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与遮蔽：《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沉浮

庐陵茶人阿鹏

黄昏时分，从书架深处取出那套泛黄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尖轻抚封面，仿佛能触碰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位学者的体温与心跳。刘大杰——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史的星河中，如一颗曾经璀璨却被云雾遮蔽的星辰，他的光芒穿透时间的尘埃，至今仍照耀着后来者的道路。

1938年，当烽火连天、山河破碎之时，三十四岁的刘大杰开始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那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出版了八十六部，他却决心“后出转精”。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自信！在自序中，他坦言这项工作是“艰难而危险”的，艰难在于年代久远、材料复杂；危险在于如何避免“不应有的偏袒或谴责”。

刘大杰的视野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深受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便是叙述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他将文学视为活生生的有机体，既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又闪耀着作家个性的光芒。这种视野的广度，使他能够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讲到林泰辅等日本、欧美学者的研究，又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成就延伸到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分期理论。＇

刘大杰有着自己的核心文学史观，这就是文学是社会情感与思想的载体，文学发展受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影响，人们应重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淑世功能。刘大杰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国朗松的文学史方法论、丹纳《艺术哲学》与进化论、佛里契《艺术社会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及国内前辈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影响。他特别钟情浪漫主义诗歌，强调作家个性与自由。

当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固守经学或纯文学的范围时，刘大杰却大胆地将文学与社会、宗教、政治联系在一起。他分析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时，不仅看到文人的参与，更关注商业资本、“繁荣的社会经济与富饶的大都市”的作用。在他笔下，元大都的戏场如同“今日之上海”，是“全世界最富最繁荣的国际都市”。这种将文学置于广阔社会经济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无疑是超前而独特的。

然而，刘大杰最动人的，是他对文学中自由精神的礼赞。他认为魏晋文学“完全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充分地表现一种超然的神秘的浪漫情绪”。他笔下的盛唐诗人“眼里没有皇帝王公，没有礼法名教，唯一的中心，便是个人的放纵与自由”。李白更被他誉为“当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学的总代表”，而“狂”字则成为“勇于破坏、追求自由的浪漫精神的最高表现”。

这些文字中跃动着的，是一颗向往自由、崇尚个性的灵魂。在民族危亡、集体主义高涨的年代，刘大杰却坚持为文学的个体性、为作家的精神自由而歌唱。这种坚守，注定了他的文学史将走上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1949年，当《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终于出版时，中国已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要求新的文学史观，刘大杰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修订之路。

1957年12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刘大杰在《新序》中表示，自己“早就计划，想把这部书重写一遍”。他增加了新的史料，吸收了胡厚宣、谭其骧、赵景深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微妙的改动：初版中大量引用的胡适论述被删去；屈原从一位诗人变成了具有“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的伟大诗人；“唯美文学的兴起”被改为“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

这些修改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刘大杰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的苦心却未能得到承认。195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纂了《〈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集结了数十篇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指责他的著作体现“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不理解“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表现“人性论”以及“评价标准的错误”。

翻开这本批判集，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标题令人窒息：《错误在哪里？》《胡适文学史观的再现》《阶级论还是人性论？》《批判刘大杰先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观点》。在这些批判者眼中，刘大杰对李白“狂”字的赞美、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时代的文学精神完全相同”的评价，都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面对批判，刘大杰曾做过“通盘的深刻检查”。然而在文艺气氛稍微宽松时，他却又忍不住发出自己的声音。1959年，他撰文《文学的主流及其它》，对当时盛行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之说表示不能苟同，认为这种公式“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在《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中，他更明确表示：“谈论它们的特色，除思想内容外，还要注意民族形式，只是单单地提出民间创作、文人创作，单单提出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看起来似乎很新，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些言论引发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念贻、乔象钟、刘世德、徐子余等学者的反驳，双方在《文学评论》上展开了激烈论争。刘大杰的回应中虽然承认自己的书有缺点，却更多表达的是“内心并不服气”。

1962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次修订本出版。这次修订幅度较大，初版中大量引用的西方学者论述几乎被删削殆尽。然而，与当时通行的几种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相比，刘著的个人色彩仍然显著，“在体系完整、论述深刻及文笔华丽诸方面，也显然有优胜之处”。

此时，值得另外提及的一件事，是1965年5月20日，毛泽东南来上海，通知单独接见刘大杰教授。领袖与教授，老乡会老乡。乡情乡音，谈笑古今。文坛掌故，点评前人。据他事后言，说史论文，晤对近四小时。这是刘大杰一生引以为莫大的幸事，那是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金灿灿的光环！

