝福语为主题，如“年年有余”“福寿双全”等，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氛围，还传递着吉祥如意的寓意。

贴春联这一传统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宋代便已极为盛行。

人们借助贴春联来抒发对新年的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与此同时，春联的书写与张贴也彰显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传承。

在我们的童年时光里，春联都是由镇里毛笔字写得漂亮的人帮忙代写，我的父亲便是我们镇里远近闻名的写对联能手。

那时，既没有现成的对联纸，更没有打印、装裱好的对联出售。需要代写对联的人家，通常会买好几大张红纸送到我家，并告知所需对联的数目。

有时候，父亲还会帮他们计算出具体的数量。

随后，父亲便着手折叠红纸、裁剪对联纸。

对联纸要根据不同的张贴位置，裁剪成不同的宽度和长度。

比如，大门口张贴的对联要宽一点、长一点，室内张贴的对联则相对窄一点、短一点。当然，横批纸也需要裁剪。

在镇里每家每户，只要是门都会贴上对联，不管是院门、入户门、房间门还是厢房门。

根据房间的功能不同，对联的内容也各不相同。还有牲畜的圈窝也都贴上六畜兴旺、肥猪满圈等。

水井边也贴上井泉兴旺。反正到处贴上对联或横批，一是增加喜庆的气氛，一是表达美好的祝愿。每当听到父亲裁纸时，裁纸刀划开纸张发出的嘶嘶声，我心里便会油然而生一种愉悦之感。接下来，父亲便会开始书写春联。用来写对联的墨汁，我记得最初是用墨块加水研磨成墨汁，后来则渐渐被各式各样的现成墨汁所替代。

虽说现成墨汁使用起来更加便捷，可在我看来，却少了研墨时的那份乐趣。父亲会把刚写好的对联摆放待春联上的墨迹风干，那时屋子里面就会飘荡着墨香味。待墨干后便将它们逐一卷起来，并标注好每家的名字。

等到有人前来取走，或者由我们化身“快递小哥”送货上门。

在写对联过程中，父亲还会向我讲述每道工序的细节，也会和我一同探讨对联的传承与精妙之处。

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兴趣。我家每年都会在除夕早上张贴春联、挂年画。

这里提一句，贴对联时要分清楚上下联的位置，对联本身仍遵循“右为上联”的原则。

即上联贴在面对门的右侧门框上，下联则贴在左侧门框上。

这一规则源于古代书写习惯，即竖排文字从右向左书写。

若对联有横批，横批的书写方向（从右向左或从左向右）可辅助判断上下联位置。传统横批多为从右向左书写，此时上联在右侧。那时张贴对联用的都是以面粉自制的浆糊，调制浆糊可是一门考验手艺的事情，要做到稀稠得当、搅拌均匀。

当然，我的母亲是调制浆糊的高手。

张贴春联时，全家人都会行动起来，自然少不了我这个“粉刷匠”。在北方冬天贴对联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涂在对联上的浆糊一到屋外就风干或冻上了，所以要浆糊不要水多，还有要端到屋外现涂到对联上。最后也分不清是粘上的还是冻上的。

幅面大的大门对联则要做个架子，直接挂上去。如果直接贴上去则还要拿上熨斗熨烫一下，保证浆糊不被冻成冰疙瘩。

否则要不到几天对联就会被吹飞了。那样就破坏了过年的喜庆气氛了。在一番进进出出的忙活之后，家里便贴满了春联和年画，花花绿绿，十分好看，节日的氛围也随之愈发浓烈。

等一切忙完，我们小伙伴们便会三五成群地走街串巷，欣赏每家的春联，再放放鞭炮，制造些声响，那时的我们全然感受不到天气的寒冷。

春节民俗传承、春联文化以及家风传承，共同铸就了中国春节文化的丰富内涵。

通过传承和发展这些传统习俗与文化，我们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新时代的家庭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呼伦贝尔的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凛冽，但这一点儿都挡不住我们放寒假的快乐。

