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优游忘忧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重要、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俗称“过年”。

　　春节，张灯结彩、辞旧迎新，是家人团聚、欢庆愉快的日子，也是每个人期盼等待的日子。小时候，盼过年，有肉吃，有新衣穿，有压岁钱。长大了，盼过年，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吃一碗妈妈包的饺子。老了，盼过年，依门等待出门在外的子女早点回家，吃顿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年夜饭。

　　在人生旅途中，有不少人失去了回家过年与亲人相聚的机会。父母在时，我有两次没有回家与父母相聚过年。

　　第一次，上大学时，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停课闹革命。我在合肥红卫兵总部（驻明教寺）担任编写、刻印传单的宣传工作。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上午，合肥G派造反组织（工总司）冲开明教寺厚重的大门，捣毁了P派保守组织。随后，我回到了学校，在班级造反派将我戴上纸糊的高帽与一位反穿棉袄的女同学游校后，又勒令我在校写检查，不准回家过年。就这样，我在学校过了一个彷徨、苦闷、伤感、没有年味的春节，既吃不到父母做的可口饭菜，也得不到亲人的关爱。我孤独地漫步在美丽空旷的校园里，没有了往日“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的喧噪声，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变成一缕风，穿过千山万水，轻轻落在父母窗前，吻一吻双亲鬓角的白发。然而我只能默默咽下“思念”的苦涩，在心中祈祷、轻轻呼喊“我好想念你们”！

　　年三十的晚上，我和六九届的一位“同类项”凑合了一顿晚餐。我第一次喝了酒……。之后的几天，应该是我走亲访友、向长辈拜年、讨要压岁钱的幸福时刻，然而，我却在冷冰冰的宿舍里连续写下了三份检查，标题是《向毛主席请罪 向真理投降》……

　　第二次，知青期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大学毕业和三位同学一起分到舒城县舒茶公社东风大队尖担岑岭生产队插队当农民，与来自上海、合肥、淮南的学生一起过上了“知青”生活。转眼，一九六九年春节就要到了，我和其他知青一样，想家了，特别想回家过年和父母团聚。就在这时，公社召开了知青会议，要求留下来，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插队小组的同学们积极响应公社号召，并向全公社知青发出倡议，“不回家，在生产队过年”。

　　春节期间，我们组织并参加宣传队，大唱革命歌曲，大跳“忠”字舞。年三十晚，我们邀请老贫农忆苦思甜，一起吃“忆苦饭”，与贫下中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为此，舒茶公社通讯组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的《新皖西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在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过春节是最大的幸福》……

　　顺带说一次回家过年的细节。

在舒城县工作期间，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一般都安排在春节。有一年，由于工作的原因，除夕那天的上午我才从工作的龙河口区乘车到县城转车去合肥，准备转乘下午的客车回和县。人算不如天算，每天下午只有一班合肥到和县的客车因除夕人少提前开走了。当时交通不像如今，我只能买到去含山的车票，到了含山已是下午四时，客车进站后车站就关门了。大街上没有车行驶，没有人行走，全都在家准备除夕盛宴。含山县城离我家（孙堡）48里路，我没有办法只能决定步行回家。我身边带的大包小包约有二三十斤重，全是凭票或托人购买的烟、酒、糖、肉等紧俏年货，这可累了我了。一路走来，空旷的四野，笔直的大路，沉重的大包小包，但絲毫也没有挡住我回家的决心。有趣的是，离开含山不久，沿途村庄就陆续放起了鞭炮，像是欢迎我的归来又欢送我的离去，除夕盛宴的鞭炮声持续了一二个钟头，在这种家家团聚吃年饭的喜庆气氛中，我兴奋地加快了步伐，渴望早点回到家中。到了10点多钟，在父母、妻子的惊叹声中，我内衣湿漉、身心疲惫，终于回到了温馨的家中……

有识之士曰：“世间最温暖的归宿，永远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