但当时间来到1970年代，此时的学术出版“几乎成了沙漠”。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竟然还能再出新版。1973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1976年8月，第二册出版。这两册书构成了刘著的第四版，也是最后一个版本。

对比1962年版，这些修改中处处可见时代的烙印：论述中加入“这一切都显示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立场和观点”，将“后代的历史家”改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1976年版专论唐代文学的部分，更是“完全彻底的改写”，篇幅从218页增加到512页。

今日客观分析，这一版“是迫于时事，受委托而新著”，其中“附会时政，随处皆有痕迹，即改变先前对士人及其儒学立场的客观评价，处处体现尊法贬儒的笔触”。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写作条件下，刘大杰仍展现出对唐代文学“所有大小作家，以及正统与通俗文学的全方位观照与评价”。当时还没有一部唐代文学专著有如此完整的论述。

1977年11月26日，刘大杰逝世。次年，他去世后却再次遭到批判，这次批判主要针对1976年版。命运的讽刺莫过于此：一位学者终其一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著作，试图跟上时代的步伐，却始终难以摆脱被批判的命运。他的文学史，如同他的人生，成为时代变革中的一个缩影。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者。1979年，当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文学史课上寻找教材时，老师建议他们去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称其为“各种文学史里最有个性的”。而此时距离这部书的初版已近四十年。

1983年，刘大杰逝世六年后，教育部重印《中国文学发展史》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这部历经坎坷的著作，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至今，它依然“润泽广大学人”。

为何这部个人写作的文学史能够穿越时间的考验？或许答案就在它的“个性”之中。刘大杰在自序中毫不掩饰地使用“我”字：“我在写这本书时”“正是我这工作成绩的苦痛的说明”。这种对“我”之个体的张扬，“在后来的文学史里，几乎看不到”。他的文字充满才情与温度，论李白时说：“李白的一生是最平凡的，也是最不平凡的……所谓最平凡的，他一生没有做过一点正经事；所谓最不平凡的，他是什么事也做过，什么生活也尝过”。这种生动鲜活的评述，让千年之前的诗人仿佛就站在读者面前。

刘大杰的文学史观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启发性。他强调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关联，这种关注在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得到了回响。复旦中文系至今仍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唐代以前”“唐宋时期”“元明清”三阶段划分来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这部著作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学教育的血脉之中。

读者们的评价或许最能说明这部书的生命力。有人赞叹：“能把如此悠久的中国文学历史写得如此广博又连贯，评述的酣畅淋漓又有实有据”。有人感慨：“读完后，历史的脉络十分清晰，常有酣畅淋漓、醍醐灌顶之感”。也有人客观指出其不足：“因主观思维影响对部分文学价值稍有轻视”“后期明清文学介绍稍显力乏”。这些评价共同勾勒出一部经典著作的真实面貌——它不完美，却因其独特性而弥足珍贵。

面对厚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身影。刘大杰的人生与著作，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学者应如何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又应如何应对时代的变迁？

刘大杰的选择是复杂的。他不断修订自己的著作，试图与时代对话，却又不愿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个性。这种努力使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批判者眼中，他不够“进步”；在后人眼中，他的修订本又失去了初版的锋芒。然而，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他和他的著作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不可绕过的坐标。

从1939年到1976年，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跨越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它的四个版本，如同四枚时间的胶囊，封存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氛围与学术取向。初版的自由奔放，1957年版的谨慎调整，1962年版的学术坚守，1970年代版的时政烙印——这些不同面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共同构成了一部学术与时代关系的生动教科书。

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部文学史著作，更是在阅读一个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中的精神历程。他的挣扎、妥协、坚持与追求，都化为墨迹，留在了那些泛黄的书页上。

将《中国文学发展史》轻轻放回书架，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这部著作的命运，提醒我们学术的珍贵与脆弱，自由的重要与艰难。刘大杰用他一生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文学的壮丽长卷，同时也用他的经历，为我们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

墨香穿越遮蔽，文字胜过刀剑。真正的学术，或许就如刘大杰所钟爱的李白诗歌那样，终究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洗尽时代的尘埃，显露出永恒的价值。这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及其作者的沉浮命运，将永远提醒后来者，在学术的道路上，既要有与时俱进的智慧，更要有坚守真理的勇气。这或许就是刘大杰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