我们镇前面有条河，名叫南大河，拒说这是雅鲁河的发源地。

这名字背后，还藏着一个长辈们口口相传的美好传说。

听老人们讲，当年乾隆皇帝出征打仗，行军到这一带时，士兵们个个渴得嗓子冒烟。

皇帝急了，接连派了两个士兵出去找水，可两人都空手而归。皇帝龙颜大怒，当场就把这两个士兵斩了。第三个士兵被派出去时，心里早就凉了半截，他找了大半天，连一滴水的影子都没见着。

往回走的路上，他心想反正也是一死，不如赌一把，回去就对皇上说水马上就来。等他跪在皇帝面前，硬着头皮抬手一指，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没过多久，他指的方向竟然真的涌出了一条河水。这条河，就被取名为“雅鲁河”。

一进冬天，雅鲁河的冰就冻得结结实实的，这可是我们小孩子的天然游乐场。只要太阳一出来，天气晴好，三五成群的小伙伴就揣着自己的冰车和冰锥，一路小跑往河边冲。

说到这冰车和冰锥，那可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属定制”。

冰车做起来特别简单，找几块家里不用的木板和方木，钉成一个小凳子的模样，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底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当滑轨。

冰锥更省事，要么是磨尖了的铁棍，要么是用粗铁丝弯的，能杵着冰面使劲就行。

那时候的家长，可没有现在这么宠孩子。能帮着钉几下木板，给找根铁丝，就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所以我们的冰车，个个都长得歪歪扭扭的，没有一个是“像样”的。

可你别小瞧这些自制的家伙什儿，它们承载了我们整个冬天的快乐。当然啦，我们滑冰可不只有坐冰车这一种玩法。

有时候大家会特意找块平整的冰面，你一脚我一脚地蹭，硬是蹭出一条光溜溜的冰道。

然后一个个站在冰道起点，卯足了劲往前滑，比谁滑得更远。

这时候最考验平衡感，稍不注意脚后跟就会失稳，整个人“啪”地一声重重摔在冰面上。

最危险的就是摔到后脑勺，我就有过一次惊险经历，当时摔得直接昏了过去，过了半天才悠悠转醒，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忍不住三番两次地往河边跑，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又执着。

冰面之上热闹非凡，冰面之下也藏着不少新鲜事。有时候我们会趴在冰面上，透过那些透明的冰碴子，看底下的河水慢悠悠地流动，阳光照下来，冰面下还会泛着亮晶晶的光。

偶尔还能碰到镇里的羊倌来凿冰，冰凿下去的瞬间，底下的水会“咕嘟咕嘟”冒上来，在冰面上积起一小片水洼。这样就可以让羊群来喝水了。还有些胆子大的小伙伴，还会用手抄网在冰窟窿里捞鱼，运气好的时候还真能捞上几条柳根鱼。

如今我们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冬天也很少能回去，自然也就再没体会过在冰面上肆意滑行的快乐。

偶尔冬季回去，特意到河湾转转，却发现河面窄得可怜，能冻住的冰面更是零星破碎，再也没有我们小时候那样宽阔、平整的冰场了。听家乡的人说，这些年不仅气候常年干旱少雨，整个河流流域也没有统一的行政调度，上游经常随意截流，水都被拦在了上游，等到了下游，河道早就干涸了。

就这样，河水断流成了常事，河里的鱼没了踪影，冬天的冰面也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现在的小朋友，也少了很多我们当年那种亲近大自然、在冰面上撒欢的乐趣。现在想想，雅鲁河传说，那些歪歪扭扭的冰车，那些冻得通红的小脸蛋，还有冰面上的阵阵笑声，以及那些又惊险又有趣的小插曲，都是我们呼伦贝尔孩子最珍贵的寒假记忆。

简单的快乐，却能记一辈子。

我们还小的时候，寒假时最盼的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雪一下，整个世界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房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溜子，院子里的雪能没过脚脖子，这可就到了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游戏机，更别说电脑和平板了。我们的乐趣全在田野里、大自然里，所以一到下雪天，一个个都只想往户外跑。

我们很少堆雪人，总觉得费心思，没啥意思，不如打雪仗热闹，更不如漫山遍野带上家里的狗撵野兔来得过瘾。

只要雪一停，太阳露出点笑脸，我们就开始呼朋引伴。

喊上三五成群的小伙伴，把家里的狗牵上，就浩浩荡荡地往镇外的山野里冲。

我们手里有的拿着木棍，有的啥也不带，就跟着家里的狗一路狂奔。边跑边喊，一是撒欢，一是为了惊动野兔。

野兔是狡猾的。它不会傻乎乎地一直往前跑，眼看被追上了，要么突然一个急刹车，要么就围着一棵树或者一个土坡转圈圈，把我们和狗都绕得晕头转向。

我们只能顺着雪地上那串小小的脚印追，可家里的田园犬没经过专业训练，速度和捕猎的意识都差着点意思。

有时候追着追着，狗一旦脱离了主人的视线，立马就没了跑的劲头，掉头就往回窜，乖乖回到主人身边摇尾巴。

所以啊，靠狗撵到兔子的情况少之又少。往往得靠我们自己的经验，要么在野兔固定循环跑的路线上提前蹲守，要么就拼了命地追，把野兔撵得肺都快炸了、跑不动累倒在地，才能把它捉住。

这时候，年纪大一点、有经验的小伙伴，或者偶尔陪我们一起的大人，就会露一手——他们会提前在野兔固定经过的羊肠小道上设上兔套。

他们会根据野兔的脚印，和野兔休息把雪融化等情况判断野兔的逃跑路线和状态。

这些不起眼的小机关，可比我们瞎跑乱追管用多了，大大增加了捕获野兔的几率。

这一通疯跑下来，鞋帮子早就灌进了雪，脚冻得冰凉不说，鞋子也湿透了，走起路来黏糊糊的特别难受。

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会心情沮丧，毕竟在我们心里，撵野兔的乐趣早就盖过了一身的疲劳和寒冷。回到家里大人也不会过多责备。

跑累了，我们就往雪地里一坐，互相扔两把雪，闹上一阵。家里的狗也会凑过来，用舌头舔舔我们冻得通红的手，或者在雪地里打个滚，抖落一身的雪沫子。

阳光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山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笑声和狗叫声。

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环境的破坏，野兔的数量一度变得很少。好在这些年环境一步步恢复过来了，我听老家的人说，不光是野兔，山里的不少野生动物都慢慢多了起来，又能看到它们在林间雪地里穿梭的身影了。

现在镇里的年轻人都带着孩子搬到城里去了，小朋友越来越少了。

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回家乡看看。他们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当年在雪地里狂奔撵兔、打雪仗的快乐，在故乡的冬天野外，也再也听不到那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狗狗追着野兔时兴奋的叫声了。

现在想想，那些在雪地里狂奔的日子，那些跟着狗撵野兔的快乐，是冬天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没有高科技的玩具，却有着大自然赋予的最纯粹的快乐，那种快乐，简单又难忘。

在我儿时呼伦贝尔的冬天，实在没有什么太好的活动，捕鸟、掏鸟便成了那会儿有趣的乐子之一。

更何况还能烤上几只鸟肉打打牙祭，解解嘴馋，所以这捕鸟掏鸟的经历，就深深刻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

掏鸟都是晚上行动。出发前，大人会叮嘱我们，跟在后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以免惊动鸟儿。

我们小手紧紧攥着布袋子，大气都不敢出。

一行人摸黑往柴火堆或房檐下走，大人在前头蹑手蹑脚，脚步压得极低，我们跟在后面，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脚尖先落地，再慢慢放下脚跟，生怕踩断一根树枝发出声响。到了地方，大人会拿着手电筒，猫着腰，一点点沿着柴堆的缝隙或者房檐的边缘慢慢挪动。

手电筒的光柱被压得很低，在黑暗中缓缓扫过，专找那些麻雀扎堆的窝点。

一旦光柱里出现几只缩成一团的麻雀，大人立刻把光柱定在麻雀的眼睛上——强光一照，麻雀瞬间就懵了，呆在原地。

这时候，大人的另一只手就会顺着光柱的方向，轻轻伸进草窝或柴缝里，动作又快又准，一抓就是两三只。

热乎乎的小肉球在大人手里挣扎，偶尔发出几声细弱的啾鸣，我们在远处看得眼睛发亮，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那时候的鸟是真多，尤其是下过大雪之后，田野里白茫茫一片，连点草籽都找不到，麻雀、沙半鸡这些小家伙，就一窝蜂地往镇里钻。

它们可不光是偷晒在院子里的谷粒，还会扎堆跑到猪圈、鸡窝旁边，跟家里的猪啊鸡啊抢食吃。

猪食槽、鸡食盆一摆出来，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一群，扑腾着翅膀抢得欢，大人看见了就得驱赶。

为了防着这些鸟，大人们可是费尽了心思。粮食堆旁边会插几根绑着破布条的棍子，风一吹布条晃悠，能吓走一部分麻雀；猪食槽、鸡食盆边上，有时候还会挂个小铃铛，鸟一落上去铃铛响，大人听见了就能出来赶。

可这些法子都治标不治本，鸟群还是天天来，搞得大人们又气又无奈，也难怪后来掏鸟、捕鸟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愧疚感——在那个粮食金贵的年代，这些鸟可真算不上什么“朋友”。

有时候运气好，一晚上能掏个十来只麻雀。到家之后，大人把麻雀往灶坑旁边的炭火里一埋，过不了多久鸟肉就烤好了。

烤鸟肉、分鸟肉的活儿，总落在妈妈身上。等炭火把麻雀烤得外皮焦黑，妈妈就会小心地把它们扒拉出来，蹲在灶门口，一点一点撕去烧焦的外皮和细碎的骨头。

她总是把最肥的大腿肉、最嫩的胸脯肉，仔细地摘下来，递到我们兄弟姐妹手里，嘴里还念叨着“慢点吃，别烫着”。

我们几个孩子早就馋得直咽口水，抓着肉就往嘴里塞，连骨头缝里的碎肉都要啃得干干净净。

可妈妈呢，从来不舍得吃一口完整的肉，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吃，脸上笑盈盈的。

偶尔我们让她也尝尝，她才会捏起一块带着胸脯骨头的碎肉，放在嘴里慢慢嚼，还说“妈不爱吃这个，你们吃就好”。

现在想想，哪里是不爱吃啊，那是她把仅有的一点荤腥，都留给了我们这些孩子。

等我上了学，课本里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写的雪地捕鸟，可把我给看入迷了。原来捕鸟还能这么文雅！

我们也学着书里的样子，在下雪后，找个开阔的雪窝子，用小木棍支起一个罗筛，筛子底下撒点谷粒，木棍上拴一根长绳子。我牵着绳子躲在远处的柴垛后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筛子。

别说，还真成功过几回，看着麻雀钻进去吃谷粒，猛地一拉绳子，罗筛“啪”地扣下来，里面的小雀扑腾着逃不出去，那股子成就感，比掏鸟还让人开心。

可这法子太磨人耐心了！蹲在雪地里，冷风嗖嗖地往脖子里灌，有时候等半天也没一只麻雀来，好不容易等来一只，还没等拉绳子，它就扑腾着飞跑了。

往往捕个一两次，我就坐不住了，把罗筛一扔，又跑去跟小伙伴打雪仗了，哪有那闲心跟麻雀耗着。后来镇里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粘网，一张网支在麻雀常去的地方，它们飞着飞着就被粘住了，越挣扎粘得越牢。

有时候运气好，粘网还能粘到一两只野鸽子，那可算是意外之喜了。那时候觉得这法子真厉害，可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再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大步向前。

镇里的房子再也不是用茅草、秸秆盖的了，红砖瓦房整整齐齐，房檐下再也见不到麻雀的草窝，柴火堆也少了踪影。晚上的娱乐活动更是多了去了，大人小孩守着电视看连续剧，年轻人捧着手机刷视频，谁还愿意大冷天跑出去掏鸟啊。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保护动物的认知越来越高，终于明白麻雀、野鸽子这些小生灵，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再把它们当成“害人精”。

于是，冬天里捕鸟、掏鸟的场景，渐渐就消失在了岁月里。

现在回忆起当时捕鸟的乐趣，还有灶坑里那一点点野味的焦香，依旧是回味无穷。

但最让我心头一暖的，还是妈妈蹲在灶门口，给我们摘鸟肉的模样。她那双被柴火熏得发黑、被寒风冻得发红的手，总能精准地挑出最香最嫩的肉，递到我们手里，而自己却只啃点碎骨残肉。

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妈妈是多么伟大，母爱是多么深沉。让人有点感慨的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再也没有了我们小时候那种撒欢儿跑、贴近自然的乐趣。

他们的童年里，少了雪地里支罗筛的等待，少了手电筒光柱下的惊喜，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平板、手机、游戏机，成了他们最常伴的“伙伴”。

他们或许能在屏幕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鸟类，却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当年手里攥着热乎乎麻雀时的那种心跳，也闻不到灶火里烤出的那股带着烟火气的香。

更不会有一个妈妈，蹲在灶门口摘鸟肉，投喂”小馋猫”。

这或许就是时代的变迁吧。

我们的童年藏在呼伦贝尔的风雪里，藏在妈妈温暖的笑容里，而现在孩子的童年，闪烁在电子屏幕的光影中。

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记忆罢了。而那些关于冬天、关于捕鸟、关于焦香野味，还有关于妈妈的回忆，会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为那段岁月最温暖、最珍贵的印记。

我们刚读小学那阵，故乡的冬天雪下得比较大。

一场雪过后，老家的大院子里积起厚厚的雪，白天大人们没空细收拾，就把雪归拢成一个个大雪堆。

放个半天一天，雪堆就冻结成一堆了，硬邦邦的。

在镇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院里的雪堆得时间长，迟迟不往外清，就会被人说“不勤快”。

爷爷和爸爸最看重这个，一般雪停后不多久，就会琢磨着把雪清出去。

而且把雪堆到院外的田地里，等春天化冻时，雪水渗进土里，还能起到保墒的作用，为来年的庄稼攒下好墒情。

有天晚上，月亮格外的圆。父亲说今晚月光好，正好把院里的雪清出去，省得明天化冻结冰打滑。

姑姑也在旁边应和，我们仨就推着平板车开始推雪。

父亲和姑姑拿铁锹往车里装，我用扫把跟在后面归拢碎雪。

天寒地冻的，手冻得通红，可心里头挺新奇——那会儿家里的电灯不咋亮，昏昏黄黄的，哪有这月光亮堂。

那时候也没电视、没手机，晚上除了看书背书，没啥别的乐子。正干着活，姑姑提议我把学期学的课文背一段。

我立马来了精神，手里加劲儿，就开背：“人、口、手，上、中、下，……”

一口气背完看图识字，又接着背《大小多少》：“这边只有几只鸡，那边鸡多，鹅也多。”

最后，还背诵了雷锋背奶奶过河的课文，刚念到“有人问他：‘这是你的奶奶吗？”

姑姑就跟着我一起朗声接了下去，她的声音比我稳，字正腔圆的，听着特别亲切。

姑姑其实特别爱读书，也肯下功夫，可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兄妹又多，根本供不起她继续读下去，最后只读到中学就辍了学。

但她从来没断过对学习的喜欢，总爱跟我们这些小辈聊课本里的事，也总爱听我们背书。

父亲和姑姑一边装车一边跟着背，时不时笑两声。

一车装满，我们仨就一起推着往院外的田里走，卸了雪再回来装。就这样一趟又一趟，推了好几车，才终于把雪都清干净。

歇息的空档，我抬头看天，月亮皎洁得像块大玉盘，满天的星星亮得扎眼，一颗挨着一颗，连银河都看得清清楚楚。

多少年过去了，我早记不清那天有没有烧热水洗漱，有没有泡冻得发僵的脚，又是怎么挨着枕头入睡的。

可雪夜里的月光、人推的毛驴车、还有和姑姑一起朗声背书的画面，却像刻在心上一样，怎么也忘不掉。

后来我读书、工作，一步步离开了家乡。如今在大城市里，冬天没有呼伦贝尔那样的厚雪，夜里更难见到那么皎洁的月光，那么光亮的满天繁星。

最难得的是，现在每次见到姑姑，我们还会提起这段往事。她笑着说我那时候背书声音又大又脆，我笑着记起她跟着我一起念课文的模样。

那些简单又温暖的时光，就这样在一次次回忆里，变得越发亲切感人。

在那个粮食金贵得能数粒吃的年代，每一口吃食都得精打细算。

过年了人们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会准备一些猪肉、羊肉和鸡肉等。

为了让这些年肉吃得更香、更实在，老辈人琢磨出了一些育肥的好法子，给要屠宰的猪、羊、鸡开小灶，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收获。

其中育肥鸡有个办法叫做站鸡（或栈鸡）。

站鸡，专挑当年的几只大公鸡，选好了鸡，拎进堂屋，找个靠墙角的旮旯用土坯搭个小窝，要么摆个旧鸡笼，要么简单用秫秸编个小围栏，这就是站鸡的“专属住处”。

平日里家里的鸡都是散养的，一群鸡在后院刨食、溜达，叽叽喳喳的，小朋友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可站鸡不一样，它们是堂屋里的“特殊客”，待遇更是天差地别。

平日里，散养鸡吃的都是糠麸、野菜，顶多拌点碎玉米，能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可到了腊月，站鸡的饭食直接升级——每天都是纯纯的粮食饭，小米粥的米汤、晒干的玉米碴。

单独养着，既怕别的鸡抢食，也能让它们少活动、多长肉。

堂屋里多了两只站鸡，家里一下子多了不少热闹。白天，它们时不时会“咯咯咯”地叫上几声，声音在堂屋里回荡，比后院的鸡叫更清晰，更有年的气息。

到了清晨，天刚蒙蒙亮，公鸡的打鸣声准时响起，不用出门就能听见，比家里的闹钟还准。这可把家里的小朋友乐坏了。

每天一闲下来，就蹲在站鸡的窝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看它们低头啄食时脖子一伸一缩的样子，觉得新鲜又稀奇。

有时候，小朋友还会偷偷摸出几粒米，悄悄递到公鸡嘴边，看着它们小心翼翼地啄走，心里美滋滋的。日子一天天过，站鸡在堂屋里待久了，小朋友们早就不把它们当成“过年的菜”，反倒当成了贴身的小宠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看站鸡有没有吃饱；晚上睡觉前，还要扒着鸡笼跟它们说上几句悄悄话。

就连站鸡打鸣的声音，都听出了专属的熟悉感。

可腊月的日子越走越近，年的脚步也越来越响，小朋友心里的欢喜里，也悄悄藏了一丝不安。他们隐约知道，这些被精心伺候的站鸡，终究是为了过年那道盘中菜。

终于到了年根底下的某一天，大人一声不响地把站鸡从堂屋拎走了。

堂屋墙角的鸡笼、鸡窝拆了。小朋友望着空荡荡的角落，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酸酸的。

明明知道这是过年的规矩，明明等着吃喷香的炖公鸡，可真到了这一刻，心里的那点舍不得，还是占了上风。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粮食再也不是稀罕物，养鸡也不用再半年糠菜半年粮。腊月里再也没有人特意把公鸡放进堂屋，给它们开小灶当站鸡了。

可每当想起小时候，堂屋角落里那两只被精养着的站鸡，想起它们打鸣的声音，想起自己偷偷喂米的小快乐，想起年后那个空荡荡的角落和心里酸酸的滋味，就觉得那才是呼伦贝尔腊月里最踏实的年味儿。

那味儿里，有粮食的香，有等待的甜，有一家人的团圆，还有一家人对新年最朴素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